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大佬“高考”：李开复收到哈佛拒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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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开复：哥伦比亚大学更符合自己性格


　　1978年年底到1979年年初，我已经是一个十一年级的美国高中生。这意味着，我将迈出人生至关重要的一步，申请大学。SAT成绩出来了，虽然数学考了满分800分，但是英文我考得非常不理想，只有550分，这离哈佛的平均录取分数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我并没有死心，在那段时间里，我全心全意地准备自己的申请材料。因为在美国，入学申请中包括SAT成绩和社会履历等综合考量因素。相对台湾的单纯看重分数，这种评判标准还是要有弹性得多。因此，我依然存有一线希望，我非常真诚地写了一篇我认为很好的作文(留学文书)，谈到未来中美关系的展望，和作为一个在美国的中国人，我希望为此努力的梦想。另外，我在其他申请栏目里说明了SAT分数不够高的原因，我告诉老师，我是一名外国学生，因此外语成绩多少会打一些折扣，希望学校能够看在我杰出的社会活动方面，给予我肯定。哈佛是我最大的梦想，我盼望着奇迹发生。


　　与此同时，我也在积极地准备其他大学的申请表格。整整一个月，我准备了12份申请表格，全身心地投入这场战斗中。而橡树岭高中的老师们，那个时候肯定“烦死我了”，“哪有人申请那么多学校，准备那么多推荐信的?”那个时代没有电脑，每打印一封信，都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通过打字机打出来，一有错字，就要撕掉重打，需要花费不少工夫。


　　虽然心存侥幸，但1979年4月的一天，我还是收到了哈佛的拒绝信。对于还没有什么挫败经验的我来说，这虽然算不上致命一击，但是也足以让我心灰意冷。随后，我收到了斯坦福、耶鲁和普林斯顿的“waiting list”。所谓waiting list，叫做“候补人名单”，最终，这三家候补的大学也没有向我敞开怀抱。


　　不过，在收到这些拒绝信的同时，哥伦比亚大学向我抛出了橄榄枝。又过了几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也给了我offer。 我后来的经历证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活泼、新锐、自由的学风使我一生受益，而正是哥伦比亚大学比较自由的转系制度，让我迅速找到了自己一生的钟爱——计算机。


　　李开复：【给自认为高考表现不完美的同学们】我没有进入我的梦想学府，只进入了自己的第五志愿。但是我在那儿找到了自己的兴趣，遇上了我的恩师，努力地吸收知识，度过了非常充实的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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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豪气冲天要考北大 数学成绩就1分

　　1982年的时候，18岁的马云迎来了生命里的第一次高考。不过马云并没因数学不好而退缩，反而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因为在他的报考志愿表上赫然写着：北京大学。

　　当那年的高考成绩出来以后，马云也算创造了个小奇迹，他的数学成绩是——1分。

　　心灰意冷的马云和他一个表弟一起去宾馆应聘服务生，结果因为长得有点儿歪瓜裂枣的意思，愣是让老板给拒了。没办法，他通过找关系，才做了一份给出版社送书的活儿。也许一辈子也就这样了吧。

　　但是这时候路遥的《人生》的改变了马云的想法，马云开始了艰苦的复读，并在19岁的那一年，再次走进了高考的考场。不过他的数学成绩嘛……高考成绩出来以后，马云的数学成绩实现了同比1800%的迅猛增长——19分!

　　马云又开始了一遍打工一边复习的日子。就这样，到了马云20岁那年，他毅然参加了第三次高考。在马云高考的前一天，有一位姓余的老师对马云说，就你这个数学成绩，能考及格了我就把姓儿倒过来写。无论这老师是什么心态，马云是被刺激的够呛，他想出了一个绝招。

　　在考数学之前，马云背下了10个基本的数学公式，考试开始以后就一个一个的往公式里套。用这种独门绝技，马云这次数学的考试成绩还真就及格了——79分。

　　虽然马云这回数学成绩大幅提高，不过他总分数比本科线还是差5分。唉，也行啊，马云心想，有个大学上就不错了，管他是本科还是专科，也算圆了自己的一份坚持。就当马云准备进杭州师范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

　　那就是当年杭州师范英语系由于刚升到本科，以至于报考的学生竟然不够招生数。于是校领导做了一个令马云感觉是天上掉馅饼的决定，那就是让几个英语成绩好的专科生直升本科。

　　于是，英语成绩很牛的马云光荣的以本科生的身份踏进了杭州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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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广昌：自己决定放弃中专，改读高中

　　对大多数人来说，大学毕业前的这段时间的人生轨迹基本上是被确定了的：小学—中学—考大学。可是对于郭广昌来说，他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就出现在中学时代。

