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已经就工商管理硕士(MBA)问题说过和写过很多。但很少有人从亲身经历的角度和一个过来人的角度来说这个问题。如果时光倒退到18年前，我想国内的学子们是很少知道MBA这个含意的。正因为如此，我想在此对我曾亲历过的MBA作一个简单的回顾。 我对MBA的认识，在我上大学的年代可以说是零。我是改革开放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从农村插队考进高等院校的77级的大学生。由于以前比较喜欢文学，我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专业。大学四年光阴，完全沉醉在文学梦和诗人梦里面，对经商或商业是完全不屑一顾的。然而，大学毕业后，被挑选去了经贸部，来到了北京，开始接触到了中国商务真正的实际。在经贸部工作期间，正是中国对外开放的初期阶段，各种国际商务和管理的知识都非常缺乏，我参与了一些中国企业对外经济合作的业务，包括同世界银行、亚行、联合国成员机构和国际跨国公司的合作，深深感觉到自己商务管理知识的缺乏。我深刻地意识到，中国对外改革开放，一定要靠经济兴国，工商兴国，管理兴国。当时正处在改革开放大潮之中，处在中国经济和工商巨变的前夜，我敏锐地看到工商管理是当时中国最需要的。于是，我便下定决心一定要去学习工商管理，而在当时，惟一能学现代工商管理的地方，就是国外。
自1978年中国政府派遣和允许中国公民到海外留学至今已有24周年了。24年来，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一批又一批的莘莘学子，走向世界，迄今累计已近50万人。仅此一段时间内有如此多的人出国留学，其规模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前所未有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中国人不只属于中国，同时也属于世界。
中国留学生已学成回国效力者也蔚为大观，到目前为止，回国者近20万人。这些人如今已成为中国各行业中奋发突进的一支生力军，同时也成了中国更好地与世界接轨并沟通中国与世界的桥梁。早期出国的中国留学生，大都是学习理工科和自然科学的。随着学文科的学生也开始逐渐增多，特别是近些年来出国学习工商管理的人数增多，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国内对工商管理和企业文化通才的重视。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今后的时代，也许就是一个管理通才的时代。中国的腾飞需要千千万万个精通管理的通才和企业家。中国经历了数千年的小农经济社会，在观念上，轻视商业在社会中的重要性，认为经济和管理并非崇高的事业。这种落后的传统观念不仅阻碍着中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也是我们人文精神上的一种失落与悲哀。
出国学习工商管理，是我参加工作以后越来越强烈的愿望。它是一桩先锋的事业，也是一桩光荣而有前途的事业。而当时，工商管理硕士(MBA)在国内还是一个非常少见的字眼。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国际间的人才交往和流动将会越来越普遍，而中国将需要更多知识化、国际化的新型现代人才。这一点我在赴加拿大留学前夕已有相当成熟的思考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毅然选择出国留学这条道路的直接原因。当时去加拿大还没有直航飞机，不像今天，加航每天都有两班飞机从北京和上海直飞加拿大。我先是搭乘中国民航飞机飞越太平洋到旧金山，再横跨北美大陆到纽约，然后再从纽约转机到多伦多，这才来到以美丽著称的枫叶之国。
初到北美，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节奏一下子快了许多。一切都是那么高效率地运转着，就连出租车的速度也比国内快得多。人们忙忙碌碌都在干自己的事，很少看见游手好闲者。再有就是所谓的“文化冲击”(CultureShock)。这从我一下飞机，开始自己料理自己的一切时就强烈地感受到了。
在国内时“组织”是真正的，甚至是惟一的主体。个人不须多费脑筋，凡事找组织，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似乎缺了组织，每天就不知干什么了。人们从小就很少有自我的感觉。如果自我意识太强，不仅会被别人视为异类，而且自己也会有寸步难行的孤立感。人人都是公家的人，都是集体中的一颗螺丝钉。在这样的环境和传统中成长，对一个人真正的成熟和把握自己的命运是十分不利的。
来国外学MBA，第一课要学的就是在陌生的环境中怎样管理好自己。
在国外一切都得靠你自己。“组织”一下没有了。开始时我不免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我的大脑意识到了我的自由，但我的身心尚不足以承受这种自由。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一切得从零开始，我必须迅速改变自己，否则很难立足。出国之前，我已在国内生活了20多年，自然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当一个人在一种单一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生活久了之后，会对周围的很多事习以为常，而不觉得有质疑和探寻的必要。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你甚至会认为人生下来就应该是这样的。然而，到了北美，你会突然发现你原来的许多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与这边的完全不同。你会感觉到双方在文化上和观念上的巨大差异；你会惊讶：同在一个太阳下面，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双方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却是如此不同！
