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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说说班上一些有特色的同学吧。

还是先从印度女孩Pad说起吧，前面我曾经提到过，她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当时大概25岁左右，在印度时是电脑工程师。人很聪明，英语也好，就是印度学生的口音都很重，一开始几乎完全听不懂她说话，后来好多了。

说起她先绕远一点。我总觉得印度人和中国人之间，就像国际局势中的这两个国家之间一样，那种关系和气场非常微妙。互相之间爱比，暗中较劲儿，甚至暗暗瞧不起对方，想方设法压过对方。可表面上呢，又不得不表现得热络一些――毕竟我们都是亚洲国家的好兄弟好姐妹嘛，和他们黄头发的洋鬼子不是一伙儿的！另外，也因为这一点，有时候又真的是同病相怜，好像多多少少又有那么点真情似的。唉，反正挺微妙，挺复杂的。

这个女孩我前面说过了，刚到班上时，她除了那一次搭过苏的车外，平时主要的熟悉对象集中在美国女生那头儿，下课一般不跟我们聊天，上课时也不会跟我们（我和苏）坐在一起。班上的聚会，或集体外出，她都是跟美国女生们围成一个圈子的。她的公寓离学校远了一点，最初她也是每天搭美国男生Er的车上学的，因为那时是暑期学校的公交车不开。当然这些都没什么不对，我们自己不能和美国学生完全打成一片，不能看别人作这样的努力就不顺眼。

但是到了后来，情况有了变化。她主动跟我和苏走得近了。我想多少跟她也无法进入美国学生的圈子有关吧。后来放学顺路，我和苏也会载她到公寓什么的。

有这样几件事我觉得非常有趣。有一次苏跟我说，Pad借了她的钱却一直没有还，好像不记得有这回事儿了似的，她也不好意思开口向她要。原来是有一次Pad让苏带她去wal-mart买东西，出来的时候拿了一瓶红酒，说了要送给我们班Er为了感谢他一起让她搭便车。结账的时候却说自己钱不够，最后由苏把钱替她付了。从那以后过去好长时间了，她只字不提这回事了。我听苏一说，就建议她直接问她要好了，反正美国人在这方面也都挺直接的，没必要替她买这个单。苏面有难色。过了几天我问她钱要到了没有，她说要到了。我说怎么要的，她说幸好保留着那一次购物的receipt,有一天就拿给Pad，她就把钱给她了。

还有一次Pad跟我的直接接触也让我印象深刻。当时那门课的教授让我们自己在网上买一本书，看完后课堂上要讨论。苏早早就订了，我一直拖着没买（因为时间紧，我们担心两人合买分着看时间不够）。有一天中午，我独自坐在lounge上网，旁边一个人都没有。忽然看见Pad进来了就打了个招呼。她看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到我桌前说：“H，那本书你买了吗？”我说还没有。她说，我已经买了一本，可以跟你分着看，我看前三天，后三天你看怎么样？我一听忙说了好几个谢谢，正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啊，她接着说：“我在网上买的是17刀，咱们俩平摊，等看完了咱们在网上卖了。。。”我的脑子一时有点转不弯儿来，实在不好意思说不，只好答应了。

本来这事儿就这样了，我掏8、9块钱看几天书就拉倒了，虽然心里觉得总有那么点不舒服，可也没办法。可是紧接着在那天的课上，班上的Ni告诉大家说那本书在某网站上买只要一块钱（后来我在这个网站上买，加上加急的递送费一共7块钱，如果是平寄的话一共4块钱就够了）。很明显她是买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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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初来美国的时候，常常想起那位初进二进大观园的刘姥姥。这位老人家身为农妇，也许是一位很能干很优秀的农妇。身为一个老人家，她也相当有智慧。

可是当她进入大观园的时候，她还是不得不装傻充楞，取悦所有的人，甚至被别人鄙视。她没有自尊心吗，肯定不是。她不觉得难受吗，我看未必。

可是她最初的目的就是取悦贾府，捞点实惠。她做到了。

对我们到一个陌生国家学生的人来说，我们的目的就是提高自己（语言，其他各方面的能力）。没有一些机缘的情况下，有时候确实很难自己打开社交通道，“存在感”无法凭空产生。因为是我们要适应人家的文化和生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主动，甚至是被别人看人傻瓜，神经病，可是那又如何，反正他们不认识我们。主动出击，多学到一句话，多一分钟地沟通，我们都可能多学到一点东西，多一分收获。