　　像大多数的农家父母一样，郭广昌的父母也希望自己的儿子早日跳出“农门”，因此父母让他报考师范，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跳出“农门”，就这样，成绩优异的郭广昌报考了师范。

　　拿到中师录取通知书的郭广昌，就像拿到人生的判决书。难道这辈子就待在东阳做一名乡村教师吗?自己的大学梦呢?东阳中学走出了那么多大学生、硕士生甚至博士生，难道自己这一辈子就只能是一个中师生吗?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郭广昌做出了第一个改变自己一生命运的决定———放弃中师，改读高中。父母不允，他就悄悄卷了一床竹席，背了十几斤米，来到了东阳中学。高中3年，靠着每星期回家背几斤米和一罐霉干菜，他熬了过来。

　　1985年，18岁的郭广昌又面临一次选择——高考。有意思的是，念理科的郭广昌竟然报考了复旦大学的哲学系。正是这两个关键的决定，几乎影响了郭广昌的一生。正是因为读了高中，才有了他后来的上大学的机会。而选择哲学，则是因为那时最热门的讲座，都在哲学领域。

　　1992年，郭选择和校团委4个伙伴下海创业。哲学带给他做生意最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创造性的破坏”，即要在别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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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英语从33分到95分 40分钟就交卷

　　1977年，因为一些不可抗原因，家在农村的俞敏洪高一下半学期才进入了高中。上高中以后，俞敏洪功课明显跟不上，但高考就要来临了。 复习了10个月左右，俞敏洪参加了1978年的高考。当时的录取分数其实很低，他报考的常熟市地区师专外语录取分数线是38分，俞敏洪的英语却只考了33分，别的几门也不理想。

　　高考失利之后，俞敏洪没有特别失望，家里人也没有给他什么压力，反正不行就在农村干活。俞敏洪在家里开手扶拖拉机，插秧，割稻，后来去大队初中当了代课老师。1979年，俞敏洪再次参加高考，他的总分过了录取分数线，但英语只考了55分，而常熟师专的录取分数线变成了60分，结果再度落榜。

　　一天，俞敏洪高中的一个英语老师告诉俞敏洪，江阴县教育局准备办个专门针对外语高考的辅导班。俞敏洪母亲到城里找到几个亲戚打听，证实了这个消息，就让俞敏洪去报名。这次的复习真正变成了全职脱产学习。俞敏洪和二十多个男孩一起住在一个连厕所都没有的大房间里。老师指定俞敏洪当副班长，这对俞敏洪是一个很大的促进，既然是副班长，学习就要认真，俞敏洪带领大家一起拼命，早上带头起来晨读，和大家一起背单词，背课文，做题，讨论，晚上10点半熄灯以后，大家全部打着手电在被窝里背单词。

　　1980年的高考开始了，英语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俞敏洪仅仅用了40分钟就交了卷。俞敏洪的英语老师大怒，迎面抽了俞敏洪一耳光，说今年就你一个人有希望考上北大，结果你自己给毁了。他认为俞敏洪这么快就交卷，肯定没有考好。但是，俞敏洪确实只需要40分钟。

　　分数出来以后，俞敏洪的英语是95分，总分387分。当年，北大的录取分数线是380分。填志愿的时候，老师对俞敏洪说，如果你想上北大，语文一定要及格，不然北大不会要你，但俞敏洪的语文是58分。俞敏洪不敢下笔填北大，还是老师帮他填的志愿。

　　8月底，俞敏洪的同学们几乎都拿到了录取通知书，他却什么也没收到。按常规，北大是第一个发录取通知的，老师就说俞敏洪大概没戏了。这时候，俞敏洪真的特别难受。有一天俞敏洪和妈妈在地里种菜，大队的人找到俞敏洪说县里有电话来。

　　俞敏洪急忙跑过去，县教育局长对俞敏洪说你的录取通知下来了。俞敏洪问他是哪个学校，他故意说自己不知道。俞敏洪拿到通知书一看是北京大学，当时就乐疯了，和两个考上大学的同学一起，像范进中举一样跑到马路中间又蹦又跳，连大卡车都停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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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石屹：偷偷换名“石屹”参加高考

　　1979年高考前8天，潘石屹被一辆卡车撞断了肩胛骨。知道自己没考好，他立即偷偷在另外一个县以“石屹”这个名字报考中专，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兰州培黎石油学校。1981年从培黎学校毕业后，潘石屹又以整个石油部系统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石油管道学院。

　　1984年，潘石屹毕业被分配到设在廊坊的石油部 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工作，捧上了铁饭碗。在那里，潘石屹很快找到了让领导重视他的窍门，那就是记清楚所有的工作数据。处长向局长汇报工作，局长向部长汇 报工作，都需要用数字说话，而他们都记不清楚数字，他们需要带一个人汇报数字。每天下班之后，潘石屹就将各种计划样本拿出来背，最后，这些数字小数点之后 的好几位，潘石屹都能记得住。科长开始欣赏他，处长开始欣赏他，主任也开始欣赏他。他被确定为“第三梯队”。并成为领导身边必带的“红人”，仕途看上去很美。

　　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是，办公室新分配来一位女大学生，对分配给自己的桌椅十分挑剔。当潘石屹劝她凑合着用时，对方非常认真地说："小潘你知道吗，这套桌椅可能要陪我一辈子的。"这不经意的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潘石屹：难道一生将与一套桌椅共同度过?

