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的骄傲：巴黎综合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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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综合理工大学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之中：当时外敌压境、内争纷起、叛乱频繁，共和国的道路桥梁遭到严重破坏，为了迅速调遣军队保卫祖国，国民公会接受学者们的建议，决定尽快在巴黎兴办一所培养道桥技术人才和工兵炮兵军官的学校。学校初名“中央公共工程学校”，后来才更名为现名。12月6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参观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并发表题为《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的演讲。在演讲中，温总理提到该校培养的诸多杰出人士，使得我们把目光聚焦到这所建校211年就颇有建树的法国名校——12月6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参观巴黎综合理工大学并发表题为《尊重不同文明，共建和谐世界》的演讲。演讲一开始，温总理说道：“巴黎综合理工大学是法兰西的骄傲。这里聚集了才华横溢的知识精英，培养出许多像贝克莱尔、勒威耶、阿莱这样的杰出人才，为法兰西乃至世界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温家宝总理演讲中提到的贝克莱尔（Henri Becquerel）出身物理世家，其祖父和父亲都是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亨利•贝克莱尔1872年考入综合理工大学，1905年因对放射性的研究与居里夫妇一道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勒威耶（Urbain Le Verrier）1829年入学，就是那位在1845年用纸和笔发现了海王星的天文学家，4年后他又提出水星近日点的进动问题——前一发现标志着牛顿力学的辉煌胜利，而后一发现需由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作出解释。阿莱（Maurice Allais）1931年入学，早年研究理论物理特别是光速问题，对历史学也有很深造诣，后致力于多市场经济理论，198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综合理工建校211年以来，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车载斗量，以上提到的三位科学家不过是其中的代表而已。
　　巴黎综合理工大学诞生于法国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之中：当时外敌压境、内争纷起、叛乱频繁，共和国的道路桥梁遭到严重破坏，为了迅速调遣军队保卫祖国，国民公会接受学者们的建议，决定尽快在巴黎兴办一所培养道桥技术人才和工兵炮兵军官的学校。发起建议的科学家包括时任国民公会主席的数学家老卡诺 (Lazare Carnot)、画法几何的奠基人蒙日(Gaspard Menge)、化学家贝托莱(Claude-Louis Berthollet)、天文学家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de Laplace）等。国民公会于1794年3月11日通过建校法案，12月正式开课，校址设在塞纳河边的波旁宫，学生多为贫家子弟，由国家给予补贴，分散居住到附近的公民家庭。
　　学校初名“中央公共工程学校”，因为当时权重一时的公安委员会认为“共和国现在需要的是工程师，培养学者只能留待日后”。但在老卡诺和蒙日等人的巧妙斡旋下，国民公会接受了“综合技术”这样一个概念，学校于1795年改为现名。
　　在polytechnique的招牌下，科学家们复苏了精密科学的研究和教学。这个由蒙日创造出来的法文单词，直译为“多科工艺”，而“多科”正蕴涵了“科学”一词的原义。包括拉格朗日（Joseph Louis Lagrange）、勒让德尔（Adrien-Marie Legendr）、安培（André Marie Ampère）这样的大科学家都被请来授课。举例来说，拉格朗日和拉普拉斯开设的力学和天文学课程，就是同数学分析的学习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与画法几何、物理、化学并列为四门主课。综合理工大学能在18、19世纪的数理科学领域远远走在世界前列，要归功于科学家们在艰难的环境中坚守其学术信念。
　　综合理工在拿破仑时代达到其荣耀的顶峰，这位以大革命传人自居的统治者，通过早年在意大利和埃及的征战经验认识到综合理工师生的价值，在他的强力干预下，这所学校变成了一所培养军人兼学者的军事学院。校址也从波旁宫迁至昔日的贵族学校拿伐勒中学（le collège de Navarre）。拿伐勒是名校，14世纪初的法国王后以及后来的多位国王年轻时都被送到这所学校学习，该校培养出著名的人文学者伊拉斯谟、一代权相黎塞留等法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如今却成为整个欧洲瞩目的智者的军营和科学教育中心。校长由拿破仑亲自任命，称为“指挥官”，学员有军服佩剑，集体住宿。温总理在参观时被绶戴三角军帽，完全不同于其他名校之长袍方帽，这一细节也体现了巴黎综合理工大学的独特传统。
