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制造：一场关于MBA的浮华盛宴（节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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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制造：一场关于MBA的浮华盛宴（节选3）

Ahead of the Curve:Two years at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作者英国)菲利普•德尔夫斯•布劳顿(Philip Delves Broughton)


第3 章
第1 节
向强有力的事物挑战，去夺取辉煌的胜利，即使遭受挫折，也远远胜过与苟安之辈为伍。因为他们生活在暗淡的暮光之中，既没有经历过胜利的喜悦，也没有品味过失败的苦涩。
—西奥多•罗斯福，哈佛商学院招生网站引用孩提时代，家人经常给我讲述曾外祖母的故事。曾外祖母是缅甸人，住在仰光，嫁给了一位具有英法血统的公务员。曾外祖母35 岁的时候，丈夫去世，留下9 个孩子和一笔微薄的遗产。虽然先前没有商业经验，她却产生了把好莱坞电影进口到缅甸的念头。没出几年，她就成了缅甸最大的电影发行商，拥有仰光最大的电影院—“守护神”影院。母亲记得最清楚的童年往事就是在家庭包厢里观看电影《宾虚》（Ben-Hur）。曾外祖母事业成功后，在仰光燕子湖畔最昂贵的社区购买了房产和土地。在这座富丽堂皇的木屋围成的大院里，母亲和52 个堂兄弟姐妹一起长大成人。商人、政客和外交家成天在大院里进进出出，希望得到曾外祖母的支持。她去世的时候，房间里摆满了好莱坞大人物送来的花束，兰克影片公司还送来了一个巨大的白色蛋糕。
曾外祖母去世后不久，缅甸被军政府接管，经济逐渐土崩瓦解。曾外祖母的事业被肢解并收归国有，燕子湖畔的大院糟到破坏，年久失修。母亲的多数家人都离开了缅甸。他们有些去了美国，有些去了澳大利亚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母亲在孟加拉国结识了父亲—一位英国人。当时她的家人正在办理护照准备移民美国。父亲当时是英国国教的一名传教士，负责达卡的英国国教教堂。他们相恋、成婚、有了我，然后搬回了英国。母亲家族的各个支系都幸存了下来，有的还很有发展，但是谁也没有忘记曾外祖母在缅甸为他们创造的一切和他们失去的一切。她在商界的成功为我们家人创造了一个黄金时代，而我也经常被他们提醒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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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安毋躁。”我告诉玛格丽特。催促法国人绝对没有任何意义。革命精神依然存在，但是在自己支配的时间内他们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出现不可能出现的情况，那么只有魅力—而不是暴力—才能获胜。
“我已经知道了自己幸福的条件。”玛格丽特说道。她指的不是物质方面，而是朋友、支持团队和某种程度的职业成就感。“我已经意识到了我多么热爱我们自己的文化。”我告诉玛格丽特。通过住在法国、了解法国，已经给予了我这么多的满足感。我怀念英美媒体、报纸、电视、电影、絮絮叨叨的电台节目、我始终认为到处存在的幽默感，以及庸俗的对体育的沉迷。尽管我们颇有牢骚，巴黎的生活却一直非常美妙。我们是2002 年2 月过完新婚后的蜜月期搬来的。那天的天气是那种天色阴沉、飘着细雨、我们永远习惯不了的天气。我们从机场驱车进入巴黎时，瓦格拉姆广场的鹅卵石闪闪发光。瘦削的男男女女轻盈地步行着去上班。从《每日电讯报》位于里沃利路的办事处，我们无语地凝视着巴黎的两位园丁：他们正在修剪杜伊勒里公园的树木，让它们保持相同的高度，等春天来临的时候，它们生长开花，会长成乒乓球台那么平坦翠绿的华盖。
