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校长2018年度演说：这所高校要成为推动世界进步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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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理查德森（Louise Richardson）教授在牛津大学议政厅（Convocation House）发表了她的年度演说。标题为编者所加，以下是演讲全文：

各位早上好，

谢谢大家在今天早上抽时间来到这里，听我回顾过去的一年，以及我们对未来的规划。

过去的一年跌宕起伏。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有深刻的担忧。

成就之一，是我校已连续三年荣登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Global Ranking）榜首之位。我知道我们许多人都对这些排名和它们的评判标准持保留意见。比如，显而易见的是，在英国机构发布的排行榜中英国的大学的表现最好，而美国的大学则在美国排行榜上表现最好。即便如此，仍有一组高校在世界各地被各大排名一致认可为全球顶尖，牛津大学便是其中之一。

另一成就，是牛津大学首支债券的成功发行，一个总额达7亿5千万英镑、票面利率2.5%的百年债券。是英国高等教育史上发行金额最高、期限最长的债券，被媒体称为“双冠”债券。出售过程中，投资者最高出价达到36亿英镑。这足以证明市场对牛津大学和高等教育未来的坚定信心。我强烈地意识到，我们有责任为今世后代的教师和学生明智投资此债券，以确保为继任者留下一个更强大的牛津大学。

毫无疑问，这一年的低谷期是围绕英国高校养老金计划（USS）改革的争议，及其给我们带来的分歧。我迫切希望由高校联盟（UCU）和英国大学联盟（UUK）代表组成的联合专家小组（JEP），在和独立主席一起着手的研究报告中，能找到不损害成员高校金融保障的前提下，维持现有的养老金福利的方法。

过去一年的成就不胜枚举，包括生物化学系的教授金·内史密斯（Kim Nasmyth）被授予2018年度生命科学突破奖（2018 Breakthrough Prize），还有即将在今年被授予物理学特别突破奖的曼斯菲尔德书院（Mansfield College）教授学者、物理系客座教授乔斯林·贝尔·伯内尔女爵士（Dame Jocelyn Bell Burnell）。此外，我们还有6名同事入选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8名入选英国科学院（British Academy）、21名在英国授勋及嘉奖仪式上（the Birthday and New Year’s Honours）册封头衔。

除了长期以来对高校未来资金和过度监管的担心外，过去一年脱欧谈判迟迟没有进展也给我们带来深切的担忧。我们希望脱欧方案能保证欧盟教职员及其家人的居留、能保障我们照常申请欧盟研究经费，从而进行学术交流和研究合作，同时不会阻碍学者在各大院校间自由流动。

与此同时，牛津大学尤其是我们的学生队伍，还在不断发展壮大。今年，我校研究生数量第一次超过本科生。在女性获得选举权的第100年，本科生中的女生数量首次超过男生。自有数据记载以来，英国本科新生中来自公立学校的数量第一次超过了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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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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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看完了。。。不愧是牛津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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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我相信，如果我们作为“同一个牛津”来行动，我们就能更高效地实现战略计划中的目标。“同一个牛津”不是为了中心化，不是把自主权收归大学管理层，而是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座伟大的高等学府的一分子。“同一个牛津”是认识到合作让每个人获益，认识到牛津大学的各个部分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是帮助我们三思而后行，考虑到不同行为对牛津其他部分带来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它关乎信任，认识到我们所有人来到这里的共同原因，那就是丰富全人类的知识宝藏。它意味着，当我们向科研卓越框架（REF）提交意见时，要确保考虑牛津大学的整体利益；当我们发表公开言论时，要心系整个牛津的声誉。当我们为了资产、为了学生彼此竞争，或者拒绝共享信息时，当我们把某些利益置于大学整体利益之上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损害我们每个人。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说过：“竞争只会在一定程度上有用，随后变不再有意义。一旦竞争停止，合作就会出现，而后者，才是我们为了今天要尽力达成的。” 我们身处在竞争异常激烈的外部环境中。我相信，如果我们能更高效地进行内部协作，我们也将更高效地参与外部竞争。

