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看世界的另一半 汪维纲是1999年决定到美国去念MBA的。当时，他在一家跨国咨询公司工作，先在香港，后来被派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呆了半年后，汪维纲发现，新加坡和中国一样是华人社会，但是有巨大的差别。以前，汪维纲觉得中国很特殊。但在新加坡，从政界到商界都接触了很多不同的人后，他发现西方这一套体系在新加坡还是挺有用的。他更一步想到，在新加坡能够适应的东西，对中国来说也是同样有帮助的。在新加坡，汪维纲的眼界一下扩大了许多。他从小生长在重庆，17岁到大连去读大学，在大连学习了7年，从本科念到硕士。大学毕业后，又到北京来工作，先在政府机关。一年后，投身到咨询行业，在那里工作了两年多。汪维纲说，以前，在北京，可能能够看到全国；在新加坡，可以看到全亚洲；但这还不够，世界上还有很大的一部分看不到。为了看到这完整的世界，汪维纲决定到美国去念书。
汪维纲是一个抱定了想法，就全力去做的人。他马上开始紧张的申请。他以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外语和工商管理的专业知识，也是通过GMAT考试和写essay出去申请。当时他要一边工作，一边做申请材料。咨询工作很累，留给他的准备时间也很短。汪维纲在1999年12月20日考GMAT，然后花了两周多的时间写essay，前后总共用了两三周的时间，就把材料递出去了，因为他实在是没时间做得更充分些。不过，由于他出色的业绩，公司老板为他写了评价很高的推荐信。
汪维纲在选择学校的时候，目的性很强。他只申请了三所学校，西北大学的凯洛格（Kellogg）商学院，哈佛商学院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他所选择的商学院，至少要在某一个领域是在全球首屈一指的，象凯洛格学院在Marketing方面是第一的，沃顿在财务方面是第一的，哈佛就更不用说了。最后凯洛格学院（Kellogg）录取了汪维纲，他也踏上赴美求学的旅途。
对汪维纲而言，出国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surprise(惊奇)，因为他在香港和新加坡已经生活过一段时间，到美国只是另外一种学习经历。凯洛格（Kellogg）所在的西北大学，位于美国中部的伊利诺伊州，离芝加哥不远。当汪维纲抵达芝加哥后，没有做什么停留，就直接到凯洛格学院去了。他说，芝加哥的高楼大厦和世界上其它大城市的都是差不多的，城市和城市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凯洛格（Kellogg）的学习中，汪维纲感到国外的教育更注重个人的差异，强调个性化。每个学生的风格都不一样，不象国内学生那样比较程式化，感觉有点千篇一律。美国的学校鼓励通过个人的差异来学习，他同学也是来自不同的行业，有着不同的背景。这种教育的差异还表现在，在凯洛格，老师是起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帮助同学把头脑中的潜能开发出来，同时让大家来共享，而不是直接交给学生太多的知识。汪维纲说，他从MBA同学那里学到的东西，远多于课堂上所学到的。在美国读书，业余活动也是很丰富的，有很多的Party(聚会)，几乎每周都有。这种公共的交流平台为学员们提供很多相互了解，相互促进的机会。当地的一个美国上流社会家庭，还把汪维纲认作亲戚，在生活以及其他方面给了他很大的帮助。每周，汪维纲也会租些美国的电影带回家看，算是补一补美国的文化课程。
和很多在美国商学院学习过的人一样，汪维纲也认为，读了MBA，更重要的收获不是学知识，知识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知识是在不断地更新，重要的是思维方法，看问题的角度。学完MBA之后，人们可能就会有一种CEO的眼光来看社会。
虽然2002年，美国相继传来安然和世通公司做假帐的丑闻，但汪维纲个人在凯洛格商学院（Kellogg）的学习中，感到美国商学院教育还是很强调职业操守，平时上课的时候，他们有很多对于如何防止做假帐的讨论。汪维纲说，其实美国人很看重信誉问题，他们认为人在智力上的差别并不大，一个平常的人，如果确实可靠，通过培训提高，可以变得聪明，胜任业务；但同时一个很聪明却狡猾的人，在美国是很不受欢迎的。在美国，撒谎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比如，一个人上课迟到了，本来是因为起晚了，却推脱说是生病了。别人在明白真正的原因后，再和这个人接触，就会有一个心理上的障碍。尤其是在商学院，多撒几次谎，同学就不会再搭理这个人，因为这是很现实的：说不定那天做生意，你就会把我卖了。汪维纲在美国生活的时候，切身感到诚实所带来的好处其实很多，而不讲信誉，对个人和公司的代价都很大。
在读书的同时，2001年7月，汪维纲在芝加哥正式成立了中华职业精英网(Chinese Professional Network，简称CPN)，也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这是一家为留学生和有志于留学的人员提供跨国教育和商业服务的公司。学习和创业，在汪维纲看来并不矛盾。他说自己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80％都能应用到新公司的事业中。他还笑着说，给他上课的每一位教授，他都基本上请教过了，相当于是把这些老师当作免费的顾问。