当下一下课，我也顾不上事先已经答应人家，直接对她说不和她分着看了。我自己买一本花钱少，还不用跟人分着看！她大概多少有点心虚，什么也没说答应了。这件事就这样了结了，虽然了结了，可我却不由得心里越想越来气了。气的不是她想找人平摊这本书最后找上我了――本来这样做也没什么，主要的是她用的方法，先绕一大圈儿，等于是设了个套儿让我钻么！后来我是越想越气哇，好长一段时间都不怎么理她。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如果这个人不是印度女孩Pad,而是一个美国同学，或者是我们组的某一个人，我会怎么想？我会不会当时明知吃了亏也还是装作愉快地答应跟别人一起看呢？即使我不答应，我会不会也这么气呢？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怀疑自己的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而第二个则相反。为什么呢，我想，当时虽然处于一种弱势的，被动的情形下，但内心，正如苏说的，恐怕还是存在一种想“讨好”美国同学，被他们所接受的动机，假如真是那样的话，我可能明知道别人拿我当傻瓜也会装傻，并不计较他们的耍点小手段的行为了。而我对印度女孩之所以那样生气，其实就是因为之前自尊心在美国同学面前压抑的太厉害了，潜意识里有一种“别人欺负一下我也就罢了，连你也想来占我便宜”的想法――这一点也恰恰说明在我自己的心里也没有将印度同学和美国同学一视同仁。说来说去，都是我自己内心的不平衡在作祟罢了。想到这一点，我马上明白了，也恢复了对印度女孩以往的态度。

后来，在学业结尾的出国实习阶段，我和Pad，以及大块头儿的黑人小伙Al(后面我会专门说到他)被分在了同一个小组。一开始，我还挺天真，觉得大家应该能合作得好。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样。我们三个人一起讨论时（第一次只有我认真准备了，Pad因为英文不错，电脑也用得更熟，所以承担文字记录，组织统筹等等）。我发现她基本上是不听我说什么。讨论时也完全不跟我eye contact,只跟Al互动。这一点让我既恼火，又不解。不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进行这一次海外之行。因此我又一次没有进入争执的阶段，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和做法。

但是后来我回想，为什么本来以为大家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结果她却是那样的态度和做法呢？难道仅仅是她个人的修养不够好，不善于照顾同组人的情绪和听取别人的意见吗，我觉得不是。我反复想过之后，觉得有这样一些原因：

一是好强争胜。我前面说过了，越是像她像我这样在学业的前期有小组里是弱势群体的人，自尊心被压抑的越厉害（而我们肯定从不会认为自己是笨蛋，真的不行），所以一直憋着一口气表现自己。也许她想的是在三个人的小组，Al是个很和善好说话的人，而H（我）大概比我还要弱势，所以我终于可以领头羊了；

二是也许她对我个人有意见。比如上面提到的“买书事件（只是猜测而已）”。再比如，还有一次班里搞presentation比赛。我跟其他几个同学临时组成一组参赛。Pad本没有参加，在我们组一起准备时她被马来西亚女生DT邀来了。当时出现了这么一个小状况：这个presentation的内容是跟Finance有关的。但我们小组讨论时，我发现其他人竟然分不清PV（present value）和NPV（net present value）的区别是什么。所以连着给几个人分别解释了好几遍。后来Pad到了以后，她也没弄清楚，DT说，H，你再给Pad说一遍吧（我肯定DT自己还是没弄明白），因为我已经连着说了好几遍了，下意识地作了一个不耐烦的表情，被Pad看到了。她果然聪明，没要我说很快就弄清楚了，但我怀疑她以为那个表情是针对她的。我说过了，大家因为自尊心被压抑得太厉害，因此都很敏感了。

再一个我前面说过了，其实在一个集体中弱势者之间虽然有可能同病相怜，但更有可能互相争竟，明争暗斗。为什么呢，因为你弱势者要跟那些明显强势的美国学生一争高低显得不是现实的，因此，即使是在弱势者中处于不那么弱势的位置，也会是一种心理的平衡啊（这一点我自己也一样，后面会提到）。

这种争竟在Pad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还有一次是Dr.T(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我最喜欢的那位教授)的课上（他的课主要是开拓思维方式的），他当时让我们做一个类似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当时全班没有一个人能给出答案，而我实际上已经做出来了，但我根本不敢出声。直到Dr.T作了一点点提示，我一看应该就是我的答案了，叫了一声I　got it!　Dr.T过来看了一眼，说correct!　过了一会Pad也说做出来了，Dr.T看过之后却否定了她的答案。。。

后来过去更多的时间，我对她想到了更多的内容。作为来自印度的女生，年纪又小，来美国以后也没有车，经济也不宽裕（这点大家都差不多），所以她几乎什么事都得求人，包括去趟沃尔码。她一开始想努力进入美国同学的圈子并没有什么错，后来知难而退也完全可以理解。不管怎样，都是在不利于自己的环境中努力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无可厚非。据我所知毕业后她先回印度与男友完婚，之后跟男友一起去爱尔兰，后来是英国。许久没有联系了，祝福她一切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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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点题外话，在美国的大学里，坐轮椅的学生并不鲜见。学校为了显示充分的diversification,一定比例的国际学生，非裔学生和残疾学生都是必要的。包括大学校园在内的公共场所，包括图书馆啦，商场啦，电影院啦，停车场啦，以及公共卫生间等等，都有为残疾人设计的通道和专用位置，标志是一个蓝底白线的坐轮椅人形。停车位再紧张，为残疾人专留的停车位即使空着非残疾人也不能使用，这一点做得非常好。