　　1804年12月3日，拿破仑在被加冕为法兰西皇帝的次日，在巴黎的战神广场举行阅兵式，亲手将一面旗帜授予综合理工学员，旗上的法文写着“为了祖国的科学和荣誉”。代表学校接旗的是当年成绩排名第一的阿拉戈（Dominique Arago）, 后来成为著名的天文学家。
　　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说，1814年初，当反法联军大兵压境时，综合理工的学生请缨上阵，拿破仑的答复是“我可不愿意杀掉这只会生金蛋的老母鸡”。不过在哥萨克骑兵冲进巴黎市郊时，的确遭到由综合理工学生组建的炮兵营的猛烈阻击，一座纪念那场战斗的雕像至今陈列在学校的荣誉厅里。
　　作为大革命的产儿和动乱时代的亲历者，综合理工的师生们与拿破仑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这里我们以五位人物为例说明不同的个人境遇及其对拿破仑的态度。
　　第一位是出身寒微的蒙日，他是法兰西皇帝坚贞不渝的盟友，后来出任综合理工大学校长。即使在拿破仑从滑铁卢逃回巴黎之后，他还幻想着以“老近卫军”的身份追随老友去美洲探险，他的头颅后来成了波旁王室的猎物。
　　第二位是同样来自下层的拉普拉斯，他总是企图掩盖自己的农民出身，天分、动乱加上投机给他带来好运：每一次政局的动荡都成了他升迁的机会，拿破仑将各种勋章挂在他的胸前，包括任命他为内政部长并授予帝国伯爵勋位，而帝国政府复辟后正是他签署了流放拿破仑的命令，随后被路易十八册封为侯爵并接替蒙日出任综合理工大学校长。
　　第三位是以其发现的无穷级数和对热的分析出名的立里叶（Jean-Bastiste Joseph Fourier），年幼失怙被送进修道院，因此一开始对革命将使民众平等接受教育的前景充满热情。他曾随拿破仑的远征军前往埃及，但作为下级军官在危急时遭到抛弃，曾任伊泽尔省行政长官和科学院秘书，后来对拿破仑的反复无常感到失望。
　　第四位彭色列（Jean-Victor Poncelet）是1810年毕业生，1812年随拿破仑的50万大军出征俄罗斯，但法军为严寒和游击战所击溃，彭色列成了俄军的俘虏被关进萨拉托夫的战俘营，他用炭渣在墙上作图并靠回忆进行数学思维，就这样在囹圄中孕育了射影几何。
　　最后一位是在王政复辟后接替蒙日在科学院位置的柯西（Augustin-Louis Cauchy），16岁时就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综合理工。他出身于虔诚的天主教家庭，对波旁王室忠心耿耿，甚至不惜为愚笨的王室继承人当家庭教师，同时却对形形色色的革命家和投机者保持着距离。他是第一个把严密性引入数学分析的人，如今理科学生熟悉的那套处理无穷小与极限的方法就是从柯西在综合理工讲授的分析学教程中演化来的。
　　19世纪末德国数学界的领袖克莱因（Felix Klein）说：“来自综合理工大学的光芒照亮了欧洲科学发展的道路……19世纪初关于高等数学的基本论著，绝大部分来自这所学校的教学工作；即使我们今天的数学，在很大程度上也出于这一源泉。”在综合理工学习或工作过的科学精英可以开出长长的一大串：泊松（Simeon-Denis Poisson）、盖－吕萨克 (Gay-Lussac)……
　　在所有这些杰出人物之上闪烁着巨星光芒的，则是被称为“最后一位数学全才”的庞加莱（Henry Poincaré）。庞加莱于1873年入学，智力超凡而视力、听力和反应能力均很差。他在综合理工的轶闻包括体操军训课上的极度笨拙与绘图上的无能，这在重视军事能力培养的综合理工大学实属异类。但超人的数学天赋和优秀的文学修养使他赢得所有教授的尊重。庞加莱在数学的四个主要支干算术、代数、几何、分析以及天文、物理中都有开创性的贡献，同时他也是优秀的哲学家和科普作者。据说他的科学哲学著作曾对毕加索产生过影响，年轻的爱因斯坦与他在奥林匹亚学院的朋友们读过庞加莱的《科学与假设》，专家认为后者关于“相对性”的哲学思辨或许对爱因斯坦质疑人类关于时间的传统观念有所启迪。一个有趣的小插曲足以证明庞加莱在当时的地位：当军政部长下令砍掉“没用的天文学”课程时，庞加莱说“我来教这门课”，官员们就只好闭嘴了，因为谁也不敢阻拦庞加莱开设任何科学课程。
　　安德列•雪铁龙（André Citro?觕n）则是综合理工大学培养出的另一种怪才，1898年入学，成绩中等。雪铁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以生产炮弹显露了企业管理者的才华，战后则看准方兴未艾的汽车工业，他所创建的汽车王国不断创造新的世界纪录，至今仍是享誉全球的跨国企业。此外，身兼桥梁工程师而在物理学、生物学和古代东方天文学领域均有建树的毕瓯（Jean Baptise, Biot），一战结束时代表协约国在贡比涅森林的军用列车上签字的英雄福熙元帅（Marechal Ferdinand Foch）等形形色色的名人，也都出自这所名校。
　　戴高乐、德斯坦等法国当代政要曾多次前往综合理工大学视察。学校从1974年起脱离军队建制，但法籍学生在校期间仍保留见习少尉身份并领取700欧元军饷。综合理工大学从1971年开始招收女生，目前在校女生的比例为15％。如今的综合理工大学是一所旨在培养未来科学家和具有高级科学修养之管理人才的四年制综合性理工大学，每年招收约400名法国学生和100多名外国学生，另有数百名研究生。除理工科的必修课程和传统军体之外，学院还注重历史、文学、艺术及所谓的“人世教育”。军体教育包括军队纪律、军人风度、驾驶、搏击、射击、骑术、跳伞等一般体育课程不及的内容，而“人世教育”类似于我们所说的社会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