我们要面对的外部竞争不只是和其他大学在教学资源、师资力量、排名先后或研究经费上的竞争。我们面对的，还有对于教育价值、甚至教育目的不同理念。我们日益面对证明教育“物有所值”的要求。我知道，我们都相信牛津大学教育的价值，绝不能以毕业生的薪资来衡量，对学习专业的选择也不应被市场的酬劳所左右。我知道对英国脱欧谈判的进度和方向感到失望的绝不止我一个人。很难相信照此现状，这将是英国作为欧盟成员的最后一场牛津大学校长年度演说。虽然身处英国我们面临着诸多的挑战，但仍好于在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匈牙利和土耳其的高校同行们所面临的情况。那些国家的政府把一些大学视为自由价值和独立异见的据点，并试图将其关闭。让我们坚定地并肩而立，抵制反对自由的声音，旗帜鲜明地维护宽容、平等、国际主义、个人自由和言论自由。为了前辈与后继者，我们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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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环境

多元化不仅关系我们的学生群体，也和我们的教职员工息息相关。在五月份我们获得了由高等教育发展机构（Advance HE）颁发的种族平等宪章铜奖，成为全英国获得该奖项的十所高校之一。这一奖项认可了我们在改善少数族裔员工及学生的代表性和成功机会上作出的努力和承诺。在雅典娜章程最近的一轮评奖中，我校再次荣获机构铜奖，同时初级医疗系首次获得银奖，工程学系和人类学系均获铜奖。目前，我校各院系已获得19枚银奖、11枚铜奖。

很多牛津人也在为提升人们对多元化的认识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可以举出许多这样事例，但去年一个突出的例子，是材料系的克莱拉·巴克尔博士（Dr. Clara Barker）获得了由首相办公室颁发的光点奖（Points of Light）。这一奖项旨在表彰她在提升牛津大学和社会对LGBT人群（同性恋、双性恋与跨性别者）的了解所做的贡献。巴克尔博士是一位改变性别后的女性，负责管理由牛津大学材料系和物理系共同运营的应用超导研究中心（Centre for Applied Superconductivity）。实验室外的她还是一名石墙倡议（Stonewall）的志愿者，帮助市政委员会在当地学校中推动反霸凌倡议。

我们致力于培养一个兼容并包的环境，并在这一过程中，平衡我们维护言论自由的责任。

我们致力于确保牛津大学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工作场所，这一承诺在战略计划中也明确列出具体行动方案，以保持牛津的吸引力。

我们视大学的欧洲员工和学生为己任。人事委员会将考虑给欧洲员工提供额外支持的提案，以帮助他们应对英国脱欧带来的不确定性。我将主持一次面向我们欧洲员工的公开会议，共同探讨如何在这个转型期内为你们提供最大的帮助。

去年，关于高校养老金改革的矛盾深深破坏了我们的社群归属感。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都低估了同事们对这个问题的担忧，低估了当他们长期依赖的养老金体系遭遇变化时他们的背叛感。我知道大家的忧虑，也真心希望可以在今年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我对此抱以期待。今年夏天，养老金工作小组一直在探索各种方案，并给整个国家的讨论提供思路。联合专家小组也已经提出了进一步的建设性意见。相信大家都心系牛津大学和每个牛津人的最佳利益。或许在维护这些利益的方式上我们没有达成一致，但这不代表我们要怀疑彼此的初衷。我们汇聚于此，因为我们都有相同的使命，那就是用知识的发展和教育的力量改变民生；也都有同样的信念，那就是高校，尤其是这所高校，是推动世界进步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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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发展

过去一年，在整个大学有大量精彩的外部发展，不胜枚举。比如，牛津大学创新公司（OUI）促成多个衍生企业，将学校的科研成果引入市场，为当地经济增加就业和收益。而牛津科技创新基金（OSI）的投资者们则帮助激发加速衍生企业的飞跃发展。自2011年来，学校的衍生公司共募集了19亿英镑的外部投资，仅过去一年就成功募资5亿多英镑。

