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制造：一场关于MBA的浮华盛宴（节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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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制造：一场关于MBA的浮华盛宴（节选2）

Ahead of the Curve:Two years at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作者英国)菲利普•德尔夫斯•布劳顿(Philip Delves Broughton)



第2 章
第1 节：
唉，谁没有心灰意冷的时候呢？—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不知道诸位对菲利普有何评价，但目前对你们来说，他不过就是菲利普而已。”哈佛商学院的院长和我的90 位同学都在盯着我。当时我正准备伸手去拿一块鸡肉沙拉三明治，看起来确实是非常“菲利普而已”。我们已经上了几个星期的课，这次午饭时间院长金•克拉克（Kim Clark ）到教室来和我们见面并了解情况。他是个虔诚的摩门教徒，身材瘦削，快60 岁的样子，说话时像先知一样具有权威性，温和而又威严。“我最初到这个教室上课的时候，那边坐着一个叫杰克的家伙。他就是现在先锋集团（Vanguard ）的总裁杰克•布里南（Jack Brennan ）。那边有一个达特茅斯的前橄榄球队员，名叫杰夫。杰夫•伊梅尔特（Jeff Immelt）现在是通用电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那边，那边坐着唐纳，就是后来成为Palm 计算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唐纳•杜宾斯基（Donna Dubinsky ）。”
在我们这个位于地下室的没有窗子的教室里，似乎有个开关被打开了。你几乎可以听到在座的每个人的心跳。呈马蹄形排成5 排、面对黑板坐着的90 名同学，甚至包括在舔铅笔上面粘着的沙拉酱和鸡肉碎的那位，都在思索：25 年之后，他们会提到自己的名字吗？后来的院长对2031 级同学致辞的时候，会不会说：“那边坐的是苏珊。当时她很腼腆，现在却负责全球规模最大的对冲基金。那边的汤姆成了谷歌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而菲利普呢？这么说吧，一个人应该拥有几十亿美元才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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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彼此相对，脑海中浮想联翩。2004 年8 月的一个闷热的傍晚，我第一次走进哈佛商学院的校园。妻子玛格丽特和我们一岁的儿子奥吉当时留在纽约，等待我们的家当从法国运来。此前两年半的时间，我们一直住在法国。哈佛商学院无论教工还是学生，我一个人都不认识。10 年来第一次，我既没有老板，也没有工作职务，也没有每月一次的薪水。此前对商学一无所知或所知甚少的近200 名学生已经被召集来，参加一门正式名称是《分析论》（Analytics ）的课程—不太正式的说法叫“数学夏令营”—的学习。其目的是让我们能够跟得上3 周之后入学的另外700 名同学。校方认为，后者在此前已经花了足够的时间来熟悉基本要求，而我们这些人则要必修一个一年级课程的压缩版本。我们将接触到哈佛商学院的案例分析方法，而且校方希望，如果正式学习开始，我们不会那么紧张。注册之后，我收到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着第一周要分析的案例，他们还告诉我要在15 分钟后到斯潘格勒大楼里的一间会议室，去和学习小组其他成员见面交流。斯潘格勒大楼是一座庞大的新乔治亚风格的建筑，是校园的核心。我走在校园中，天气怡人。我在网球场附近找到一张长凳，拿出学习期间要分析的几百个案例中的第一个阅读起来。哈佛商学院的所有课程都是由案例组成的，这些案例都是源于真实的商业情况。在每个案例中你要回答的问题是：你会怎样做？这些问题的答案并无正确与错误之分。有很多案例中描述的主角采取的行动最后证明结果是灾难性的。因此唯一重要的就是你如何看待那些问题，如何应对信息的匮乏和各种不确定性。
