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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

当我们将眼光放到牛津大学之外，越过不健全的国内政治，就会明显感到时代的变化之快前所未有。而技术的发展将使世界更加速前进。如果我们希望10年、30年、甚至50年之后，你们的继任者、我的继任者依然能在这里聆听或是发表校长致辞，依然为牛津保持全球顶尖高校的地位而庆祝，我们就必须适应这些变化。

牛津城中心美丽而又古老的建筑和校长演说这种传统的仪式（我从书上读到牛津学监一职可以追溯到1267年）也许会让人觉得我们因循守旧。但事实上，牛津大学从不曾停止变革，虽然有时在表面并不清晰易见。牛津在历史上也并非一直有今天这样强大的学术地位。劳伦斯·布鲁克里斯教授（Professor Laurence Brockliss）在他关于牛津历史的新著中，将牛津从宗教改革到19世纪60年代的这段时期，称为“理智昏睡”的三百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对高等教育的需求骤增；受教育比例在1962年教育法令出台后水涨船高。1951至2017年间，牛津大学的学生数量超过了原先的三倍。研究生人数增长尤为明显，从1951至2017年间增长了11倍，其中大部分是在过去20年内增加的。增长不仅体现在学生人数上。2006/07至2016/17学年间，牛津大学的综合收入翻了一倍，从6.76亿英镑增至14亿英镑（不包括牛津大学出版社收入）。研究经费收入在过去的10年里增加了128%。

随着学生人数和研究项目的不断增加，牛津大学也在扩张。二战后，除了各个书院，大学的两个主要活动区域分别是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群（Bodleian）及其周边的行政楼。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牛津大学博物馆的周边区域被开发作为科学区（the Science Area）。截至2008年，牛津大学占地面积已超52万平方米，其中伯格布洛克科技园（the Begbroke Science Park）的面积比十年前增加了44%。过去十年，牛津大学的校园地区扩大了17%。今天，牛津大学在牛津及其周边的共13个区域内拥有240座建筑，这还不包括各个书院。其中有40%的建筑是在2000年后开发的，包括布拉瓦特尼克政治学院（Blavatnik School）、赛德商学院（Saïd Business School）及大数据研究所（Big Data Institute）的大楼、以及汉斯·克雷布斯（Hans Krebs）生化楼、安德鲁·怀尔斯（Andrew Wiles）数学楼、比克罗夫特（Beecroft）物理楼等很多很多的教学楼。

牛津大学不停前行。我们初心未改，依然致力于学术研究、推动前沿知识的探索、授课教育下一代、并传播知识以造福社会。只是工作的场地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虽然这个议政厅还是一如既往地古雅。

说到这里，我也谈谈人事的变化。虽然我在牛津的时间还不到三年，但我比牛津大学四个学部部长中的三位上任更早，他们是奥布莱恩（O’Brien）教授（人文学部）、斯克里顿（Screaton）教授（医学学部）和沃特莫尔（Whatmore）教授（社科学部）。至于第四位学部部长多纳尔·布拉德利（Donal Bradley）教授（科学学部），也只比我早来几个月。因为退休、外部指派和任期结束的缘故，所有副校长都是新上任不久。这个月，我们有一位新教务长吉尔·艾特肯（Gill Aitken）女士，两名新的副校长——分管学术的帕特里克·格兰特（Patrick Grant）教授和分管创新的查斯·邦特拉（Chas Bountra）教授。此外，分管人员与GLAM（花园、图书馆与博物馆）的副院长安妮·特雷费森（Anne Trefethen）教授还另外接手了人事管理的工作。

去年，我们也有三位新加入的副校长，分别是分管教育的马丁·威廉（Martin Williams）教授、分管规划与资源的大卫·普劳特（David Prout）博士以及分管对外事务的罗伯特·易斯顿（Robert Easton）博士。虽然这是个新的校领导团队，但是当我承诺要实现牛津大学战略计划中提出的宏大目标、要推进学校的利益、并为我们的研究学者、教职员工和学生提供能让他们成才成功的环境时，我相信我说出了每个人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