我们三度观赏过这种美妙的巴黎春光。我已经融入了当地的政治生活，还采访了一系列的女演员，她们穿的羊毛衫一个比一个紧身。在巴黎最后的日子里，我已被法国外交部列入黑名单，因为他们认为我向傲慢无理的外交部长多米尼克•德维尔潘提出了无关的问题。我们曾经乘火车，从巴黎去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看歌剧《弄臣》，在大维富餐厅吃过一生中最可口的午餐。该餐厅建于大革命前，后来被塞进皇后宫殿的一角。离开法国前几周的时候，在招待英国女王的国宴上，我曾在爱丽舍宫与希拉克总统的首席外交顾问同席，一边喝着高级葡萄园出品的酒，一边讨论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我有一份出色的工作。但是当着眼于未来时，我知道自己需要改变。我需要重返校园去学习会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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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一页上，都有一幅学生们的黑白照片，他们手牵着手站在山巅、酒吧，或者穿着晚礼服、抓着冲浪板，或者就坐在宿舍里。称为《波士顿夜生活》的一章描述了两名同学在喝一杯特大号鸡尾酒。书中写道：“20 年后回顾哈佛商学院的经历时，你不会记住某位同学的名字或者某门课程，但是你会记得手里拿着一杯伏特加酒醉醺醺地和朋友们跳舞的场景！”此时此刻，哈佛商学院学生的原型形象已经呈现在我的脑海之中：那是一个睁大眼睛、昏头昏脑的市侩之徒，喜好酗酒，将来的生活倚仗提供管理咨询。
这与我通过阅读了解到哈佛新近推出的领导力和价值观创造行动大相径庭。熟悉法国《世界报》的特殊用语习惯花去了我此前两年半的时光。然而突然间，这里又是另一种甚至更奇怪的语言。我了解到，领导力和价值观创造行动将“促使学生利用他们的道德指针，用严格的道德标准规范他们的商业和领导力决策，从而逐步让这一过程成为本能性的反应”。有人引用林恩•潘恩（Lynn Paine ）教授的话说，学校需要“研究全面的‘领导力和价值观’培养方法，而不仅仅是常用的惩罚性的依法行事手段”，还要“培养‘有助于防止损害性的道德空挡出现的（正直）策略，同时进一步了解强有力地控制着道德思想和行为的人类冲动’”。我反复阅读才搞明白这些内容。正直策略？利用我的道德指针？难道这意味着他们要教我如何避免成为骗子？如果避免像骗子那样表现的这个过程还不是本能性的呢？如果我没有道德指针可以利用呢？或者说如果在Pravda 夜总会喝了两瓶伏特加后道德指针发生故障了呢？林恩教授是问题所在呢，还是解决问题之道？
居留巴黎的最后一个夜晚，我和玛格丽特到皇室宫殿后面的Maceo 餐厅就餐。我俩以香槟互相致敬，然后分享了一瓶白葡萄酒，享用了烤真鲷和番茄冻汤。餐桌周围的空间里面，弥漫着香烟的烟雾和人们从剧院出来走到周围街道上的喧嚣。我们突然意识到了要回美国的现实。如同住在法国的许多外国人一样，我们的经历可谓五味杂陈。但是那天晚上，巴黎确实像诗人和歌词作者们描述的那样古朴而又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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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事诗》（The Georgics ）。”“哼！多数人都说喜欢《伊尼特》（The Aeneid ）。几年前我曾经访谈过一个自称曾经在巴黎路易格朗中学读过书的人。我就是在那所学校上的学。但是我发现他的简历上把“Le Grand ”拼在了一起。我们在那里读书时拉丁语是必修课，因此我问了他一些拉丁语问题，结果他回答不上来。最后发现他是个骗子。因此我喜欢核对一下这些问题。”
他又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我希望从新闻业改行。然后我们就轻松愉快地交谈了半个小时，谈论英国学校里的古典文学教学情况，以及他对英国人写的关于法国人的著作的偏好。他肯定是给了我一个正面的评价，因为4 月份的时候，我收到了哈佛大学的一封电子邮件，通知我已经被录取。