案例分析的目的是：即使财务或债券计价的细节被你远远地抛到脑后，你仍然具有出众的思考问题、做出决策的能力。案例都是教员们写的，长度不一，有的几页纸，有的超过30 页纸，通常首先是用一段戏剧性的描述介绍背景，然后分析需要讨论的公司，再就是几页附件、图表、照片以及用来说明问题额外需要的材料。我的第一个案例是这样开头的：很久很久以前，在西欧某个小省有一位封建地主。科堡男爵，他住在山上的一座城堡里。环绕城堡的土地被许多佃农租种，他为他们的生活负责。其中有两个佃农伊凡和弗雷德里克，男爵让他们分别耕种两块不同的土地。他提供种子、肥料和耕牛，但是让他们从犁具制造者菲亚道尔那里租用犁具。一年后，他们带着不同的收成来见男爵，牛老了一岁，犁具也有了不同程度的磨损。案例结尾如下：“他们离去之后，男爵开始考虑。‘对，’他心想，‘他们干得不错，可是我想知道谁更出色。’”这是一个会计学案例，难处在于通过为两块土地列出损益表和资产负债表来帮助男爵解决问题。面对横征暴敛和簿记这两种方式，为什么封建男爵会选择后者，让我很挠头。但是这里是哈佛商学院，在这里甚至连中世纪的男爵行事也与众不同。在我面前的一个网球场里面，两个学生刚刚开始热身。一个胳膊上系着一块大手帕，另一个光着上身。他们开始击球，最初动作非常轻柔，两人都站在离网几英尺远的地方，跑前跑后。我抬起头来看他们，被他们有规律的动作迷住了。慢慢地他们的动作范围开始扩展到各自的半场，他们的手臂在空中挥动着，网球的落点也越来越接近底线。我心想，这些完美的动作、这些准确无误的击球落点要经过多少小时的训练啊。在矩形的球场内，一切动作都那么完美无缺。我把自己的案例分析资料塞回文件夹，朝斯潘格勒大楼走去，准备去跟我的学习小组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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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宽大的蓝色桌子周围坐着两位退伍老兵、一位纽约市长办公室的前雇员、一位来自中国台湾的管理顾问，还有一位看上去很紧张的金发女士，她刚从一家波士顿共同基金公司辞职。房间对两位老兵来说似乎有些狭窄，他们的臂膀被紧身T 恤裹得紧紧的，而那位金发女士似乎有点恐惧，她看起来很小巧。后来我得知，那位纽约人贾斯汀生长的地方和我妻子现在的住处不过相距几个街区。随着我们开始研究男爵问题，我越来越清楚地发现，他们对于商业的了解远远超过了我。他们已经打开笔记本电脑准备开始了。来哈佛前，我只用过微软公司办公系列软件中的文字处理程序。我从来没用过表格程序Excel 或者幻灯演示程序PowerPoint 。在最初的几天，我想还是坚持用我信得过的纸笔，专注授课内容，而不是熟悉新的软件。毕竟J••摩根根本就没有Excel 软件可以利用，而他却曾经掌控美国大部分的经济。我再次思考了一下男爵问题。情况似乎没有那么复杂：收成、肥料、牛、遭受某种程度磨损的犁具，还有一位剥削别人的封建男爵。
“伊凡。”考虑片刻后我主动答道。大家都抬起了头。“伊凡做得更好。”我迅速解释了一下我的计算方式。“你忘记计算牛的折旧费用了。”前海军陆战队队员杰克说道。
我于是再次计算。“弗雷德里克。”过了一会我又说道。“你把伊凡犁具的全部价值都算在‘销售成本’内了吗？”杰克问道。这时候我想，还是闭嘴吧。我对会计学的全部了解就是暑假期间被安排阅读的内容。从欧洲搬家至此，以及种种因素的影响，阅读的结果远远比我预想的情况要糟。
“男爵是股东还是权益出借方？”乔恩问道。他带领战斗小组进入巴格达的恐怖区域刚刚回来。他似乎是房间里最不着急的人。“另外，利用肥料来损耗土地资源犯罪吗？”
在随后的一个小时里，我一直在笔记本上面潦草地演算，这些数字像乱码一样在脑海中搅来搅去。“20 磅肥料与两蒲式耳的小麦等值，一头牛值40 蒲式耳小麦，有10 年的利用价值，工作1 年。伊凡仍然欠菲亚道尔，因为还有犁具……”数字变来变去。起初伊凡更出色，每英亩土地比弗雷德里克收获的小麦多三分之二蒲式耳。然后弗雷德里克又以六分之五蒲式耳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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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算了几个比例，”那位金发女士说道，“从资产净收益率看，弗雷德里克更出色。”其他人都点了点头。可是我心想，这两位佃农并没有销售任何东西。他们只是把自己的农产品交给封建地主。因此或许计算资产的贡物比例更恰当。可是这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