　　1987年，潘石屹变卖了自己所有的家当，毅然辞职，揣着80元钱来到广东，在那里度过了他感到压抑的一段时光。一直到两年之后，新的机会终于出现了——1988年到1989年的海南岛，就像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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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化腾 ：放弃天文梦 选择计算机

　　马化腾在家人的翼护下读完了初中和高中，高考之后，他仍然没有离开深圳，就近上了深圳大学。进入大学后，马化腾的天文理想并未实现，在得知学习天文的出路大多是做地理老师后，他在大学的申请表上改填了计算机专业，并因此获得了更大的快乐。

　　2010年4月，马化腾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时回忆道：我原来是准备走天文方面的路。经常想很多自然科学的东西，研究什么特异功能。1986年的时候观测哈雷彗星回归，我用学校的器材拍一些彗星的照片，我是当时深圳中学第一个找到(哈雷彗星)，还去写观测报告，得了一些奖，获得几十块钱的奖励。还得到了参加观测比赛的机会。后来因为当时要考高中了，到海南的观测我没有去成。

　　考大学的时候，我问老师天文系毕业后的职业，当时只有南京大学有天文系，我了解到基本上那时候去天文台的少，很多都是去当地理老师。当时就觉得，别搞不好变成去当地理老师，后来又刚好开始接触到计算机，就觉得这个也挺有兴趣，那时候就考到深圳大学计算机系。“毕竟天文太遥远了”他说。

　　深圳大学在国内只是一所普普通通的大学，但是身处深圳特区，发展速度相当惊人。深圳大学受到改革开放思想影响，学校里实用主义思潮也是比较浓厚的。可以看出，受深圳大学学校风气的影响，马化腾的实用主义理念在毕业之前已有了苗头。马化腾在深圳大学计算机系求学期间成绩总是在前五名，他也渐渐地在编写软件和研究计算机网络中体会到了乐趣。马化腾表示自己学习编程的方法其实是“用最笨的方式去领悟”——用抄代码来培养感觉。

　　在大学里面，马化腾也并不是核心，技术也不是最强的一个，然而马化腾会找到比较互补的一些伙伴做成一些事情。马化腾看问题比较中立，但他会尊重比他强的人的意见。马化腾在产品应该往哪个地方去做这个方面想法会多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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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磊：第十名现象

　　我们在浙江省奉化中学找到了丁磊的足迹。1986年9月，丁磊考入奉中学习，成为当时高一(2)班56位同学中的一份子，江鸿跟他是同班同学。

　　在江鸿老师的记忆里，10多年前的丁磊学业平平，入学时在班内的排名只有四、五十位，跟当下“首富”名号很不对称。“可喜的是，每次考试，他的排名总有进步。不过最好也只在第十至二十位之间，从来没有杀进班级前十名，更别提在年级内的排名了。”

　　3年后的高考，丁磊交出的成绩同样貌不惊人：他以高出重点分数线1分的成绩有幸被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录取。只不过，这是丁磊喜欢的大学，他很早就被西部这所藏着大量电子类书籍的高等学府迷住了。

　　“教育界现在正热衷探讨‘第十名现象’，说的是，在一个班级里，学习成绩排在第十位上下的那几个，有望成为日后最出人头地的一个。我现在想想，丁磊这个个例也是符合‘第十名现象’的。”江鸿老师这么评价他的老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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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彦宏：从戏曲少年到高考状元

　　生于山西阳泉的李彦宏并不觉得自己小时候有多么大志向，像所有心都玩野了的孩子一样，每天看上去也都是忙忙碌碌的，但都不过是在“随大流”罢了。李彦宏的父母在晋东化工厂工作，家境很普通，李彦宏有3个姐姐1个妹妹，他的腼腆温和或许与姐姐们的宠爱有关。

　　父亲常常带李彦宏去看戏曲电影，为此他还一度迷上了戏曲。他的舞台很小，只是家里的那张床。他常常把床单围在腰里做战裙，拿一根棍子当枪耍，一个人不断亮相。山西阳泉晋剧团招收学员时，他去了，剧院老师从一招一式中看到了一种灵气，决定录取他。