我对于Ni，除了最初的，一个肢体健全的人在看到一个肢体残疾的人本能会产生的同情心之外，更多更复杂的感触来自于后来与他共同学习，相处时的观察和体会的点点滴滴。

他的下肢是完全不能动的，我想他全身最健壮最发达的应该是手臂，因为他要靠着那双手臂每天自己滚动轮椅的轮子。虽然他的双手可能也有一定程度的不健康，这一点从他僵直的并且略微外翻的手形上也能看得出来。

最初每天上课，他都是由班上最聪明的好学生Er陪伴的。Er每天推他进教室把他安排在第一排最右边的位置上，放学后又是Er推着他到停车场。最初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原以为Er和他早就认识，后来听说不是这样。当时真是佩服Er的耐心和好心。可是这样大概过了半学期吧，不知是什么原因，Er放弃了这项自觉的差使（人家本来就没有这个义务），Ni就只好独来独往了。后来我想，对于Ni来说，也许这并不是一件坏事，甚至可能松口气，因为没有人愿意一天到晚地对另一个人说谢谢，一天又一天地累积着对另一个人的明知无法回报的好意的感激，最后变成内疚，甚至成为无法负担地重担。

以后，我和苏在停车场看见Ni,就会主动上去帮他一把。这样一来，我才真正意识到生活对这个肢体残疾的小伙子有多么不容易。就说放学回家吧，他要背着相当相当重的书包（一个笔记本电脑，还有一些书本什么的），用手滚动着轮椅到停车场，到他的车边，他得先打开车门打开后备箱，把背包放进后备箱，然后把自己的轮椅拆成几个部件，一件一件放到后车坐，然后把自己的身体挪上驾驶座……当我和苏帮他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想，如果是我的话怎么可能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形下完成这些事。而我们不可能送他回家的，所以他到了他住的地方以后又是怎么把这些动作反顺序地做一遍，以后每天每天又是如何重复这些，我真是不敢问。

下面说到其他同学，我的心情就单纯也愉悦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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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大概是班里最差的学生之一了。我原以为老天是很公平的，一个人身体不够正常，不够健全，老天大概一定会补偿他一个聪明的头脑，或者其他什么常人所不及的优势。但Ni好像没这么幸运。特别是在统计这一类的课上，他的成绩相当低（我前面说过老师在课堂上是不公布成绩的，每个人的成绩如果不愿意的话别人是不会知道的，但Ni是自己提到这一点的），当时上课是我和他坐邻座，从他看着那些内容时的表情就可以看出他几乎是不知所云的，后来他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

当然了，即使是最聪明的学生，也不可能每一个point都insightful,而即使最不聪明的学生，也会偶尔冒出好的见解。在其他讨论case的课上，我就听到过有时Ni的发言其实很有道理。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当周围的人认定一个人是傻瓜时，即使你说的是至理名言，也没有人会理会。这个世界上，多的是因为废言的傻瓜。

Anyway,他的学习不怎么优秀。而且，更糟糕的是，他的为人，修改，似乎所有的一切也都不讨人喜欢，因此，他没有朋友，而且据我偶尔听到别人口中的他，都是一副不屑甚至厌恶的口气。我实习的伙伴Ter最初和他是一个小组的。说他因为坐着轮椅，动不动手停留在裆部（她觉得像是有意的）很恶心人。我还听到马来西亚女生DT背后公开说Ni上MBA没有意义，言下之意是MBA浪费了资源在这种人身上（这一点我最初听到时就很反感，因为我认为不管不与不是，DT都不是有资格做出这样的评判的人）。等等。还有一点，这一点我自己也曾两次注意到，也许是因为他身体残疾因而心理上也多多少少有一些问题吧，Ni在偶尔谈到性的问题时会好像是故意似地用一些敏感字眼儿（这些是别人都避免说出口的），让人侧目。还有，因为第三学期重新分组我和他分到了一组，有时一起做功课他生病没来。忘了我和JG因为什么说起他，JG说Ni是一个liar。Liar基本上是美国人最讨厌的人。

也许是基于这种种原因吧，我几乎不敢去想Ni在班上过得有多压抑多难过。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例子是，有一次，班上请某外系的教授讲一个case,他要大家自己分组坐在一起。坐定之后，偌大的教室，Ni身边居然一个人都没有！大家都不约而同，心照不宣地默默看着他一个人尴尬地坐在那里，居然没有一个人主动过去跟他坐在一起！后来还是教授指着我们这一圈说坐过去几个，我才和苏还有几个人坐过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不管别人怎样，我真为自己当时那种残忍和冷酷感到羞愧万分。我突然意识到，那种情形，表面上看来对Ni是一个shame，然而实际上，对那些除他和教授以外的所有默默坐在周围的人，那才是一个真正的shame。那一刻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冷酷漠然，毫无同情心，我们居然可以那样看着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自己的同学一个人坐在一旁――即使我们有一万个理由不喜欢他，讨厌他。我还想到，MBA固然是为了培养商业方面的杰出人才吧，也许在这里坐着的人中间有一天真的会有相当成功的人吧，可是我无法确定一个，或者一群对自己的同伴毫无怜悯之心的人究竟会把一个企业，一群人，或者，一个社会带向何处？……也许我想太多了吧。