通过在全球教育领域发挥重大作用，牛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UP）同样在推动实现牛津大学的使命。去年，OUP的出版物已覆盖216个国家，涉及103种语言，培训了44万名教师；并且为肯尼亚的8500名老师送去了4百万本图书，并向叙利亚难民捐赠了1100本图书。它还在一个开源的免费平台上面对整个中东地区开放“英语教学”版块，使用者超过4千万人。

牛津大学出版社也为大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在过去十年为牛津大学提供的超过了10亿英镑的资金。出版社资助的克拉伦登奖学金基金（Clarendon Fund），自2000年以来已经支持了超过2000名学者。出版社还给牛津大学一流的图书馆和约翰·菲尔基金（John Fell Fund）提供资金支持，而约翰·菲尔基金向有创新性研究想法的学者们提供种子基金。当然，牛津大学出版社也为牛津的学者们出版专著。比如去年，出版社发行了艺术史专业名誉教授马丁·坎普（Martin Kemp）撰写的一本著作，揭秘达芬奇之母的身份。

这些外部发展还包括巩固牛津大学与柏林四所高校和文化机构的伙伴关系。在脱欧策略主管达拉斯泰尔·巴肯（Alastair Buchan）教授的带领下，牛津大学正在加强一系列科研合作，以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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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

说了这么多挑战，也让我们回顾下取得的成绩。牛津大学通过公开竞争和同行审查的体系，成功获得大量研究经费资源。这是整个大学众多学者的卓越学术实力和对科研专注投入的充分证明。牛津大学与科研活动直接相关的收入超过了7.2亿英镑，占总收入14亿英镑的一半以上（不包括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收入），超过英国任何高校至少1亿英镑。

让我在每个学部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在吉姆·内史密斯（Jim Naismith）教授的带头下，牛津大学在耗资1.03亿英镑新成立的罗莎琳德·富兰克林研究所（Rosalind Franklin Institute）中发挥着领军作用。作为国家级的重点科研中心，该研究所将利用颠覆性工程和自然科学技术（比如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大大加深我们利用生物学来推动医药发展，并获得新的诊断、药物和治疗方法。

一项为期三年的全新旗舰合作项目也正创造让人兴奋的新机会，帮助牛津进行跨学科研究、知识交流，并让公众参与国家信托基金会灵感之地（National Trust’s Inspiring Places）的项目。在人文学部各位同事的支持和爱丽丝·珀基斯（Alice Purkiss）女士的领导下，此次合作把创新、前沿科技和人文遗产相融合，以应对21世纪人们如何加深文化参与和情感联系的担忧。

英国心脏协会（British Heart Foundation）为波登·桑德森心脏科学中心（Burdon Sanderson Cardiac Science Centre）颁发了总额达760万英镑的研究经费，由马努艾拉·扎克罗（Manuela Zaccolo）教授和生理、解剖与遗传系的同事共同领导这个全球领先的研究中心。

由两家研究委员会资助1950万英镑，成立的跨机构的英国能源需求研究中心（UK Centre for Research on Energy Demand, UKCRED）于四月份成立。中心由牛津大学地理与环境学院牵头，尼克·艾尔（Nick Eyre）教授领导，将为解决能源需求引入跨学科研究，帮助向安全经济的低碳能源体系转型。

自从英国资助机构在2016年启动了全球挑战基金（Global Challenges Fund）以来，牛津大学始终是赢得资助最多的机构，成功竞标得到超过4800万英镑的资金。这一成绩证明，牛津长期为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各种挑战输出杰出的研究成果。

过去的12个月里，外部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它们将在未来几年对我们科研经费的格局带来重要影响。

政府在十一月发布了国家工业发展战略，承诺要把用于研发的公共投资提高至GDP的2.4%。这是个大好的消息。大部分投资将会用于应对工业主导的各种挑战、以及旨在促进经济繁荣、提高工业生产力的倡议。