那是一个温暖的春日，我牵着我们的狗斯佳丽到荣军院周围散步。一如既往地，我们遇到了一群迷路的游客在寻找拿破仑墓地的入口，我们走过了那些侍者正在展开遮阳棚的餐厅。我问自己，面对如斯美景、身居如此文明社会，为什么依然心有不甘？为什么要抛开一切，重新开始呢？
被录取后没过多久，我收到了学生联合会编辑的一本名为《哈佛商学院2006 级学生生存指南》的书。有一天的午饭时间，我在杜伊勒里公园找到一张长凳坐下，打开了这本书。书中写道：“欢迎来到哈佛商学院，来到一个内涵丰富的多元社区。本社区由一个让人难忘的团队组成，他们既敢于挑战自我，又敢于挑战彼此……也欢迎你开始自己一生中最卓越的一段岁月！”后面附着一张表格，列举了本书的各个赞助公司—包括5 家管理咨询公司、吉列公司、瓦乔维亚证券公司，以及一家总部位于北卡罗来纳的银行。在《带什么来》一章中，两位同学写道：“不要带来你准备重新拾起的那把吉他或那架钢琴。务必带来你肯定要重新拾起的那些雪橇和高尔夫球棒……不要带来1999 年你带领那次激烈的技术行业首次公开募股成功后得到的纪念奖杯，务必带来2003 年你真正领导了那次乏味的债券发行之后得到的报价函……不要带来上大学时选择的历史或文学课的任何书籍。我明白，你比我聪明。每次我在奥尔德里奇楼的洗手间里面碰到你的时候，你没有必要引用济慈的诗句……不要带着‘我绝不会’来，务必带着‘我试试看’来。不要带来愤世嫉俗的人生态度，务必带来你性格中丰富多彩的每一面。我们迫不及待地要与你分享这里的经验。”那些人是谁？他们为什么这样讲？我为什么不能带去愤世嫉俗的人生态度或者我的书？这些难道不是“性格中丰富多彩的每一面”？而且，苍天在上，什么是纪念奖杯？在题为“期待什么以及如何准备”的另一页上，我看到了这样的话：“你的日历上会写满需要做的各种奇妙有趣的事情，白天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来完成这一切。就像有人把你扔进了一个培养未来首席执行官的迪士尼乐园一样……你可以把人际交流放到自己任务表的末端，但是到最后你仍然会有一批稳定的朋友。这是著名的哈佛商学院人际网络—具有国际性、跨越多行业、恒久不变的友谊—背后的真正力量。”工商管理硕士项目支持服务处的副主任也为本书撰写了一篇长文，其中包括一张纵横两栏的表格，来描述学生焦虑的身体、情感、认知和行为信号，范围涉及手掌出汗、恶心、好哭、喜欢扔东西、打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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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圣诞假期期间，我给四所学校写了申请书：哈佛商学院、凯洛格商学院、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和伯克利大学哈斯商学院。因为不清楚它们将如何对待我的申请，我希望至少有一所学校能录取我。写申请书时我不假思索，尽可能地如实表述。我没有样板参考，也没有友好的顾问来告诉我招生人士的阅读喜好。问题共3 类：你为什么想到商学院学习？你为什么想到这所商学院学习？生活至今，你做过的什么事情让你感觉在本校接受商学教育不会浪费你和我们的时间？作为我具有领导能力的例证，我写了自己在2001 年9 月11 日之后管理一家报纸办事处的经历。为了说明道德方面的两难选择，我描述了就智利皮诺切特总统的牺牲品和支持者问题撰文时，作为记者保持中立的困难。我就读商学院的目的，我写道，是准备有一天建立并管理自己的媒体公司，创办并发表我引以为豪的那种新闻和娱乐节目。
我的英国推荐人被需要填写的各种表格搞得一塌糊涂。平安夜晚上，我的编辑同事从英国农村的家中打来电话说：“有个问题你必须帮帮我，菲利普，你的领导力品质在从1 到5 的范围内该填多少合适？”