而我自己，正如前面说印度女孩Pad时提到过的情形似的，虽然对Ni有无数的观察和感想，但我也不愿意和他走得太近（我想也许班上的“扶贫对象”们都有这样的心理），不愿被大家认为我和他是“一伙儿的”。因为那样就等于你自觉地给自己的脑门上贴上了最差生的标签，这不就是人以类聚的原理吗。有一次让Finance课，记不清是一个什么问题了，我和Ni坐同桌，譬如他认为结论应该是a,而我知道是b.后来讨论结束果然是b, Ni转头对用开玩笑的语气对我说，看来咱们弄错了！我马上硬梆梆地回了一句：我说的本来就是b!后来想想，我当时的潜台词就是：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切！殊不知在班上其他同学的眼中，我可能本来就跟Ni差不多呢，只不过我自己认为我比他强。

就在学习中的某一天，我突然想到，其实我和Ni是一样的人。我们都是残疾人，不是吗？只不过，他是身体上的残疾人，而我是语言上的残疾人罢了。连苏都说过我用中文说话的时候很聪明，可是一换成英文。。。她不好意思说出下面的话了，可我知道她的意思。是啊，一个人说话，如果前言不搭后语，期期艾艾，语无伦次，你会不会觉得他可能脑袋也不大灵光呢？所以，我和Ni其实是一样的。我常常想，一个有“残疾”人，不管是身体的还是语言的，如果你没有超乎寻常的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超乎寻常的坚强的意志，你会很容易地最终变成一个心理上的残疾人。当一个人对自己最起码的自信没有了的时候，就会变得逃避，不愿意面对现实，甚至变成一个liar。这样一来，只会加重周围的人对自己的否定，然后一直恶性循环下去。假如如JG所说，Ni真是一个Liar的话，我也不相信他天生就是，而是觉得，那一定是他为了掩饰自己的无奈保留一点自尊而在作最好的笨拙的努力罢了。

也许我想得太沉重了吧。但愿如此。

就在我打了电话的第二天，Ni给我回了个电话。他说他搬到C市去了，在那儿有一份工作，虽然不是他想干的，但毕竟得为了paycheck啊。他说他正在商谈另一份工作的过程中，如何成功的话，可能会搬到North Carolina去。我当然希望他能顺利。我们又谈了谈知道的别的同学的情况，一起感叹说，谁能想到我们这么背运呢，毕业这一年多美国经济这么糟糕。他问我是否还去游泳，因为我们以前曾经说过下课一起去体育馆游泳的话（但一次也没有真正一起去过。因为我们从没人真正约过，我更不能想象那样一种情景，男女有别倒是其次的问题）。我们约好keep in touch，挂断了电话。刚好是中午，这一天天气非常之好，阳光暖融融的，照得我的房间一片明亮，我的心里也似乎有另一种温暖升起。也祝福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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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K吧。她是我们班年纪最大的同学，没好意思问过人家到底多少岁，但她最初跟Ter走得很近，后来听Ter说她的年龄介于50－55岁之间。她是从一家大型连锁超市退休之后来读MBA的，退休前是本地分店的inventory manager。

K的性格很开朗，笑点好像特别低，不管是课上还是课下，她特别容易被教授或者其他同学说的一句什么话逗得哈哈大笑，笑声有些沙哑，肆无忌惮，但是也很纯真，所以我本来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时候，也会被她的笑逗笑。我们的主管Mr.B也开玩笑说，他和别的教授跟K是一代人，因此他们在课堂上说的笑话只有K一个人能听懂，呵呵。

K的家有一座200多英亩的农场。她的先生G经营农场营生，种玉米，养牛。当年的Thanksgiving,　K还邀请我们去她家过，所有的食物都是他们自己的农场出产的。在我们MBA办公室一进门秘书P女士的桌上，也常常摆着应季的鲜花，都是K从她家的农场带来的。

最开始的时候，我和苏都带着传统的敬老尊贤的心理，认为K年纪大，工作经验丰富，一定有很多内容可以请教她，向她学习。我们俩都遗憾没能跟她分在一组，一般也不太好意思跟她请教。后来我们却发现，美国学生似乎并没有同样的传统，反而没有人特别看重她。也许这一点也跟她以前的工作并不属于较为高层的管理者有关吧。加之她的年龄，她学习上的吃力也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这一点我很佩服她，真希望自己当姐姐的年纪也能有这种学习的劲头。