随后是“美国行业识别案例”。这是我们第一次介入金融领域。从被哈佛商学院录取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对金融问题充满恐惧。我很想了解金融知识，但是我担心自己在技术层面上远远落后于其他同学，可能会一塌糊涂。第一个夜晚对于提升我的自信心没有丝毫帮助。我们的案例内容涉及12 个行业，从基础性的化工公司、连锁超市到大型航空公司和商业银行，还包括一些未分类的资产负债比例和百分数。要求我们把行业与相应的数据搭配起来。
在暑期阅读的过程中，我已经领悟了比例的要旨。你要做的就是通过比较财务报表的数字来了解行业发展的质量。以库存为例。需要保有库存产品的公司经常需要平衡库存的费用和保证供给的费用。这就如同家居生活一样。你需要足够的食物来维持家人的生活，但是却没有必要让食物把橱柜塞得满满当当，还没有机会吃就腐烂变质。可是话说回来，偶尔你可能会想批量购买一些东西，这样价格更便宜，而且用不着每天跑去价格昂贵的街头小店。当然也有可能你是个真正的美食至上者，喜欢每天购买新鲜食品。问题在于不同的家庭会有不同的处理库存的方式。唯一要避免的是浪费和断顿。要分析一批财务报表中的库存管理问题，你或许可以从“销售成本”和“库存”的数据开始。“销售成本”指的不过是商品生产者在特定时间内销售产品的成本。“库存”指的是生产商准备销售的产品的价值。把“销售成本”除以“库存”，你就可以比较明确地了解到公司产品的销售速度。如果比例是1∶1，那么就说明该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涉及时间段内，公司的销售与库存恰恰等值。在新鲜食品市场上，如果资产负债表涉及一年期限，那么销售与库存的比例将会非常高，因为库存几乎每天都会得到补充。但是如果在一家高端珠宝店，这一比率可能低于1，因为每种商品在找到买家之前都要摆放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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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计超市的库存周转率最高。”乔恩说道。“或者屠宰加工厂。”杰克说道。“因为存取款的关系，商业银行很可能流动资产和债务最多。”那位中国人说。从
他不停地挠头来看，估计和贾斯汀还有我一样困惑不解。
“哇，”我喊道，“想不出哪个行业会达到16.7% 的利润率。珠宝店？”我只是想插上句话。大家都反反复复地研究着那些数字，期望有所发现。我们分析了资产负债率。像工厂这样拥有许多固定资产的公司很可能比广告公司负债更多，因为广告公司的主要资产就是员工。公司账务最不讨人喜欢的特点之一—甚至或许是最大的疏漏—就是员工在损益表上面只作为成本出现，从来就不是资产负债表上面的资产。当然了，和工厂不同，员工任何时候都可能离职，因此银行都不愿意向广告公司、律师事务所或者建筑设计公司发放贷款。没有哪家化工厂会说一声“让贷款见鬼去吧”，然后拖欠偿付贷款，一走了之。
我们紧盯着净销售额与净资产的比值，试图搞清楚哪家公司的资产创造出最多的净销售额。一如既往，广告公司因为除了租借的办公空间和少量资产外一无所有，因此应该比值更高，表明资产虽少，销售额却很大，而制造行业应该比值较低。过了一个小时后，我们感觉已经确定了一半问题的答案。两个小时后，我们完成了8 个行业。第三个小时快结束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永远不会结束这些问题了。就在我们以为已经判断出航空公司时，数据看起来又非常像汽车生产商了。难道是一家名优品牌男装的生产商？
我已经开始体会到以后经常出现的那种感觉了。那是荧光灯产生的让人委顿的作用。垃圾箱里传出来淡淡的发泡塑料和中式面条的味道。身体脱水，皮肤疼痛。我突然发现，房间里一半的人在收发电子邮件或者上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提出一个问题后都要滞后一段时间才有人作答。透过窗户，我可以看到深蓝色的夜色中哈佛体育馆庞大的阴影。原本以激烈的思想碰撞开始的讨论，现在已经放慢到梦幻般的速度。大家相互间的言语和思想交流慢慢腾腾。到我们最后放弃的时候已经接近午夜。