下一个步骤是接受哈佛毕业生访谈了解情况。给我安排的哈佛毕业生是一个膀大腰圆的法国人，他曾经是一家商业杂志的出版人。因为当时一条腿打了石膏，他一瘸一拐地走到公寓的门口来迎接我。那是傍晚时分，房间的天花板上面反射出聚光灯的灯光。他拉出了一把椅子，上面雕刻着哈佛大学的徽章和他毕业的年份。他邀请我坐在椅子上，然后退到了自己宽大的办公桌后面。
“那么，你为什么选择哈佛呢？”从那浑厚的声音判断，他似乎是刚刚大快朵颐地享用了许多乳酪和沙锅食品。“我觉得哈佛是最好的，对吧？”“我注意到你在牛津读过古典文学。你最喜欢的作家是谁？”“随便一个黄金时代的拉丁诗人我都喜欢。比如维吉尔、卡图鲁斯和贺拉斯。”“你最喜欢维吉尔的哪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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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让我的安排乱了套。新闻报道似乎又很重要了。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我疲于奔命，要撰写稿件，还要安排从伦敦乘飞机赶来报道这一事件的一队记者和摄影师。后来在这个过程中间的某一天，我和在纽约的这批英国同行们一起去喝一杯。房间里面挂满了圣诞节灯饰，让每个人因为饮酒已经涨红的面容更加红润。“耸人听闻的事件，”其中一位端起啤酒杯说道，“一辈子从来没有因为一个事件赚过这么多钱。”无论何时爆发何种重大事件—不管是政治丑闻、名人受审，还是恐怖袭击造成数千人伤亡—都是这种千篇一律的没心没肺的回应。昔日吸引我加盟记者行业的那种愤世嫉俗的情结正在让我发生改变。此外，就在塌陷之前还站在世贸中心双子星大楼下，亲眼目睹人们跳出窗口赴死的这段经历也让我思索几百万人都难免会思考的那个问题，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提问的声音一天比一天洪亮——如果此时此刻生命终结，你会为自己先前的生活感到兴奋吗？此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压力。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我会在深夜醒来，感觉自己似乎被匕首顶住咽喉逼到墙角，强迫给出回答。你的生活理想吗？你实现所能做到的一切了吗？到底怎样？到底怎样？
作为对我在纽约工作的奖赏，我被报社任命为巴黎办事处主任。搬往巴黎前，我和18 个月前结识的玛格丽特结了婚。婚姻生活和巴黎的工作再次让我放弃了改变职业的想法。当时有一场闹哄哄的总统选举需要报道，还有整个法国需要了解，而在结婚一年后，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奥古斯塔斯降生了。但是那些问题却一直在我耳边回响。
英国驻法国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告诉我，邀请在巴黎的英国新闻界人士来参加午餐会时，大使总是说那是给马喂食饮水的时间。在随后一次的大使馆午餐会上，我端详了一下同桌坐的那些任职时间已经结束却仍然待在巴黎的雇佣文人。他们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和他们的穿着打扮似乎每况愈下，嘴唇的颜色也因为饱尝廉价的红酒变得更暗淡了。有个人始终只问一个问题，但是他把这个问题用于任何话题：“大使先生，这一切对欧洲意味着什么？”大使就拉拉西装的袖口，在精心摆设的桌子对面彬彬有礼地回答，但是从他回答问题的神态，你可以感受到，恐怕连大使馆的前任主人威灵顿公爵在这个不称职的家伙面前都会畏手畏脚。在通宵达旦地喝着红酒和朋友们交谈结束之后，我会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脑海中涌现出各种无名的恐惧和欲望。抬头看看报纸上的图腾柱，我看到那些中年人在抱怨薪水的微薄和经理的平庸，重提当年在外报道的日子。我担心被召回到伦敦去在办公室工作。于是我给自己写了一封信描述自己的感受。我写道，时常考虑变化的这种感觉让人筋疲力尽。我已经31 岁，干着一份业内最令人觊觎的工作，然而，我能够想到的却是以后会怎样。