K为人非常热心，至少对我，有那么几件事我非常感激，一直记在心里。其中一件是当时我没有suit。读MBA时不时有一些场合，比如请的一些重要企业家来作报告啦，或者一些重要的presentation以及后来面试啦等等都必须要穿。而在美国买一套西装很贵，稍好一点的就上200刀了，我一直舍不得花钱，就拖着。课上要求business formal的时候我就把自己最“正式”的衬衣和裙子拿出来穿上凑数，也人跟我计较过。结果有一天上课在停车场碰见K，她叫住我，给我个大纸袋子说，试试看要是合适就是你的了。我还莫名其妙，随便翻一下里面好像是两套衣服。苏说可能是她给我的。我和她并不在一个组，平时也没有多说过什么话，她能这么做，还真是让我很感动。可惜衣服拿回去试，都完全不合适，不是衣服宽，就是裤子短，而且式样都比较老了，一套是黑色套装，一套是咖啡色，都是旧衣服，可能是她从旧衣店买来的。这里我要澄清的一点是，我绝对不是嫌弃旧衣服，因为在美国买旧衣服是件很平常的事。最初来时我还不习惯，后来发现很多人都买，包括一些美国朋友，我也就渐渐习以为常了。而且许多旧衣服其实都是新的，有些人没穿过就直接送到旧衣店去了，价格就超便宜实惠了。K给我的衣服虽然是旧的，但其实都很新，没任何问题，只是样式大小都根本不适合我，穿上照镜子，我和旁边看的苏都笑了。

我还犹豫该不该把衣服还给K，怕还给她辜负她的一片好意，不还吧我又不穿放着她可惜，而且她见不到我穿应该也会觉得遗憾，所以苏还是建议我把衣服还给她，说这样人家还可以把衣服拿回店里把钱取回来，我一想也对，就照做了，K呢，也一点没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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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星”同学

我们班上有一男一女两位非裔美国学生，女的就是跟我处得比较好的MT，男生就是Al。这家伙是个大块头儿，身高我觉得都有一米九以上了，肚皮大大的，笑起来嘿嘿嘿嘿，一口白牙，对了，除了没有那一对小喇叭式的耳朵外，跟怪物史瑞克倒是有八九分相象。他是我最喜欢的同学之一。

他一开始就让大家笑。因为他的first name跟好莱坞一个大明星的名字一模一样，就是演过教父的，在《老友记》里的Joey只演到人家的屁股还乐颠颠儿的那位。至于他的last name 呢，我是不太了解（顺便惭愧一下，到学业结束我也没记住几个同学的last name,难度实在太大）。但对好多人好像有点如雷贯耳的意思，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的生父是当地一位非常著名的橄榄球员，美国人大概有一大半都喜欢橄榄球，所以这就不奇怪了。有一次班上请一位某大公司的资深律师来作报告，逢此类情况每个同学都要简短地介绍一下自己，我记得Al报出自己的名字后站在讲台上的那位先生立刻肃然起敬，问他是senior 还是junior，呵呵，他当然不可能是senior啦。

Al在学业之前也是给中小学作football教练。我最初对他有了印象并喜欢他就是学业刚开始，忘了是在什么课上教授问大家为什么要上MBA，以后有什么打算之类的，每个人都说了这样那样的理由和打算，轮到他，他很直接地慢吞吞地说还不知道是为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上上看吧（大意）。大家当时都笑了，我也笑了，就从那时候就觉得他可爱了。他说话的语速永远是慢吞吞地。刚开始的那些课比如会计啦统计啦之类，大家的背景毕竟不一，听不太明白也是正常的，坐在后排的Al总是慢吞吞地发问，他提出的问题很多时候正是我也不明白的，但我却没有勇气时时提问，却趁着教授回答他而听明白了不少。所以有一次苏私下里笑对我说Al好像有点笨笨的（其实开始好多人都对他有这样的印象），我在心里却觉得他的实事求是，是个难得的少有虚荣心的年轻人，何况我还间接地在课堂上沾了他的光。

从另外的一个例子上，我又觉得他还是个比较有思想的年轻人。在Dr.T开的第一学期的课结束上我们每个人被要求作一个设计，内容不限。他的内容是录了一段VCR，主角是城市街头的一个流浪汉，他很自然地跟那个人攀谈，真实地记录了那个人说的话和一些行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时下课以后还专门跟他聊了一会，问他是怎么拍的，想说些什么之类的。时间过去很长具体的内容也记不清了，但这种内容本身的确是我感兴趣的。

他的可爱之处不仅于此。有一次我们组在lounge里开会，当时那个房间里的椅子被搬到别个去了，只有一只沙发还可以用，我想把它挪到桌子前面却挪不动。Al看到了，自告奋勇要帮我，我说能行吗，那个沙发重得要命呢。Al听了径直走过去，像个鲁智深似的双手把沙发举过头顶放到我需要的位子上，真是把我乐坏了。本来大家都挺开心的，结果苏正好也在旁边，她大概想凑趣开开玩笑，就对Al说，H说她很喜欢你呢（这话我确实对苏说过，但不是男女之间的那一种啦，苏是知道的）。Al一听很高兴，说哦？为什么呢？苏接下来说的算是彻底给搞砸了：“H说你的大肚皮好可爱！。。。”得！我脑袋上当时就有三条黑线出来。。。Al明显有些扫兴地“哦”了一声就转向出去了！而且过后有好一阵都不怎么搭理我了，唉，我又不能埋怨苏，真是的，一定是那么一说伤了可爱的Al的自尊了吧！

