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佛是因为好奇心的驱使。小时候虽然父母都是很虔诚的佛教,但是我却对佛教非常反感。父亲研究唯识,他常常带我去听韩德清居士讲的成唯识论,当时简直不知到他们在说些甚么,所以觉得这只是士大夫阶级的另外一种消遣品。
母亲认识的字不多,她受了菩萨戒,要我教她诵经,第一部经是《佛说阿弥陀经》。记得当时是一面教母亲念,心里就一面起反感,以为《阿弥陀经》只是和哄小孩一样。后来又教母亲诵大悲咒,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到最后我都会背这一经一咒了,也因此而使我对佛教更起反感。
八岁那一年我开始吃素,但吃的不是佛家素,那是因为我曾经看过羊被宰杀的情形,那只羊要被杀前,跪在涮羊肉店门外哭,目睹那种情景之后,那顿饭我就吃不下了,从此下决心不再吃有生命的东西。那时我还是成长时期,需要足够的营养,而我在外面都是以一碗素汤面打发,家人因而很着急。不过他们想,这可能是小孩子说着玩的,也许过段时候就会忘了。可是我就这样吃了十四年的素食,一直到抗战开始,离家出外为止。
我从小就心里有许多问题,对于周遭事物存在的原因和人生的来处与去向,常常产生疑问。这些问号跟着我度过了中学、大学,再从抗战、就业到结婚,生子,在外漂泊了几十年。在这中间,我经历了国家最乱,最艰苦的时期,从军阀割据,到日寇入侵。在那个时候的青年学生,目睹国家处境的困难,几乎都有同样的共识,就是每个人心里想的,都是如何才能使国家强盛,以免于列强继续侵略,因此不可能想到一些超现实的问题上。
我念的是北京大学,以往的北大,曾经也是思想非常自由的一所学校,在那样的学习环境里熏习久了以后,自然会受它的影响。我的思想也就因而跟着转变,对一成不变的观念不予认同,并且强烈地感受到自己肩负着历史的责任。当时因为看着国人的生活条件极差,心中就起一个念头,要把国家社会的经济情形改善,民富则国强,因此我就选了经济系。平静生活开始寻找卢山真面回想到台湾的这一段时间,是我这一生中过得最平静的日子。而我现在心里所想的又是甚么呢?
从民富国强,慢慢地又开始注意到超自然的精神上的问题。为了寻找这些答案“于是我踏进了哲学的领域,开始试着用逻辑的方式,借着归纳法和演绎法,推论人生是甚么、人应该怎么活的问题。但是这些理论不但不能给我一个圆满的答复,反而扰乱了我的思想。那些理论只告诉我们,人是非常无知的。我承认我的无知,但是这些哲学理论并没有对我的无知提供任何的意见,反而把我的无知搅和得更乱。
再说,这些哲学家们,每个人都有他的一套说法,而且同一个哲学家,又可能会随着年岁的增长、见识的增加,修正他原先的说法,在众说纷云的情形下,究竟该相信那一派、追随那一个哲学家呢?在哲学上感到乏味之后,自然地回归到东方思想。东方的思想在生死的问题上,有较具体的说明。《论语》记载着一段,孔子站在桥上,看着流水不停地流着,便说,“逝者加斯夫,不舍昼夜。”
意味着生命就跟水一样,日夜不停地流着。年轻的时候还感觉不到时间消逝的快速;到了步入中、老年之后,想起孔子的这句话,就有很深的感受。岁月岂只是“不舍昼夜”?简直是不舍分、不舍秒。我们一分一秒地老去,也就是一分一秒地走向死亡。虽然已有这方面的认识,可是关于生命的来处和去向的问趣还是没有解决。
孔子是不谈生死问题的。既然这些都不能为我解决问题,我又转向研究道家。 道家好像说出了一点点东西来,有一句话说,“生者寄也,死者归也。”活着只是借住在这世界上而已,死后就回去了。这已经是有稍微进一步的答复了。不过为甚么要寄?又要回到那里呢?慢慢地又从东方哲学,靠近宗教范围了。
当时我的朋友几乎都是基督教徒,偶尔我跟他们提起这些问趣,他们很自然地都会邀我去教堂,我也跟着上礼拜堂。可是到了那里,我越听,迷惑越多。他们教我只要相信,信者得救,不要有这么多问题。可是我做不到,必定要在疑问解释清楚之后,我才能够相信,我一定要知道人是怎么来的。他们说,这问题在《圣经》里说得很清楚,可是我读了《圣经》之后,问题更多。上帝为甚么要创造蛇和智慧树?我可以答复的是,蛇是用来测验夏娃的,而夏娃是用来测验亚当的。既然是这样,上帝知不知道亚当一定会受夏娃的引诱,而夏娃也会受蛇的引诱?如果上帝不知道,那么他就不是全知;如果他不能阻止事情的发生,那么他就不是全能。如果他是,那么他还会把危险的东西蛇和智慧果放在园子里?智能难到是这么可怕吗?上帝禁止他们吃智慧果,是不是因为他们吃了之后,就会像上帝一样的聪明,所以他就发脾气?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上帝就太小器了。他们只因不听上帝这一个戒,吃了智慧果后而被驱逐出伊甸园,那现在的人类所造的罪恶不知比吃智慧果的罪恶大得多多了,死了以后怎能回到上帝的怀抱?再说那些都是魔鬼的引诱,请问魔鬼是不是上帝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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