我在放纵自我和做出明智选择之间犹豫不决，担心如果让工作变化顺其自然而不是主动做出选择，自己会抱憾终生。我在信中提到了曾外祖母，提到了她开创的事业如何在我们家族的失落感中得到放大，从而在大约50 年之后让我们感到怀念。商业曾经使她得到拯救，在这么长时间的回避之后，我感觉商业或许也会让我得到拯救。哈佛商学院的网站上遍布鼓舞人心的诱饵。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向强有力的事物”的挑战用深红色大写字母拼写而成，格外显眼。“激情”、“领导力”这样的字眼像标点符号一样装点着网站的页面。上面张贴着求知欲旺盛的学生和戴眼镜的教授的照片，教授们双手摆出一副解释问题的姿势，看上去满腹经纶，神采奕奕。在查尔斯河畔，到处是意气风发、充满想象力、敢于领先、勇于进取的莘莘学子。我之所以被哈佛吸引，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我承认，是哈佛的名头。无论哈佛在美国国内多么出名，在国外它的知名度甚至还要更高。无论如何，哈佛依然是美国最知名的大学。第二个原因在于哈佛商学院承诺的特殊教育。尽管多数商学院的授课内容大同小异，然而方法和重点却各具特色。在顶级商学院中，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以培养硅谷企业家著称，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以市场营销著称。如果你的梦想是打造或者经营一个美国知名品牌，凯洛格商学院正好合适。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则是以培养关注华尔街的金融家著称。与此类似，哥伦比亚大学关注的也是纽约发生的经济变动，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以培养希望把自己的思想用于商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著称，而哈佛大学是侧重综合管理，让你为管理和领导商业的各个层面作好准备，没有任何特别的专门方向。这些描述无疑对上述所有学校都不利，但是因为反复被人提及，因此申请人无论是被迫还是出于个人选择，都很少会无视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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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内罗斯在上东区的一处排屋设有办事处，那里是依照他拉美富豪的身份装修的：黑木箱板，一幅幅征服者跃马奔腾的油画，高高的舒适的扶手椅，还有下人供应精工细磨的咖啡。西斯内罗斯本人个头不高。他穿着浅灰色套装、白衬衫、打着蓝色花纹的领带，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不时打手势叙说这里有一桩并购买卖，那里有公司出售，另外一个地方有销售折扣来开拓新的市场。他的头发略微有些让我分心，颜色像鞋油那么黑，紧凑地顺着头顶朝后梳，似乎要把额头的皱纹拉开。他的家族虽然是靠食品包装、运输、农业这样的辛苦买卖发达致富的，但他却成功地扩张到了媒体和技术行业。而那所有的艰辛与汗水，都出现在几千英里外拉丁美洲的道路上和迈阿密的生产支持车间。在这里，古斯塔沃可以和我品着咖啡聊天，谈论他的宏图大业—关于全球化的影响，关于当地品牌的重要性等。如果这就是商业，那么我可以适应这些。他的秘书把我送出来的时候，木质壁板的一扇门开了，我看到一个小型会议室，里面有一男一女，衣着整洁、长相俊美，正坐在笔记本电脑前面讨论。他们笑着看了看我，然后继续谈话。秘书告诉我：“西斯内罗斯先生的办公室里只聘用哈佛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我感觉自己有机会领略了一下一个更好的世界。