正如高等教育与科研法案（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ct）曾预示的，一个全新的国家资助机构——英国研究与创新署（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UKRI）于四月成立，并将创新英国（Innovate UK）和现有的多家研究委员会归并入UKRI。此超级机构的初期目标之一，是审核如何平衡研究及创新系统里的经费资助，包括好奇驱动型研究与定向研究之间的平衡、项目资助与结果未知的研究资助之间的平衡、及公共投资用于大学研究与工业研究之间的平衡。这一审核得出的决策将对整个英国未来的科研版图起到重要作用。

我们的成功也给自己带来了一些困扰。目前学校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在于政府和其他资助方对于支持研究真实成本的经费正在减少。这对于英国科研根基的健康发展、尤其对我们造成了严重的问题。以近十年来的变化为例，由外部资金支持的研究项目，其直接成本平均每年增长7.5%。相应的，总成本中的项目运营成本每年增长5.5%。而由政府划拨、用于科研的关键性支撑资金（基于研究质量发放的经费）平均每年仅增长2%。

实际上，我们在几乎所有得到资助的科研项目上都需要额外资金投入，正如学校为每个英国本科生付出的教育成本都大于学费收入。我们依靠慈善捐款和牛津大学出版社（OUP）来填补差额，这并不是一个可持续性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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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公平

“同一个牛津”并非总是显而易见。是否有公平的申请机会，是公众对牛津持有负面看法的一个领域，并且不由分说地下了判断。为了澄清这一问题，我们在今年公布了首份年度录取报告（Annual Admissions Report，点击回顾）；不论报告中的数据是否有助于牛津的形象。报告显示，2013至2017年被我校录取的英国籍本科生中，BAME（黑人、亚洲人和少数族裔）群体的比例从14%增长到了18%。来自社会经济落后地区的学生占比从6.8%增至10.6%，来自高等教育低入学比例地区的学生占比从9.5%增至13%，来自公立学校的学生占比从56.8%增至58.3%。今年，牛津大学录取的公立学校学生人数再次增长2%。然而，批评者们对这些渐进但稳定的增长数据不甚满意。

为确保招生过程的公正公开，整个牛津大学数百名学者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很多书院都开展了创新性的宣讲活动以吸引更多来自弱势群体学生的申请。去年，全国共有870名学生参加了UNIQ暑期班项目，其中135名同学即将在这个月成为牛津大学的学生。作为全英目前最大的针对公立学校的暑期项目，我们承诺会在明年把UNIQ的规模再扩大50%。每年，我校在类似宣讲项目和课程补贴中投入的金额达1800万英镑。近日，英国大学入学申请办事处（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Admissions Service, UCAS）的一份分析报告显示，当对比成绩表现时，牛津的录取数据和预期数值并没有显著差别，除了黑人学生的录取数还高于预期比例。显然，我们的招生数据反映的是整个社会在地域、种族和社会经济水平方面的极度不平等。然而这些事实并没能减轻牛津长期面临的苛责，也没有改变公众认为牛津不公平的印象。

近日，我们委托Populus公司做了一项关于公众态度的调查。结果显示，一半的被调查者认为牛津大学更愿意录取来自私立学校或高收入家庭的学生。只有20%的被调查者认为我们会录取各种家庭背景的学生、我们的筛选标准是公平的。更令人担忧的是，Populus还同时收集了英国议会成员的看法——78%的被调查议员认为牛津有全球影响力；67%认为我们致力于前沿科技创新，75%认为我们引领艺术与人文领域；39%认为我们对所有背景的学生一视同仁，36%的被调查议员相信我们对录取新生的选择是公平的。不同党派人士所持的看法也有明显不同——只有12%的工党议员认为我们对所有背景的学生一视同仁、我们的招生标准公平。有78%的被调查议员相信我校能为学生提供卓越的教育资源，50%的被调查议员相信我们会增加公立学校的新生录取量。