　　但李彦宏对戏曲的兴趣很快就淡了。李彦宏的大姐在刚刚恢复高考的那年就考上了大学，引得四邻艳羡。相比于学戏，上学因为正统而更具有吸引力。对于李彦宏学戏曲，还可以做一种解读，他其实真正喜欢的不是戏曲，而是那个舞台。只有在舞台上，才能一招一式展示自己的才华，感染更多的人。这与现在百度坚持的“用技术改变生活”的理念一脉相承。

　　19岁的李彦宏考取了山西阳泉市的高考状元。在填报高考志愿时，高中时参加全国青少年程序设计大赛的他，毫无疑问地喜爱计算机，但是第一志愿却不是北大计算机系，而是信息管理系，因为他考虑到：将来，计算机肯定应用广泛，单纯地学计算机恐怕不如把计算机和某项应用结合起来有前途。

　　读北大，学会独立思考。面临毕业，正是沉闷的1991年，决定“走出去看世界”的李彦宏如期接到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的入学通知。

　　留学读研期间。偶然间，导师一句话，“搜索引擎技术是互联网一项最基本的功能，应当有未来”，这时候，1992年，互联网在美国还没开始普及，但李彦宏已经开始行动——从专攻计算机转回来，开始钻研信息检索技术。并从此，认准了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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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玉柱：高考状元 数学差1分满分

　　从初中开始，到18岁离开故乡，史玉柱不为了什么，就为几个要好的同学都去爬山，大家都爬山，我不去爬山，觉得好像太另类，就养成爬山的习惯。

　　1962年，史玉柱出生在安徽北部怀远县城。“爸爸是怀远公安局的，我妈妈是一个工厂的工人。”

　　初二之前，史玉柱成绩不好，贪玩爱看小人书，经常被妈妈训。1977年恢复高考，让史玉柱开始认真学习。此前，他高中毕业就“下放”了。

　　18岁之前，史玉柱随父亲两次见识过大上海的繁华，基本印象是“太大了”。最深印象是南京路上24层的国际饭店还有外滩，外滩的楼和怀远的楼是不一样的，非常洋气。此刻，尽管走在南京路上，史玉柱依然觉得他离大上海很遥远。

　　1980年，史玉柱以全县总分第一，数学119(差1分满分)的成绩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但在浙江大学数学系刚过了一学期，史玉柱就放弃了成为陈景润的理想。

　　“从图书馆借到《数论》，看了之后，我才了解到数学是那么的难。”和周围同学比聪明也让史玉柱压力很大。“尤其是长江以南的，成绩好的并不想上清华、北大，都去上了浙大，所以，我们那个班里聪明人太多，学习好的也太多了。”

　　知道1+1不可能突破之后，史玉柱的数学理想破灭了。我很想做成一件事情，但是很早地我又意识到我做不成这件事情，这是我理想破灭的主要原因。理想破灭后的史玉柱开始跑步，培养各种爱好。他每天从浙大跑到灵隐寺，18里，然后，再跑回来，坚持了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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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朝阳：在自学成材的故事激励下考上清华

　　“我出生在‘文革’时代，那个时代带给社会很多创伤，但我们这些小孩子因为没人管，就有了一个自由、快乐的童年。我到了上中学的年龄才开始刻苦念书，正因为有了小学无忧无虑的玩和充分的智力开发，我到了中学才能坚持长期的艰苦学习，直到大学，都没有产生厌学情绪。”张朝阳说，他从小生活在西安东郊田王一个工厂的家属院，父母都是医生，他家在工厂边上，生活环境很随意。父母对他很宽松，给了他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这对他有很大影响。

　　1976年张朝阳上中学时，正好恢复高考，他开始像大多数孩子一样埋头学习。他属于同龄人里较早有念书意识的一批人，很小就懂得，要出人头地，学习特重要。他对任何事物的感知都很强烈，爱走极端。他常看《中国青年报》，上面很多自学成材的故事深深吸引了他。他成绩一直非常好，经过5年苦读，从西安的一所厂矿子弟中学转到了西安中学，1981年顺利地考上了清华大学物理系。

　　提起往事，张朝阳对高考那段岁月依然难忘。“我高考的时候没住校，每天早上七八点的时候，和一大帮同学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去自习室温习功课。”张朝阳回忆，“那时候父母给的压力并不是很大，只是自己喜欢学习，特别是喜欢学物理。我觉得学习是件快乐的事情。”

　　清华岁月是他密集攫取知识的时代，也是他心理成长比较艰难的一段时间。当时整个社会都有一种很偏激的观念，说念书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念书好的学生就是最好的学生，才可以去拿诺贝尔奖，才能成就一番大事业。清华的5年就是这样的非常艰苦的、压力非常大的5年，他学会了如何在极端压力下去生存。为了缓解这种压力，他练习冬泳，并得到了一种自我肯定。1986年，他考取李政道奖学金，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深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