我从教室走出来去开车时，空气依然又热又闷。我开车回到位于西剑桥的新居，那里离商学院只有10 分钟的车程。街道上面空无一人，10 年来我第一次离开大城市居住。我们的狗斯佳丽在门口迎候着我。它一直耐心地在黑暗的台阶上面等候，我到达时它跑了出来到人行道上面撒尿。前门的锁失修已久。在一个几近陌生的城市的一套空荡荡的公寓里睡觉，让人感觉心神不定。我的生活已经简略到学校和这个房间—这个地板上摆着一张橡胶气垫、墙角摆着一张好市多超市出售的野餐桌的房间。我躺在那里，外面的声音声声入耳：一根树枝碰到窗户上，外面车辆川流不息，车灯照到房间的天花板上。那天晚上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才昏昏入睡，因为有一个问题一直在我脑海中盘旋：我到底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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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晨7 点，我们再次奔赴战场。斯潘格勒大楼的会议室里挤满了参加过数学夏令营的同学们，大家在为尚未判断清楚的行业努力。他们执行任务的热情摇摆不定。大厅里回响着讨论利润率和杠杆比率的声音。我听到有人很权威性地说，银行通常拥有巨量短期债务—或者说是储户账户上随时可能取现的存款，类似地，银行还拥有巨量应收账款—或者说是发放给客户的贷款。对银行来说，贷款是资产，而持有的储户存款则是债务。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搞清楚这一点。它们持有的资金是债务，而它们发放的贷款是资产。但是一旦我搞清楚了这个问题，再看还没有判断清楚的行业时，情况就显而易见了，是银行！最后我终于对小组有所贡献了。带着自己的伟大发现，我冲进教室，但是他们已经弄清楚了这个问题。到教室去的确让人放松。
哈佛商学院主要有两座教学楼，分别是奥尔德里奇楼和霍斯楼，几乎相同的教室共有30 间左右。奥尔德里奇楼的名字来源于参议员尼尔森•奥尔德里奇（Nelson Aldrich）—一位满脸胡髭的罗德岛人，他的女儿嫁给了小约翰•D•洛克菲勒。罗德•霍斯（Rod Hawes）1969 年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后来成为保险行业的巨头。他一手打造然后出售了美国人寿再保险公司，此后将大部分财产投入慈善领域。在每间教室里面，90 来个座位呈半圆形朝前排成5 排，中间有两个走道。有一些教室有高大的窗户可以看到校园，但是多数教室都没有窗户。坐在那些没有窗户、温度得到控制、灯光没有任何感情的教室里就像在赌场里一样，感觉不到外面的世界，与时间和自然完全隔离。在曲线形排列的课桌后面，我们每人有两个笔记本电脑那么宽的空间，一把刷成紫色的旋转办公椅。到达教室里的指定位置后，我们必须把一张印有自己名字的白色硬纸板塞进前面的一处缝隙，这样教授们就能看清楚我们的名字。我的右边是阿拉斯加人劳里，她拥有化学博士学位，此前为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管理过一个研究中心。左边是纽约市公园管理处的前雇员本。在数学夏令营的两周，劳里一直处于目光呆滞的恐怖状态。尽管她的优秀有目共睹，却担心被教授点到名字回答问题。她告诉我们，给她一个分子让她分解，她能轻而易举地将其分解组合，但是如果问她一个会计学公式，她就一塌糊涂了。本比她镇定得多。他留着胡子，穿着拖鞋，此前两周还在阿巴拉契亚山间徒步旅行。和我差不多，他似乎也对电脑过敏，利用笔记记录。但是他显然具有思路清晰、逻辑清楚的大脑，非常适合这个地方。占据我前方三分之二视野的是一位前海军陆战队员短寸头下面粗粗的脖颈。在随后的两个星期内，每天都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他那强健的肌肉就在我面前几英寸的地方活动，有时候甚至让我忘记了加权平均成本和决策树。教授们站在讲台上，有一张桌子可以放笔记，有三套黑板和投影仪可以利用。更前卫的教授可能会播放视频，或者使用投票机。通过按课桌上面内设的许多红色或绿色按钮中的一个，学生可以对任何问题进行表决，结果能够立刻呈现在前面的屏幕上。教授们可以站在前面，也可以沿着过道来回巡视，鼓励学生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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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学院的案例分析方法是从哈佛法学院引进的。开始上课时，教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随机选择一名同学来介绍我们此前晚上准备的案例。这一过程持续2~15 分钟，对学生而言可能非常痛苦。突然袭击结束后，任何人都可以举手评论。评论可以是提出问题，也可以是对教授或者另一位同学的观点的回应，或者是有助于解决当前问题的个人亲身经历的事例。唯一的要求是评论必须有利于推动班级学习。