我在前面提到了二元对立的粗暴做法。公立与私立，在我看来也同样是个被过度简化的指标。我个人在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之前，一直都在公立学校读书。牛津大学经常因为来自私立学校的新生比例而备受谴责——北英格兰的采样调研发现，人们认为我校90%以上的学生都来自私立学校。然而事实上，这个数字只有40%，并且在今年达到了最低值。人们常常对比说，英国只有7%的小学生会在私立学校就读。然而我们并不招收所有年龄段的学生，所以这个数字其实没有太大可比性。在英格兰，17岁及以上的学生中有16%就读于私立学校。显然，这一数据才更有可比性。

父母选择把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就读的原因各不相同，大部分也的确是因为他们身处高位，家境优渥。其他父母则要为高昂的学费做出巨大牺牲。有些私立学校学生的父母是在政府部门或是海外工作的，很多是通过私立学校的补助项目被录取的。牛津大学10%的英国学生来自有资格获得免费校餐的低收入家庭。近年，他们中有20%到30%的学生曾就读于私立学校。

虽然如此，我们仍有必须解决的挑战。有许多来自贫困环境和较差学校，却很有天赋、表现优异的学生，本来有机会通过竞争进入牛津大学，但他们没有递交申请。我们要向这些学生宣传，吸引他们申请。另外，也有来自贫困环境的优秀学生申请了牛津大学，也符合甚至超出了我们的要求，却没能成功在面试中被录取。我们要弄明白其中的原因，并加以应对。最后，还有一部分这样的学生不仅申请还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却最终未接受录取的同学。（今年和去年通过UNIQ暑期班收获了牛津大学录取名额的学生中也有20%未接受我校的录取。）同样的，我们需要明白其中的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我认为，一种更加统筹的宣传和录取方式也许能帮助我们吸引并留住这些学生。有些院系已经建立了这种机制，比如医学系。单个导师作出的录取决定也许是绝对公平的，但把所有决定放在一起来看时，整体的结果可能看上去就不那么公平了。我一直在与各院系及学部商讨方案并分享最佳实践。我不确定我们是否终有一天会让我们的批评者们都满意，但我们必须能让自己问心无愧，确保要竭尽全力，使整个牛津大学，而不仅是某个院系或书院，能够真正招到各个背景下最优秀的学生。这是另一个能通过“同一个牛津”实现共同夙愿的领域。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将在质疑的媒体及新的监管机构——学生事务办公室的监督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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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个牛津

我在这几年的年度演说中常常用到“同一个牛津”这个词，指的是在书院制大学中的所有同事们为共同的目标、价值观和牛津大学的整体利益而携手努力。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打破学部的界线和各系的框架，充分利用整个大学的实力和深度。这也意味着，我们要理解外界人士对牛津的认识。因为除了校友，外部他人很难理解对于我们内部非常重要的差异特色。一直以来，牛津大学的书院制和分权结构都是我们优势的源泉。书院提供一流的、个性化、学术性的教育环境，促进跨学科教育和强烈的社群氛围。书院的分权结构和学科院系的自治体系培养了牛津大学灵活、创新、自主决策的特质。但是这些特色在外界的认知中常被忽略，人们也常把牛津大学看做一个庞大而不可分的整体。

在去年的演说中，我曾提到后台职能共享、减少重复工作、以及为行政员工提供职业规划的各种好处。我还提到了降低繁复并简化流程能为我们节省多少成本，尤其是时间成本。今年五月，我们推出了“聚焦”计划，目标在于提高行政工作的效率，简化政策，并融入不断改善和跨部门合作的文化。今年，聚焦计划组的项目之一，是对研究生的招生流程进行审查，通过整合课程、奖学金和书院的录取发放决定，提高回复速度，优化学生的申请体验。在“同一个牛津”精神的指引下，各书院、院系和大学行政服务部门正在共同努力，使之成为现实。

“同一个牛津”不仅指合作优化流程，节约经济和时间成本。在大学各项工作中，我们还能看到很多“同一个牛津”的成功案例。其中最新的一项倡议，是鼓励并支持学生创业的牛津铸造创业中心（Oxford Foundry, 简称OXFO, 点击阅读牛津铸造一周年回顾）。牛津铸造由赛德商学院发起，服务于整个牛津大学。如果你拜访牛津铸造，甚至都不会看到赛德商学院的标识。牛津铸造刚刚成立的前10个月里，就有来自四个学部、38个学院和6个永久私人学堂（Permanent Private Hall, PPH）共87个国家的2000多名学生加入成为会员。有1200多名学生深度参与了牛津铸造的各种活动和学习课程。