不过后来他好像又把这件事忘了。随着学习的深入，我感觉他在他的小组中占据的分量也一直在增加，他的那种泰然自若的风格好像很能平衡小组里的冲突似的。最后一学期的时候，如果没有小组会，我中午还是常常回公寓吃午饭和休息，下午上课总是踩着点进教室的。教室一般是五张大桌子，大家或依小组，或自愿坐成一圈子，而中间正对着讲台的那一张永远是空着的，好像没人喜欢坐在那里。我总是一进去就坐在那张空桌子上，因为别的桌子基本上都坐满了，即使未满，我也不想刻意硬挤过去。这时候，Al总会从旁边的桌子转移过来，大概是觉得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太难看了吧，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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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部分跟我接触较多或者留下印象较深的同学们。其他的同学，在后面的内容中应该也会陆陆续续地提到，这里也按下不表。按照我之前的打算，本想在写完teamwork和同学之后，就开始写课堂内容和各具风格的faculty们，之后再写实习的经历的，但反复想想，还是决定反过来，先写实习的经历吧。因为对我个人而言，实习经历更有料，更有“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郁闷，也反省得更多更深入。

我们这个program的实习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后两个学期，即秋季和春季学期在国内的公司实习，原则上是不少于每周15个小时的工作，包含在公司工作一天，第二部分则是在整个学业结束前赴海外公司实习一个月。前面我已经提到，由于种种原因，海外实习我没有能成行，因此我说的实习只涉及第一部分。

第一学期的boot camp结束后，全班同学被分到近十家不同性质的公司实习，平均下来，大约三个人进同一家公司吧。这些公司都是我们的主管Mr.B事先为我们联系好的。Mr.B曾任“地球人都知道”的G开头的清洁用品公司的高层，有我年海外工作的经验，从那儿退休之后受聘本校商学院重组MBA　program。他的活动能力超强，联系到的公司都是美国不同行业的排位相当靠前的知名大公司或其在较近范围内的分支，其中也包括G公司，但该公司明确一点是不给外国学生提供sponsor,因此为了不浪费机会，我们这些国际学生通常也就与该公司的实习机会无缘了。

跟班内分小组的思路一样，Mr.B也是考虑大家的兴趣长项及人际等种种因素分配的实习伙伴，但原则上是同学习小组的不会分在同实习小组。当时，加拿大女孩M, 印度女生Pad, 美国女生Ter和我被分到了F公司，该公司是美国排名前三位的投资理财公司。跟公司相关负责人联系过之后，我们四个人又被分成两个小组，M和P一组跟一个主管，我和Ter一组跟另一个主管，做的也是完全不同的project。

我们两个小组的project完全没有重合，除了到公司后被办公桌什么的被统一安排在一起之外，平时交谈的也不多。M和P中间，M是显然的领导者，事实上她们两个在班上也是同一个小组的，表面上看来，两人很亲密。但Pad对M似乎也并不是那么心服口服，我曾经私下里听她说M这个人相当地有控制欲，很aggressive。因为平时不是一个小组，我也不太了解，但从一件小事上我也能看出端倪。

我们被分配好小组，并被要求跟各自实习公司的负责人联络时是第一学期和第二学期中间的假期。当时只有我联络正常，而加拿大女生M回了加拿大，电邮暂停联系，Ter也回家渡假，情况一样，Pad去了LA的亲戚家，总之都是联系不便，于是就由我发邮件往返几次跟公司相关负责人谈了实习如何开始的一些问题。我只能说，在我看来，一个小组中不管谁代表大家跟对方联系都没什么区别，只要问题都弄清楚就行了。但是新学期一开学，M返校后，马上就自己跟对方的负责人重新联系，俨然是四个人的头儿，我实在觉得没有必要在这么小的事情上争，何况就算想我也还真争不过她，也就由她去了，只是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不论巨细，总想要占据个领导权。

时也运也命也，我和Ter分到了一组。关于她前面我提到过一些，说实话，到现在为止，我都没特别想明白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怎么一回事。我只知道在分配实习小组的前后，我就已经知道班上没人愿意跟她分在一组，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而我呢，既然已经跟她分在一块，我当时的想法是，一方面我觉得自己努力做好就行了，挑剔同伴这种事我不屑为之，况且我没有理由挑三拣四；另一方面，我当时居然有种很奇怪的想法，觉得人人都不喜欢的人，应该是相对，嗯，怎么说呢，比较“傻”，或者说天真的人吧，因为如果一个人稍微有点脑子，就不至于搞到人人都讨厌吧。因此这种人如果找到其特点，也许未必太难对付。可是后来的情况，怎么说呢，我也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在斗，反正我感觉我们谁都没赢。