我有几个朋友已经拿到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们多数都是在巴黎郊区的欧洲管理学院攻读的学位，而且对这一经历评价甚高。曾经去过哈佛商学院的那少数几个人都对此嗤之以鼻。他们嘲讽哈佛商学院的自大、学生学习的迫切程度—正好是英国式漫不经心的反面。然而，所有的人都说工商管理硕士教育让他们学会了商业语言，对此他们非常感激。因此2001 年8 月，在宾州火车站附近一座办公大楼的一个灰暗、没有窗子的房间里，我参加了研究生管理科学入学考试—商学院研究生必须参加的标准化英语和数学考试。考试结束后等了几分钟，计算机才公布我的成绩：总分800 分，我得了730 分。哈佛录取的平均分是700 分，因此我可以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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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驻外工作是在纽约。当时我25 岁，用一个手提箱带着全部家当。在随后的两年中，我在美国和拉丁美洲各地旅行：蒂莫西•麦克维（Timothy McVeigh ）被处决时，我到过印第安纳州的泰瑞豪特；总统选举重新计票时，我到过佛罗里达；我到北极采访过因纽特人；到蒂华纳采访过起来反对当地毒品卡特尔的警察和报人。那是些令人激动、有时候让人感觉意气风发的经历。每每离天亮还早，我的电话就会响起来，因为伦敦的编辑已经上班了，然后我就会昏昏沉沉地被派遣到飞机失事、出人意料的逮捕或者突发政变的现场。皮诺切特将军在伦敦被捕后，我在智利待了6 周；针对中美洲丛林中军方直升机的轰鸣，我采访过巴拿马第一位女总统；并在被暴力摧残的太子港度过了胆战心惊的一周。但是在某个时间，我的大脑中产生了一个有害的观点，并且开始蔓延：报纸新闻业已经奄奄一息。在伦敦大家整天谈论的，就是每天都在减少的读者和老板的投资匮乏。那些长途飞行，有害健康的快餐的气味，在又冷又潮湿的候机厅里度过的那些时间，开始让我感觉一无所值，于是我开始寻找出路。
有一次，我被派去采访当时《每日电讯报》老板康拉德•布莱克（Conrad Black）的朋友、委内瑞拉亿万富翁古斯塔沃•西斯内罗斯（Gustavo Cisneros ）。采访布莱克的朋友和潜在的朋友并撰写溢美之词，是驻纽约记者职责的一部分。驻纽约早期，我就曾经痛苦不堪地用一天的时间采访电视主播芭芭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 ），结果采访刚刚10 分钟，她就告诉我，我提的问题是她听到过的最乏味的问题。后来她甚至拒绝陪同我的摄影师走到距她5 英尺之内的地方，坚持让他在房间的另一侧拍照。布莱克还派我到帕克大街亨利•基辛格的办公室采访他。基辛格怒气冲冲地跟我谈了一个小时左右的地缘政治学，后来我发现，采访的录音带每隔几秒就有空白。根据我的臆断，我怀疑基辛格办公室里面的某种磁力干扰机器坑了我。基辛格说的话每隔四五个字就漏掉一段。“和平的关键……（咔嗒，嘟囔声）……黎巴嫩和……的谈判（吱吱吱，哼哼哼）……布什需要战略……（呼哧呼哧的喘息声）”最后我写的稿件没有引用多少他的话，而是侧重描述与分析。用专业新闻人士的话来说，就是“泛泛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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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之后的那个暑假我是闲混度过的，住在父母家里，阅读游记，梦想着在一座希腊小岛上过诗人般的生活：一张石床，早餐喝蜂蜜和酸奶，墙上钉的书架上放着几本旧书，夜晚在某个港口前的酒吧度过。只是在又一次看到父亲不耐烦的冷眼之后，我才在伦敦的一家电话营销公司找了一份工作，那是朋友威廉帮助安排的。工作时我们4 个人坐在罗茨路的一个房间里，推销一份名叫《卡车司机指南》的新出版物上面的广告空间。我们的薪水完全靠佣金支付，推销出广告业务，我们可以得到20% 的提成。威廉天性擅长推销，而且因为经济压力，迫切需要业务成功。我盯着电话发呆时，他会嘲笑我。