牛津铸造创业中心也是展现牛津速度以及行动力的绝佳范例。在暑假刚开始的时候，这座建筑还是一家夜店，而到了十月，创业中心在Apple公司CEO蒂姆·库克（Tim Cook）的致辞中揭幕。这堪称牛津大学的新记录。而这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赛德商学院有明确的目标，为商学院和整个大学各院系服务的愿景，以及牛津大学所有书院的协力支持。

牛津大学马丁学院（Oxford Martin School）是我们落实“同一个牛津”的又一范例。在选择捐赠对象的过程中，著名信息技术专家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对多所高校进行了考察。他相信人类面临的最重大的那些挑战，只能通过跨学科合作来解决。牛津大学无数院系的广泛人才让他最终决定出资建立马丁学院，成为当时牛津近代史上金额最大的一笔捐赠。

自2005年成立以来，马丁学院已经调动了整个牛津大学超过100门学科的500多名学者。学院拥有近60个研究项目，以应对各种亟待解决的全球性问题——比如传染病、海洋可持续发展、以及食品安全。在最初的十年里，学院为研究项目筹集并投入了5千万英镑，并帮助研究员们又额外撬动了1.84亿英镑的研究资金。马丁学院及其学者们为包括世界银行、经合组织（OECD）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UN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在内的众多机构和政府部门献计献策，提供报告及顾问服务。

奖学金项目为“同一个牛津”树立了又一典范。红杉资本董事长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和妻子哈里特·海曼（Harriet Heyman）最初只在基督堂书院（Christ Church）设立了奖学金。但在2012年，二人发起一项重要倡议，使奖学金覆盖了各个学部、院系及书院。大学联合各书院搭建了一个通用框架，而众多学生因此受益。至今，已有775位牛津学生获得了莫里茨—海曼奖学金，而这一数量在今年还将显著增加，因为该奖学金的发放范围已经扩大到了每一位家庭年收入低于1万6000英镑的英国学生。待全面实施后，莫里茨—海曼奖学金每年都能资助牛津大学大约10%的英国学生。奖学金由大学与各书院负责募集配套资金，牛津大学基金管理公司（OUEM）实施投资，书院进行分配，学生费用办公室进行监督——这就是合作的范例。

大学和各个书院合作募资也让众多研究从中获益。牛津大学研究生奖学金配捐基金（Oxford Graduate Scholarship Matched Fund）已经募集了1.27亿英镑的研究生奖学金，并提供了9200万英镑的大学配捐资金。截至今天，已有30间不同书院的468名学生获得这一奖学金。类似的教学基金（Teaching Fund）同样在为核心教学岗位提供长期性的资金支持，推进大学各书院间的联合筹资。目前，牛津大学以及还有超过一半的书院和永久私人学堂使用DARS（Data-Acquisition and Recording System）电子数据库系统在募资上进行合作。虽然这还算不上完全的“同一个牛津”，但我们正向着这一方向前进。

牛津大学基金管理公司（Oxford University Endowment Management, OUEM）是共同协作获益的又一例证。2009年创立时，OUEM共有6亿英镑的投资资金。今天，这一基金的规模达到30亿英镑。期中12亿英镑是投资回报带来的增长，其余则由整个大学和各书院共同筹集的。这标志着学校在资金管理上的显著优化。基金管理公司为牛津大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提供巨大的支持，过去九年共有近5亿英镑分配给了大学及各书院，且金额还在逐年增长；从2009年的2500万英镑增至2017年的9300万英镑。如今，OUEM还帮26所书院独立的教育基金进行管理投资，就在年度演说的前一天，还有新的书院的基金加入。