因为公司业务上的往来，汪维纲在美国参加过很多社会活动，也和美国商界人士以及其他的一些社会上层人员有所接触。汪维纲认为，中国和美国的纯商业理念，其实差异并不大：谁购买你的产品，谁就是你的衣食父母。而美国商人所想到的第一点和中国商人首先想到的也差不多，首先都是关系。商学院的学习环境，也比较强调人际关系的网络。周围的同学里，可能就有掌管美国经济的人，或者是掌管其它国家经济的人，这些都是长期的朋友，相互之间的商业往来也比较密切。汪维纲说，和中国人所谓的关系有点不同的是，美国人所强调的关系是一种以信誉和实力作为基础的关系，他们不会仅仅为了个人的好恶，抛弃公司的利益。但假如一家公司产品不错，市场也好，那么在同样实力下，关系就起作用了，对谁更了解可能就把业务给谁了。
在美国开公司．汪维纲还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美国的商业人员很professionaI(很专业)，也很敬业，工作非常职业化。在美国，有什么事，给律师打个电话，几天就处理完了，自己只要出一些佣金就不用操心了，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美国人很看重信誉。汪维纲和一些美国公司签订合同，对方守信度是很高的。所以，汪维纲也是感到，在美国做生意，很直接，只要关注公司产品的开发，服务和市场等，做好这些工作，就可以了。而在中国，同样的一个产品，可能就会有很多杂七杂八的事情。当然，汪维纲认为，中国市场也有一定的好处，因为没有什么游戏规则，所以如果先行进入到市场的公司，就有机会去设定游戏规则，从而占到一个比较大的市场份额。而美国市场上的规则基本上都已经制定好了，现在的人只能是在这个规则下去拼争。 二 归国 汪维纲选择回国的原因很简单：公司在中国的利润会更大一些，因为主要的客户还是在中国。他笑称，假如公司的客户主要在南非，那他也会把公司设在南非去。同时，汪维纲也说，留在美国，自己可能是一个快乐的中产阶级，生活也不错，但没有人知道：回到中国，却可能足以影响到一个行业。这要看每个人的想法是什么样子的。当然，汪维纲回国开公司还有一个技术上的原因，在美国开公司，国内客户消费的钱必须要兑换成美元寄来才能入账，很是不方便。2002年10月，汪维纲在中关村孵化园区开设了一个公司——北京思派恩公司，而原来的CPN也继续在美国运转。汪维纲说，实际上，可以把北京思派恩看作是CPN在中国的一个办事机构。
汪维纲的经营理念是，真正优秀的商业人才，不一定在于把一个公司做得多大，关键在于获得高的投资回报率。如果投入一块钱，能够赚到100块，那就是成功。现在有投资商找到汪维纲谈合作，条件虽然不错，但汪维纲认为项目费钱太多，风险太大，因而婉言拒绝了。汪维纲说自己创业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而不是烧钱，也不是先赔钱以后再卖股票捞回来。拿到了投资固然是很好，有人愿意给你钱，但那不是经营的真工夫，真工夫是怎样把别人的投资增值，而不是把这些投资烧掉。创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不过，不是盲目去冒风险。汪维纲在那家跨国的咨询公司也有很丰厚的薪酬，足可以过一种富裕的生活，但他还是选择了创业，也是一种冒险，而这种冒险是经过仔细考虑、做好承担风险的准备之后所定的选择。北京思派恩公司从成立第一天就开始赢利，尽管赢利比较少，但公司却扎扎实实地成长起来了。
汪维纲认为，虽然现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但作为一家公司来说，还是应该尽量按照国际通行的标准来规范操作，因为全球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从长远来讲，中国也在变，尤其是加入WTO之后，这个进程会更快，越规范的企业也就越容易融入国际市场。尽管很多人都在强调本地化，但是汪维纲说，要先看看这个本地是先进还是落后的。如果在美国说本地化，那他非常赞同，因为美国的很多规则都很完善、规范。而在中国，很多本地化，就是去拉关系、走后门，这些，从长远来说是不会成功的。在创业的过程中，不少人对注维纲讲，在中国办很多事，要和政府打交道，应该去疏通疏通。对此，汪维纲非常谨慎，他一直主张政府的角色不应是进行商业活动的某一方，而应是裁判。汪维纲也曾和一些招聘团有过合作，但后来他发现对方不是真正做事的，就中止和他们的合作。汪维纲说，他在美国看到很多成功的东西，然后把它们引进来，中间会有一些改变，但改变的只是如何让它们更适应国内客户的需求，而不会靠所谓的中国的特殊做法，来谋求企业的发展。这些特殊的做法，迟早是会消失掉的。
回国的发展，离不开对外的开放；而世界也越来越需要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和世界之间，要铺设更多的桥梁。汪维纲说，他愿意充当这无数桥梁中的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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