我们的第一位教授戴维•霍金斯（David Hawkins ）是个心直口快的澳大利亚人。20 世纪50 年代初，他曾经参加过奥运会游泳项目。他肩宽背厚，一头金发，依然具有当年邦迪海滩救生员的风采。走进教室后，他打开报纸，从《华尔街日报》头版给我们阅读了一个关于一家由于多年的会计失误被要求重新申报收入的公司的故事。然后他靠在桌子旁边，身体后仰，张着嘴巴思考问题。他一只手里拿着一块卷起来的纸片，上面写满了他备课时写的资料；另一只手里拿着一支黄色的粉笔。很快他就开始在黑板上写写画画，来强调某些要点。停了一会儿后他说道：“你们看，会计的确很重要。现在看这个男爵问题。”他蜷起臂膀，开始在教室前面走动，像男爵那样拖着一条腿。“要判断这些讨厌的佃农哪个更出色怎么会这么困难呢？”全班人都感觉放松了一下。等学生们被要求解释他们的数字时，情况已经很明确了，谁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解决问题根本不是关键。霍金斯教授对我们解释说，男爵案例的目的在于向我们演示，即使是从最简单的情况下发现经济真相有多么困难。在会计领域，利用常识比坚持规则更重要。
在《分析论》课上，授课方式比我们上必修课时更随意些，但是时间表完全一样。上午8 点40 分开始上课，每节课持续1 小时20 分钟。第一节和第二节课之间有20 分钟的休息时间。在周一、周三和周五，午饭后下午1 点钟有第三节课。为了准备每个案例，校方要求我们至少花费两个小时。除了会计学外，分析论课程还包括金融、技术与运营管理的速成班课程。在一年级的时候，这三门课是最具有数学特点的必修课，因此我们必须认真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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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斯教授的课程之后是米希尔•德赛（Mihir Desai ）的《金融学》，他是一位年轻的印度教授，身材修长、举止优雅，手指纤长。初次见面他就想让我们高兴，说金融学课程非常简单，只是解释起来才显得复杂。在他的课上，我们不用紧盯着计算机上面复杂的电子表格，而是以一种我们可以向母亲解释的方式学习金融学。德赛许诺说尽量避免使用华尔街术语，鼓励我们摒弃可能有的任何先入之见。我们中间那些自以为通晓金融学的人要重新再学。而对金融学一无所知的人将踏上一条伟大的探险之路。
吃午饭时，我意外地碰到了贾斯汀。他在纽约长大，父亲在纽约经营着一家成功的投资公司。大学毕业后，作为“为美国教书”计划的一部分，他曾经在洛杉矶教书，然后在纽约市长办公室工作。他来哈佛商学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公共服务领域让他倾慕的人都出身商界。无论他今后作何选择，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都会有用。我问他是否知道自己会作何选择。
“还不清楚。”他说道，“我准备走着瞧。如果你有什么发现，请告诉我。”我们听到身边的人都是在谈论这个话题。你从哪里来？你以前干什么？你为什么到哈佛商学院来？
午饭后，我们又上了弗朗西丝•弗莱（Frances Frei ）主讲的《技术与运营管理》（Technology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她是一位精力充沛的女士，像男孩子一样，一头短短的直发，一身男式衬衫和黑色裤子的制服打扮。她和我们探讨的第一个案例需要设计一个决策图表，这是为了分析某些投资决策结果的概率情况的。如果我在某个区域钻探石油，必须投资1 000 万美元，却有两种可能的结果。有30% 的可能我会一无所获，有70% 的可能我会有价值2 000 万美元的发现。通过将成功的可能性乘以最终收获的价值，结果是0 和1 400 万美元。因此这笔投资的预期收益是1 400 万美元减去1 000 万美元的钻探费用，结果是400 万美元。决策图表的用途取决于概率的准确性，但是这一想法的目的不是在于找到确定性，而是为了更方便地应对不确定性，发现线索，无论财务决策时任务多么艰巨。