在我和Ter成为实习伙伴之前，我对她除了刚开学的Orientation之外，有三件事印象较深。第一件事是有天上统计课，恰好我和苏，Ter和老太太K座位邻近而结合成组讨论课堂题目。我的解释她们都说看不明白，Ter在纸上划了几下托着腮说，真不明白这么简单的内容他（教授）为什么要让我们讨论！结果后面教授一讲，她的结果无一例外全部错误，确实够尴尬的。后来她好像终于想明白了一点，给K一说，K指着我说，that’s her way! 不知是不是我心理作用，总觉得从那次起她就看我不顺眼了。

后两件记不清哪件先哪件后了。一件是第一学期进行到一半的某一天，刚好是我的生日。我本人对生日一向不重视，更不用说“对外宣布”了。可恰好是Ter在刚开学时整理了一份全班同学的生日录发给大家。苏在上面看到了我的生日，那天课间我们两在走廊里聊，看见别的同学苏就说今天是H的生日，我连阻止她都来不及，当时大家都还不特别熟悉，有几个同学就礼貌地祝我生日快乐什么的。当时Ter――之前和她下面对话总共不超过三句――正好走过来，听到我生日，一反常态，非常热情地问候，问我怎么过啦等等。我当时的反应基本就是四个字：受宠若惊。中午下课后，她又力邀我和苏跟她还有几个同学一起走街上的饭馆午饭。本来我和苏想好了要回宿舍的，这么一来盛情难却，只好跟着他们去了饭馆，一路上她跟我们聊天，问这问那，说，哎呀如果是我这么长时间没见到家人肯定没法活了，什么的。吃完午饭，她还作势要付账，说美国人过生日的人是不需要付账的，我当然是婉言谢绝啊。就这样，这天的午饭还算愉快。下午，苏又非要带一个蛋糕到教室让大家都吃，我的生日就算过了。这些都不是重点，重点是，经过这一天，本来我以为和Ter已经聊过天，第二天见面，我正想主动跟她打招呼，没想到她竟然看都没看我一眼就从旁边过去了，我好像变成了透明人（此后也是如此）。当时我简直怀疑前一天跟她一起吃饭聊天是我自己前一天晚上做梦梦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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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是某天考试结束，她在外面等她同组的俄罗斯女生OO，她们两走得比较近，见我出来，她问我OO是否还在里面。我当时猛一下没听清，说了个：uh? 结果人家直接从我旁边走过去了。这就是我两次在她面前瞬间“隐身”的经过。

基于跟Ter有限的这么点儿交道，加之班上同学对她的反应（其实没有人会明确说什么，但大家的态度，表情和提到她时的语气还是能感觉到一些东西），跟她分在一组，当然我没什么理由欢欣雀跃，只能想说只要自己好好干就行了，有真本事的人不在乎同伴是谁。可是话虽这么说，人和人之间的那种互动和化学反应毕竟还是不一样，我还是不得不承认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能遇到相契合的同伴的确不是偶然，而是非常幸运的事。当然，既然是互动得不够好，就说明我自身也有许多问题，现在想来当时或许可以做得更好，虽然我并不认为会改变事情的大致结果。

我们的公司实习是每星期去一次（一整天），其他时间通过电话或邮件联系。

至今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去的情景。我和Ter,加拿大女孩M以及印度女生Pad被分成两个小组。我和Ter的主管J是一个大约40岁左右的应该说依然还是算年轻人吧，但又是那种看起来很有资历，自信强干的人，在美国人中算中等偏高的个头。怎么说呢，不是那种很夺目或者很帅，风度翩翩的类型，但却是一眼就能给人留下好的印象，并且让人乐意信任和与人沟通的那种。

我们四个人填了一些简单的个人信息，当时M和Pad的主管不在，就由J以及女秘书接待。还记得办完简单手续后J又问我们还有什么问题，我说公司有没有更多的阅读材料发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了解更多内容，J很认真地点点头出去了，拿来了几本公司内部的操作流程等等小册子发给我们，这些内容从公司的网站上是看不到的。虽然上面的很多内容及字母缩写让从未接触过这方面内容的我看得头大如斗，但是后来看多之后确实还是帮助我了解了很多该公司的基本动作情况。

先说点题外话吧。前一段时间，我的一个最好的朋友应聘国内一家大型门户网站，经过好几轮的面试，得到她后来的顶头上司“我们觉得你在候选人中还是相当优秀的”的评价，顺利进入该公司。由于种种原因，她接受上司面试都是通过网络，在她进入公司一段时间之前，一直没有机会见到她的这位顶头上司。结果某天她上司突然出现在她面前，用我的好朋友的话说，是着实令她“惊艳”了一把，因为那位是超级帅哥，而且相当年轻，我的好朋友好一番流口水。加上之前面试的过程当中，上司的专业素养已经令她颇为佩服了，她对这位上司的印象几乎达到了满分，而她自己也能明显地感觉到，对方对她也是相当欣赏。