在国外的留学生涯因人而异，有人很快如鱼得水，有人却始终压力重重。这取决于一个人各方面的素质和适应能力，也取决于他对艰难环境的承受能力。这种艰难往往不全是物质上的，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到了一个新的国家，新的环境，举目无亲，以前家庭、社会和朋友的联系和支持都显得那么遥远。这是一场比意志、比毅力、比承受能力的较量，与其说要战胜周围的环境，不如说首先要战胜自己。
后来我听说过不少留学生在国外自杀的事件，包括在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两名中国博士生自杀的事件。这两位留学生，一位是来自湖南的电脑博士生谢童，另一位是生化博士生杨舸，都是本专业的优秀人才。他们一个在所租房屋内割颈身亡，另一个在试验室里喝硫酸自杀，死因自然并不单一，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不耐无归属感的折磨。这种无归属感若和生活的压力结合在一起，就更可怕了，而后者同样普遍存在。包括一些学有所成的中国留学生或学者，在找不到工作时也只有依附学术机构打杂，甚至去当廉价劳工，博士生洗碗的事早已不是新闻。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连进入当地一般社会都谈不上，更不用说进入主流社会了。
对上述种种留学生活的艰辛和压力，应该说我是有相当思想准备的。我的想法说来简单：当年那么艰苦的农村插队生活，18岁的我尚且能够承受，那么，今天的我在思想、意志、经验诸多方面较之18岁时早已成熟得无可比拟，难道会惧怕“洋插队”的挑战不成？！
作为一个留学生到国外，我认为他或她必须首先要适应国外的节奏，其次就是在观念上尽快适应当地的生活。
我在加拿大上过MBA课程的有两所商学院，一所是温莎大学商学院，一所是西安大略大学的毅伟商学院。温莎大学商学院提供了读MBA的奖学金和一个助研的资助，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了。毅伟商学院的MBA课程则是在全加拿大最好的，也是国际上最好的商学院之一。后来我在毅伟商学院直接读了工商管理博士研究生。
来到大学的第一件事照例是注册、报名。加拿大的大学由于留学生人数多，报名通常都安排在学校大厅或运动馆里进行。一切都像流水作业一般，分门别类、秩序井然。在加拿大，研究生可以跨专业申读，也可以由本科生不经硕士阶段直接申请读博士生；学生开学可以选不同科目的课，试听后数周内可以改换科目或专业。即使交了一学期学费，如两周内发现不太满意，也可以退还。
根据我在加拿大读MBA的切身体会，我觉得MBA所注重的，是培养一种全面的、能文能武的，既善于理论、又注重实践的管理通才。MBA之所以吃香和流行，正基于社会和市场对这种人才的需求。MBA的人才概念不仅是指个人素质，也包括知识，特别是涉及到管理一个企业全方位运作的方方面面。一个局限于某一方面知识的人是很难胜任现代化管理的。MBA所重视的，乃是某种全方位才华的培训。
《我在东西方的奋斗——从MBA到外交官、新华商》一书出版后，我收到了全国各地许多读者的来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关心MBA教育的，也提出了很多问题。因此，在这里我也想多谈一点MBA教育。我曾应邀为国内许多高等学院做过讲座，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些年来国内的MBA在迅速地发展，而且有大量的优秀青年投身到接受这一教育中来。2000年我在中国厦门’98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做完讲演后，好几个青年涌了上来，都表示看了我的书，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一个是在戴尔电脑公司工作，已经准备去国外读MBA；一个是在当地工作，但现在已到清华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合办的金融MBA班就读。我还作为嘉宾参加了该届MBA的开学典礼。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现任院长赵纯均在开学典礼上作了精彩的发言。赵院长是我当年在加拿大读博士时的母校西安大略大学进修的校友。清华经管学院前副院长、现中国会计学院副院长陈小悦，当年也在毅伟商学院进修过。
MBA教学给人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它的案例教学。我在加拿大读MBA和工商管理博士时，深感案例教学是活学活教最生动的体现，尤其是在西安大略大学的毅伟商学院。该商学院是全球10佳商学院之一。美国《华尔街日报》2001年4月30日在调查了1600多家公司招聘负责人后所发表的一份调查评比报告中，将毅伟商学院评为全世界除美国本土外排名第一的商学院。我觉得毅伟商学院十分重视同企业的关系，我在该院就读时，学院还专门兴建了一座大楼，命名为加拿大国家管理研究和培训中心，其目的就是请北美的企业高级经理和CEO一类的人物到学院做进修或做专题讲演，使在校的学生能见到许多活生生的例子，聆听到来自商海第一线的实践经验。此外，给我印象深刻的，还有许多商学院的教授都有企业的经验，他们或担任企业的常年顾问，或是董事会的成员，或以企业命名。如当年教过我的包铭心(PaulBeamish)教授，现在就被命名为北电网络教授(NortelNetworkProfessor)。他现在还是毅伟商学院的副院长、毅伟亚洲中心的主任。几年前毅伟商学院在香港和毅伟的MBA校友、香港新世界集团总裁一起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设立了毅伟商学院亚洲分院，培养亚太地区的在职和未来的企业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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