博士培训中心（Doctoral Training Centres, DTCs）为牛津大学博士培养的模式带来了变革。生命科学博士培训中心（Life Sciences DTC）聚集了来自数学、物理与生命科学学部（Mathematical, Physical and Life Sciences Division, MPLS）和医学科学部（Medical Sciences）的学生。从癌症、动物行为到人造眼球的3D打印，中心让他们在研究项目上自由创新。博士培训中心已有40个不同院系的400多位学术导师和500多名博士生参与。该中心已产生了20多家衍生公司，融资额超6500万英镑。很快，由DTC培养的博士生人数将达到1000名。我们必须为类似这样出众的项目提供便利，使之更好地运作与发展。

不同机构作为“同一个牛津”合作互利的最后一个范例，是牛津大学下属的花园、图书馆与博物馆（GLAM）部门。它们不仅形成了GLAM体系，还在去年发起首个合作推广项目“头脑成长”（点击回顾），为前来旅行的游客规划可供参考的旅行路线，覆盖GLAM部门所有的花园、图书馆和博物馆场地。此举使牛津在2017年的旅游人数增加了13%。相比增幅仅有1.8%的伦敦景区而言，这无疑是个了不起的成就。它意味着共有320万人参观了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博德利图书馆、植物园（Botanic Garden）、科学历史博物馆（Museum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自然历史博物馆（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和皮特河博物馆（Pitt Rivers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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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计划

过去一年，我们的同事致力于制定一个新的战略计划，以帮助我们应对改变并规划未来。英国政府学生事务办公室（The Office for Students, OfS）要求我们制定五年计划，而上一个计划从2013覆盖至2018年。通常这些计划只反映宽泛的愿景，但是这次，我们希望制定一个可以赢得全校支持、保持一致的行动纲领。经过公开讨论、特别小组、委员会和在线调查的广泛磋商，提交大学议会（Congregation）来批准的计划草案已经成形。其间，共有450位职工花时间提交了书面意见书，400多人参加了6场公开讨论，整个大学约40个委员会讨论了该计划。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战略计划还有一份战略执行方案做支撑，坚定承诺通过实际行动，实现计划目标。也许到目前为止讨论过程中最突出的发现是，大家在如此多核心问题上有普遍的共识。

计划草案勾勒了一个增长战略，但是这种增长将是有计划、可持续的。债券收益让我们能在未来的15年里投资15亿英镑用于校园建设。按照计划，我们将在未来5年内为建筑及IT设施投入5亿英镑。新的教学楼将使我们能开展前沿研究，进一步增强学术声誉，并让我们在全球竞争中吸纳顶尖的研究人员。正如新的数学楼和物理楼已经在不断为牛津大学吸引来自其他高等学府的优秀学者。

计划中明确提出的一个目标，是到2023年，我们要在不降低生源质量的前提下，将研究型硕士博士项目的招收人数每年增加400人，他们将在研究项目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每年新增450名授课型硕士生。计划的另一目标，是到2023年，将本科生每年的新生人数增加200人，并侧重提高战略重点学科的学生数量——如计算机科学、工程学、生物医学等，以及经济学相关的跨学科专业。

我们非常清楚学生数量的增加，给我们的书院和整个城市的租房市场带来了不少压力（需要指出大学非常感谢那些为增加的研究生提供空间的书院们）。因此我们承诺，将在未来的五年内开始建造1000个研究生宿舍，以及至少一个新的研究生书院。我们将与合作伙伴、书院、捐助方及企业合作，确保宿舍的建设能承载新增学生的需求。近日与大学和赫特福德书院（Hertford College）达成的协议，就是类似创新合作的例子。双方协商转让若干栋建筑的所有权，并且一起规划伍德斯托克路（Woodstock Road）和班伯里路（Banbury Road）之间区域的开发。

根据规划草案，我们将在现有的1000个奖学金基础上，为研究生另设300个奖学金，并为所有学生新增2000个资助的实习机会。我们期望牛津大学能在多个方面实现增长，但不会让国家的弱势群体承担代价。相反，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有责任去保护他们。