在随后的课程中，弗莱急火火地让我们接触到了回归分析。这是一种权衡不同的因素对某一特定结果重要性的方法。我们研究的案例牵涉到一家银行。该银行准备利用客户的数据来决定网上服务的下一步安排。从出生日期到邮编到平均资产情况，以及对网络银行的利用，银行对客户各个方面的信息都有了解。老师要求我们用Excel 表格把这些数据组织分类，建立客户的行为模式。如果他们的住所距离支行不远，他们是不是更有可能到支行办理业务？他们的年龄对在线服务的使用有影响吗？影响到什么程度？客户的行为会因为区域出现差异吗？该银行希望利用这些数据来帮助其指定关于未来在线服务投资的规模，因为在线服务比人员配置齐全的支行投资费用低廉。作为Excel 程序的门外汉，我花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才把几千个数据整理成有条理的表格。但是，甚至在我苦苦挣扎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自己为能够学到的东西感到兴奋。银行发送给我的信件为什么和邻居的不同？如果面对前景不明的投资项目，你怎样决策投资金额？前些年来我一直通过词汇和语言的方式来解读世界，现在亲眼目睹数字、模型和统计工具的魔力，实在令人惊讶。我在各方面的无知已经越发明显，想到花费两年的时间将要学会一种截然不同的全新视角，我感觉备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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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夏令营的最后一天，老师安排各个学习小组展开竞赛，模拟金融谈判。主题是关于一家拖拉机公司的兼并问题，我们是未来收购一方。我们一直忙到晚上，准备策略，尽量准备好如何获取最佳结果。到了第二天，有一些小组的成员穿上了职业套装，以使自己面对对手时满怀信心。在我们小组，来自军方的两个家伙负责领导这次行动，结果发现他们是令人信服的说谎者和残忍的战术专家。我们干得非常出色。但分析论课程结束的时候，我已经筋疲力尽了。为了不落后于其他同学，我每天都是从早上7 点忙到午夜。妻子玛格丽特和1 岁的儿子奥吉来的时候，我非常高兴。但是我也疲惫不堪，很是恼火。有人已经警告过我“哈佛商学院泡沫”问题—指即使是最琐碎的工作也可能霸占你最多的时间，这种说法绝对正确。而且这次我们还只是彩排而已。
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第一年的课程称为必修课程。包括10 门课，每学期5 门，目的是涵盖商学的基本原理。第一学期的课程有《金融学》（一）、《会计学》、《市场营销学》、《技术与运营管理》和《领导力与组织行为》。第二学期则有《金融学》（二）、《谈判》、《策略》、《领导力与公司责任》，以及一门称为《商业、政府与国际经济》的宏观经济学课程，这门课我们称其为“大头”。在第二年的选修课时间，我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课程中选择或从事独立研究。
我们的成绩是按照硬性曲线获得的，该曲线以学生彼此之间的学业对比为基础。曲线的最上端是尖子生，末端是落后者。如果一次考试大家都得到95 分，而你得到94 分，那太糟了。你将位于曲线的末端。在每门课上，班级最优秀的15%~25% 的同学得到1，中间65%~75% 的同学得到2，末尾20% 的同学得到3。我们成绩的50% 取决于课堂表现—我们评论的质量和频率。另外的50% 取决于我们期中和期末考试的成绩。每个学期中间的时候，教授们会公布我们课堂表现的评分，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自己的表现情况。两年之后，班级最好的5%的同学将被授予“贝克奖学金”，这是最高的学术荣誉。另外15% 的同学将被授予荣誉头衔。如果在某个时间我们的课程表现低于某个水平，我们会受到告诫。持续表现不佳被称为“上场表演”，结果会被停学或者开除。如果我们做到不缺课，预习案例，上课发言，这不会成为问题—除了我这样没有任何商学经历的。我都纳闷自己如何和那些大学学过金融或者商业而且花了几年的时间磨炼技能的同学们比拼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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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全班所有人是在8 月底，大家一起来参加一门叫做《基础课》的一周课程，目的在于让我们轻松开始必修课程。