《商业周刊》杂志在每逢双数年的10月底这一期刊载MBA项目排名，然后将这些排名观点发表在同时出版发行的书中。这本书名为《商业周刊最佳商学院指南》。该指南在对商学院为之服务的两个基本“消费者”进行调查之后，排出前30所顶尖商学院。这两个基本“消费者”是参加学校学习的学生和雇用这些学校毕业生的雇主。对每所学校，《商业周刊》依据学生和雇主的看法分数总和进行排列。除此之外，它还通过审查商学院教授在商业杂志上发表文章的多少程度来考虑商学院的“学术资本”。每一所学校的排名建立在一个综合分数的基础上：学生和雇主的意见各占45％(共90％)，人力资本占10％。
这种方式的优点：很显然，我们应当了解商学院主要服务的两类消费对象，即这所学校所培训的学生和雇用这些学生的雇主，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些学校的。学生对教学质量、学术氛围、职业服务等看法是完全与这些排名相关的。同样地，如果你试图判断哪所学校学位的有用程度的话，一个潜在的雇主对一所特定学校的质量和其毕业生的重视程度是很重要的。
这种方式的局限性：《商业周刊》在最近的调查中已经对其排名方法进行了很大的改变。最大的变化就是它包括了“学术资本”这一项。例如，两个学校金融系之间的学术上的争鸣。但是这种方法有两个问题。第一，这种衡量“学术资本”的方法是有问题的。举个例子来说，当审查主要的专业杂志的文章中，竟然以文章长短来打分!(谁也不清楚为什么有些人希望商业学者能够写长文章)第二点更为重要，《商业周刊》的排名原则是以学校学生和雇主的意见为主，他不看学校的录取率、GMAT平均分数和学生的其他数据，只是考虑雇主的意见，并认为雇主的排名融合了所有的数据。所以， 《商业周刊》不会因为包括了雇主的意见和GMAT平均分来重复考虑GMAT数据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学术资本”这一项也应当适用，一个由著名金融教授教过的学生应当是一个更好的毕业生，而且雇主也应当这样看，并且评分也会很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商业周刊》重复评估了“学术资本”这一项，原因并不清楚。
请记住，对学生和雇主的调查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受潜在误导因素的影响。如，对学生的调查结果很容易出现偏差。假如你是一所老牌顶尖商学院的学生，而你知道你的就业选择和薪金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你的学校的排名位置，你难道不会在每一个调查选项中，将你的学校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从而增加你未来的就业机会吗?另一个潜在的误导与选择考入不同学校的学生的特性有关。那些上哈佛的学生可能都是极顶尖的，总是要求最好的，他们加盟哈佛是期望每一位教授和每一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如果他们在一门课中不能获得最著名的和最适合教学的教授，他们将会非常失望。而那些在身处于美国中部玉米地带以朴实无华著称的小城布鲁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求学的学生，就会有非常不同的、而且是非常理智的期望值。所以由这样完全不同的学生群体进行的排名，不太可能有直接的可比性。 对雇主的调查也面临着同样的潜在问题。雇主向哈佛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的毕业生所提供的招聘职位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而且，雇主对来自这两所学校的毕业生的期望值差异也会非常大。他们可能会付给哈佛毕业生150，000美元的年薪，并希望这些哈佛的MBA迅速就能够在某个领域独挡一面，但他们可能只付给印第安纳大学的毕业生80，000美元的年薪，并只希望这些毕业生能成为公司坚实的基石和贡献者，这些印第安纳大学毕业的MBA需要两倍于哈佛毕业生的时间才能获得提升。那么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雇主所做的排名确实具有可比性吗?