除此之外，我们还将在人力和配套资源方面进行投入，以支持计划中的这些增长。当务之急包括为事业刚起步的研究者增加机会和支持，增进给所有员工个人和职业发展的支持，融入支持、包容性的文化，并通过执行诸如推动性别平等的雅典娜章程（Athena SWAN）、种族平等宪章（Race Equality Charter）、石墙（Stonewall）发布的工作场所平等指数（Workplace Equality Index）和心灵雇主（Mindful employer）等活动，提高员工群体的多元化。我们将在领导决策过程中努力为弱势群体发声，帮他们清除成功道路上的障碍。我们要保证奖励机制和养老金规划能稳固、透明且有竞争力。

我们的员工最感到头疼的问题之一，就是牛津高昂的住宿成本——这也是我们招募和留住教职员工的严重阻碍之一。自2000年以来，牛津市的房价上涨了67%，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计划力求在2023年以前开始为大学和书院的职工建造至少1000套补贴住房。并以一个公平、透明的方式，在教职员工间分配这些负担得起的住房。

通过这一战略计划，我们目标为研究环境投资，扩大中央研究基金的规模和范围，营造创业氛围，扩大牛津周边的创新园区——包括伯格布洛克科技园（the Begbroke Science Park）和奥斯尼米德（Osney Mead）工业园区，并加强国际研究合作。该战略计划草案已于7月份获得校董会批准，并将在这学期向大学议会提交，我鼓励所有还没这么做的同事去阅读下这份草案。借此机会，我想感谢所有为这份计划的起草付出了心血与时间的牛津人。它为之后的五年定下了既宏大又实际的目标。

在我们计划将债券收益投入基建项目时，有一点需要说明。我们在大学里教育明辨细微差别，因为生活中很多事不是非黑即白。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帮助学生做好万全的准备。简单粗暴的二分对立常见于报纸头条，也许适合电视媒体，但不属于大学。最近，我就听到了这样一种对立说法：我们应该投资的是人，而不是楼。我们知道人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也承诺会尽力支持他们。但是，对教学楼的投资就是对人的投资。它是对在楼里工作的人、进行的研究项目和课堂教学的投资。而这一战略计划提议的就是为人所生活和工作的环境投资。

在我看来，有一种有意义的对立是将基建支出和经常性支出加以区分。基建支出是一次性的，而经常性支出则年年都有。有人告诉我，要把债券收益用于薪酬，而不是建楼。在经济不景气、国内多年紧缩的情况下，我完全理解这种心情。但是站在经济的角度上看，这无异于用抵押贷款去支付电费。教学楼的建设成本是一次性的，而工资成本则是长年累月的。去年，因为通货膨胀、自动年工资增长和职工数量增加的缘故，我们的薪资成本增幅超过了5%。薪酬增加5%绝不等于新建一座发展与再生医学研究院（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al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IDRM），而是相当于每年新建一座IDRM。

以我们今天所在的这座建筑——议政厅为例（我知道这里古老的长凳很不舒服，对此我很抱歉。不过，档案保管员告诉我，直至1929年牛津大学的年度演说都只说拉丁文的——也许这能让各位感到好受些）。议政厅，连同上层的图书馆（现为汉弗莱公爵阅览室的‘塞尔登之角’）和北面的名誉校长室（Chancellor’s Court）都是在1633年到1636年间建成的，总花费为2500英镑。382年过去了，我们依然坐在这里。所以说，基建支出能带来长久的影响力，它会让许多人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从中获益。

但我们也深知大多数员工面临的经济压力，尤其是那些子女尚且年幼的。因为我也曾亲身经历过，平衡充满挑战的事业和嗷嗷待哺的家庭有多困难。这是我做过的最不容易的事。战略计划承诺开展幼托服务，推行灵活的工作政策，使教员能在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调整工作职责。我们深切关注员工的健康福利，并将确保牛津大学在未来依旧是一个理想的工作场所。

员工是我们成功的基石。没有员工，没有你们，我们永远不可能实现我们的使命，那就是通过研究和教学推进学习，并让身边的、国内的、甚至全球的环境变得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