我们聚集在伯登礼堂。这是一处宏大的大厅，位于校园的中部，内部的座位略微倾斜，面向演讲台。随着学生们蜂拥进入礼堂，分析论课程突然变得很舒服了。必修课主任—身材矮小、肩膀宽厚的瑞克•卢巴克（Rick Ruback ）首先上场。他讲话带有波士顿口音，告诉我们，应该把他看做是工厂经理—在车间里走来走去、确保员工不会把口香糖塞进机器或私自抽烟休息的那个人。不要把他和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主席混淆，因为后者担任的是公司总裁，提出建议、提供监管；也不要把他和首席执行官、院长金•克拉克混淆。他说我们班有895 名同学，是从7 100 名申请人中遴选出来的，这表明录取率只有12.6% 。他说我们能被录取非常幸运。我们班34% 的同学是女性，32% 的同学来自世界各地，平均年龄27 岁（这说明32 岁的我属于大龄学生）。课程主席卡尔•凯斯特（Karl Kester ）在卢巴克之后讲话，他说他很开心能迎来这么多元的一个班级。我们的行列中有奥运会选手、咨询师、同性恋活动家、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行政长官J•保罗•布雷默（J. Paul Bremer ）的前任助理、哈佛大学的一位工商管理硕士，甚至还有“《每日电讯报》的前巴黎办事处主任”。那自然是指我了。
随后讲话的是商学院院长。我此前在商学院的网站上阅读过他的传记。他以本科生的身份进入哈佛大学后就一直没有离开，先是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在商学院一步步升职到院长。他曾经当过童子军领队，在摩门教堂当过主教，有7 个孩子。他戴着一副半月形的眼镜，用一根链子挂在脖子上。讲话声音很低，阴森森的。他暗示我们目的要明确，并提了3 条建议：刻苦学习，保持谦逊或者“培养谦虚的习惯”，再就是在街上或校园碰到院长的时候，不要紧张。显然有些外国同学不明白他问“情况怎样”是什么意思。他说只要简单地回答“嗨”或者“你好”就可以了。他还告诫我们不要愤世嫉俗。
克拉克讲话结束后，我们听到了香港衬衫制造商溢达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杨敏德的报告。自从安然公司在哈佛商学院最风光的MBA 毕业生杰夫•斯基尔林（Jeff Skilling ）的领导下声誉扫地后，哈佛商学院一直在重新评价其传授企业道德的方式。杨女士的报告也与此有关。她告诉我们，在进行商业活动时，有一整套价值体系来约束自己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昔日。她说，如果有商人告诉你在过去30 年间他在一些地区的商业活动中道德方面没有任何值得怀疑的事情，那纯粹是撒谎。她指出，道德空档有时候对生存而言是必须的。她更主要的观点似乎是说，商业活动中举止符合道德更多的是以尽可能体面的方式适应变化的环境，而不是遵循僵化死板的原则。企业道德是动态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你如果不在一些特定的地方做生意，那么对此问题高谈阔论并没有益处。
最后，一位二年级同学站起来欢迎我们，并重申了价值观对我们未来在商界成功的重要性。他告诉我们，单凭被哈佛录取，“你就已经赢了”。从现在开始，一切都看我们如何管理自己的生活。他那肯尼迪般的讲话节奏和训练有素的号召里有些让人恐惧的地方，但是他所说的一切在我随后的哈佛生活中将一次次出现。哈佛商学院是一所学校，也是一个品牌，通过就读此处，我们和商界最伟大的品牌之一联系在一起。如今我们已经是一个精英团体的一部分，我们应该适应这一点。我拼命接受这一观点。校方看上去似乎十分狂妄，对我们中的初来乍到者而言，似乎有些难以接受。不管我们入学之前身份怎样，不管我们在随后的两年里会有何收获，会有什么出息，单单因为被哈佛商学院录取，我们就已经进入了一个超级精英团队。是哈佛商学院，而不是此前的任何事物，授予了我们“优胜者”的荣耀。在分析论课程结束的时候，弗朗西斯•弗莱解释说，既然我们身在哈佛，教授们都由我们支配了。他们会帮助我们学习商业技能。他们甚至会帮助我们的子女进入哈佛商学院，如果需要的话。这虽然比较残忍，但却是承认了“遗产录取系统”—校友的子女在录取上享有优待—的存在，这立刻让我想到：这间教室里有多少人是因为走关系被录取的？这里将会讲授什么样的资本主义理论？公平竞争的精英版本？还是另外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