另一个问题是选择哪些雇主作为调查对象。如，人们可能有很强的调查大雇主的倾向，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MBA毕业生为较小的公司，特别是高技术创业公司所雇用。同样地，调查过程中也可能有公司没有回复，这也会造成偏差(未来的企业家大部分都在毕业时没有被雇佣，因为他们那时正忙着建立自己的企业或者加以运作)。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商业周刊》还可能作错误的调查问题。在调查中，他们希望知道雇主是否对于他们在一个MBA项目进行招聘的过程满意。如果雇主不满意的话，也不问原因，直接把“不”字放到项目的评价中去，即使不满意的原因是雇主不能雇佣到他们非常希望的学生。另外，雇主无法吸引学生还会影响学校的排名，即使这是雇主的问题。
最后一点，与其关注学生们因为个人私利而对自己学校的评价，还不如仔细看看最好的申请人申请并且就读于哪所学校。例如，在被哈佛、凯洛格、斯坦福和沃顿录取的学生中，有多少人选择斯坦福?切实的选择才是学生们对不同学校看法的最可靠的指标。
这种方式的优点：很显然，我们应当了解商学院主要服务的两类消费对象，即这所学校所培训的学生和雇用这些学生的雇主，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些学校的。学生对教学质量、学术氛围、职业服务等看法是完全与这些排名相关的。同样地，如果你试图判断哪所学校学位的有用程度的话，一个潜在的雇主对一所特定学校的质量和其毕业生的重视程度是很重要的。
这种方式的局限性：《商业周刊》在最近的调查中已经对其排名方法进行了很大的改变。最大的变化就是它包括了“学术资本”这一项。例如，两个学校金融系之间的学术上的争鸣。但是这种方法有两个问题。第一，这种衡量“学术资本”的方法是有问题的。举个例子来说，当审查主要的专业杂志的文章中，竟然以文章长短来打分!(谁也不清楚为什么有些人希望商业学者能够写长文章)第二点更为重要，《商业周刊》的排名原则是以学校学生和雇主的意见为主，他不看学校的录取率、GMAT平均分数和学生的其他数据，只是考虑雇主的意见，并认为雇主的排名融合了所有的数据。所以， 《商业周刊》不会因为包括了雇主的意见和GMAT平均分来重复考虑GMAT数据的重要性。但是对于“学术资本”这一项也应当适用，一个由著名金融教授教过的学生应当是一个更好的毕业生，而且雇主也应当这样看，并且评分也会很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商业周刊》重复评估了“学术资本”这一项，原因并不清楚。
请记住，对学生和雇主的调查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受潜在误导因素的影响。如，对学生的调查结果很容易出现偏差。假如你是一所老牌顶尖商学院的学生，而你知道你的就业选择和薪金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赖于你的学校的排名位置，你难道不会在每一个调查选项中，将你的学校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从而增加你未来的就业机会吗?另一个潜在的误导与选择考入不同学校的学生的特性有关。那些上哈佛的学生可能都是极顶尖的，总是要求最好的，他们加盟哈佛是期望每一位教授和每一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如果他们在一门课中不能获得最著名的和最适合教学的教授，他们将会非常失望。而那些在身处于美国中部玉米地带以朴实无华著称的小城布鲁明顿的印第安纳大学求学的学生，就会有非常不同的、而且是非常理智的期望值。所以由这样完全不同的学生群体进行的排名，不太可能有直接的可比性。 对雇主的调查也面临着同样的潜在问题。雇主向哈佛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的毕业生所提供的招聘职位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而且，雇主对来自这两所学校的毕业生的期望值差异也会非常大。他们可能会付给哈佛毕业生150，000美元的年薪，并希望这些哈佛的MBA迅速就能够在某个领域独挡一面，但他们可能只付给印第安纳大学的毕业生80，000美元的年薪，并只希望这些毕业生能成为公司坚实的基石和贡献者，这些印第安纳大学毕业的MBA需要两倍于哈佛毕业生的时间才能获得提升。那么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雇主所做的排名确实具有可比性吗?
另一个问题是选择哪些雇主作为调查对象。如，人们可能有很强的调查大雇主的倾向，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MBA毕业生为较小的公司，特别是高技术创业公司所雇用。同样地，调查过程中也可能有公司没有回复，这也会造成偏差(未来的企业家大部分都在毕业时没有被雇佣，因为他们那时正忙着建立自己的企业或者加以运作)。
除了这些问题之外，《商业周刊》还可能作错误的调查问题。在调查中，他们希望知道雇主是否对于他们在一个MBA项目进行招聘的过程满意。如果雇主不满意的话，也不问原因，直接把“不”字放到项目的评价中去，即使不满意的原因是雇主不能雇佣到他们非常希望的学生。另外，雇主无法吸引学生还会影响学校的排名，即使这是雇主的问题。
最后一点，与其关注学生们因为个人私利而对自己学校的评价，还不如仔细看看最好的申请人申请并且就读于哪所学校。例如，在被哈佛、凯洛格、斯坦福和沃顿录取的学生中，有多少人选择斯坦福?切实的选择才是学生们对不同学校看法的最可靠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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