“快点儿，你这个笨蛋。很简单。看着。”他会给沃特福德的一家发动机配件供应商打电话，用甜言蜜语绕过秘书，然后跟老板通话，最后以一笔得到确认的广告交易收场。“接着来，现在看你的。”
我会尽可能慢吞吞、可怜兮兮地按下号码键，好像电话生病了一样。我联系的那家公司的秘书会让我重复刚刚说过的内容。“卡车司机什么？不，他不在。不，过一会他也不会来。不会，直到下周或者下下周。不，我们不登广告。”咔嗒。到第十天的时候，我做成了一笔交易。理论上讲，我应该给自己赚了600 英镑。但是由于我的庆祝方式是随后休班两天，看了一场板球比赛的电视转播，结果那位公司老板—一个下流的醉鬼—撤回了资金，让我一无所获。我和商业无疑水火不容。
从这个低点开始，无疑新闻业是下一步出路。我写信给《每日电讯报》的编辑，得到了几次在该报的八卦栏目轮班的机会。结果发现，我比较擅长出席鸡尾酒会，回来撰写50 字的小文描述一位议员的狗在公爵夫人的玫瑰花丛中撒尿，或者一位作家最近和约克郡的大主教一起乘船时找到了新书的灵感。由此发展，我从事舰队街报道工作达10 年之久，其中6 年担任驻外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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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说明的更重要的问题是，除了曾外祖母的传奇故事，商业并不是我们家庭成员的生活方式。实际上，商业是我们的必要之恶。它意味着夜间的电话铃声；意味着父亲要放下手中的报纸和饮料，长叹一声，离家去处理破裂的管道或者警察对妓女的突然搜捕；它意味着当地那位精明的印度商人要拿着一皮包现金上门购买一套住房；意味着父母要到那些满是灰尘的拍卖行去，希望用不到50 英镑的代价购买5 间卧室和1 间厨房需要的家具。在我青少年时代就读的寄宿学校，我现在仍然记得那些星期天来接自己儿子的父亲们的样子。他们坐在宝马轿车的方向盘前阅读周末的报纸，身穿黄色的鸡心领羊绒衫，面色红润。他们是我心目中商人的俗套版本：大口喝着杜松子酒，打高尔夫，性情呆板，对金钱趋之若鹜。我读大学期间，这种偏见一如既往，因此我在大学里坚定不移地反对职业教育，钻研经典著作、拉丁文学、希腊文学、历史和哲学。毕业前不久，我跟着朋友们参加了大型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召开的招募宣讲会。我吃了他们的三明治，喝了他们的香槟，但是在听员工描述他们的工作时，我知道那不适合我。
然而，大致在这个时间，确实有一个特殊的商业故事吸引了我的注意力。那是英国亿万富翁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James Goldsmith ）的一本传记。他的财富积累历经多年，而且方法多样。青少年时期，他欠下了巨额赌债，父亲被迫替他偿还。20 岁时他受到了全体英国人的关注，因为他和一位玻利维亚锡业大亨18 岁的女儿私奔了。他们的出轨行为受到报界的大肆炒作。戈德史密斯的妻子生育第一个孩子时去世了，从此之后他开始认真工作。他喜欢投机取巧，先后买入卖出多家药品和食品公司，经常面临破产的危险。他的财务情况经常是媒体调查的对象。后来在20 世纪80 年代，他终于时来运转。借助于垃圾债券，戈德史密斯通过贷款、收购以及剥离资产终于暴富。他是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 ）中惩罚戈登•盖柯的英国人劳伦斯•怀尔德曼爵士的原型。在1987 年10 月股市崩盘前不久，戈德史密斯卖出自己的全部股票，退隐到他正在墨西哥的太平洋海岸为自己修建的一处宫殿。他曾经上过《时代》杂志的封面，照片下方的大标题是“幸运的赌徒”。照传记作者的描述，戈德史密斯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场盛大的冒险，充满了风险，充满了勇敢而又丰富的人际争斗，丝毫不像我心目中的商业。这让我开始思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