惨的是，真正开始跟着上司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两个人的风格却完全不能协调，这位上司在我的好朋友眼中的形象越来越糟糕（估计反之亦然），最后彻底崩塌，工作也无法进行下去，我的朋友只好离开了这家公司。听了她的原原本本，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别的情形下也许不敢说，但是在职场上，近乎完美的第一印象往往预示着一个很不怎么美妙的结局。何况我的这位好朋友跟我是一路，都还远没修炼到戴着天衣无缝的面具横行职场的老油条境界，时不时容易真性流露，把自己搞被动。

我这么一说，聪明的听者肯定马上就听出来了：我的这一段实习经历的结局肯定不怎么样。那我要说，恭喜你猜对了，岂止是不怎么样，简直就是死得要多难看有多难看。可以这么说，在实习的前半段，我的感觉是相当愉快的，而后面则是生不如死，套用一句唐伯虎同学的话：人生的大起大落，实在是太刺激啦！

据我所知，Al毕业后先是进了Chrysler, 后来遭遇laid off, 之后又找到一个职位去了欧洲，好像是类似于教职吧，我也没弄清楚。写到这里，我突然觉得也要给可爱的Al写封信了，快过圣诞节了，一个问候应该不会被嫌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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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言少叙，我还是言归正传吧。

第一次去过公司之后，又过了大概两三周吧，那时候在别的公司实习的同学都已经开始做project了，我们才正式开始去F公司实习，中间大概是公司和学校还有一些内容没有安排协调好。

第二次去的时候，J又给了我和Ter一些材料，带我们详细参观公司，并向我们交代一些关于project的内容。公司大楼内部是这样设计的，楼上是办公区，一楼是车间。J带着我和Ter在一楼转，一边走一边向我们介绍每个区域的工作内容，跟我们的project有什么样的关系。之后又带我们去听他们的group meeting。也许有人跟我有过类似的感受，当你对一种语言不能完全听懂时，就如同在浓雾中还要全速奔跑前进一样，极力想看清脚下的路，每往前跨一步都不敢踩实了，但是又不得不一再地踏出去，撞出去，这样不管是身体还是神经，都更容易感到困乏。当时的我就是这样。坦白地说，不管国内国外，我都是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大的公司，那么大的车间，一开始连东南西北都搞不清楚，几处下来就晕了。而且短时间内接触这么多的信息，我的脑子已经不太够用，有点像实木家具的质地了。雪上加霜的是，为了实习穿的稍微正式一点，我还买了一双新皮鞋，特别磨脚，走来走去，我已经明显地感觉到脚上好几处火辣辣地，每走一步都外心地痛，可是只能忍着，回去一看全都磨出了大水泡――我可怜的脚啊！

不过，尽管这样，令我多少欣慰的却有这么几点：一个是J，带着我们四处参观时，他不时地停下来转身面对着我和Ter讲解，问我们有什么问题。这里我附带说一下，美国人特别强调所谓的eye contact，就是说与人对面交谈时的眼神交流。从这些经历中我也得出自己的结论，就是在跟美国人打交道时，如果对方面对不止一个人，却能给予每个人eye contact的话，就说明这个人相对修养比较高，反之则否，因为没有任何eye contact实际上就是等于无视对方的存在。呵呵，当然我的这个结论可能有失偏颇了，听起来好像是说如果别人看我我就认为那个人修养好，别人不看我就修养不好了似的。Anyway,J在对我们讲解时，既看Ter, 又看我的眼睛，虽然自始至终我几乎是一言不发，而Ter大概为了积极表现吧，一直在努力提各种各样的问题，并且还不时拿着笔往本子上记点什么。这一点让我感觉很好。顺便说一下，一路下来，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某个区域的工作人员的工作似乎过于单调，他们是怎样轮班（以保证不出差错）的？我记得很清楚这个问题让Ter差点笑出来但她及时捂住了嘴巴，而J竟然说是一个good question,并且很认真地回答了。

还有一点是，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因为觉得自己没有完全听懂，跟Ter说如果她听懂了再给我讲一下，结果她也是一头雾水云里雾里，我才发觉，原来美国学生自己也没听明白呀，马上感觉平衡多了。

当天中午休息的时候，我和Ter遇到另外一组的加拿大女孩M以及印度女生Pad，我就听到Ter对M不像在开玩笑地说，you want switch？可见她当时就很没信心。

实际上，我们的project从大体思路上讲并不难理解。我前面说过，F公司是一家投资理财公司，面向的客户既有公司也有个人。我们实习的这一部分属于outbound，再说具体点，就是F公司定期将种种金融信息，分析结果寄送给自己的客户，这些寄送内容被印在各种不同形式格式和质地的纸张上面，又分装在不同形式格式和质地的封套中寄出。当时F公司已经有能力自己处理这些东西from scratch,但是一直以来，这些纸张和封套一直是outsource出去的,并且还不是外包给一家单位，还是大大小小许多家，各自承包一些不同的内容。大体算下来，这不但比F公司自己作这一块成本要高出许多，而且在inventory的管理上也增加了难度。但是长期形成的套路和习惯，F公司有专门的一队人马在做这个事，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一个专门的大型储存设备（每天专门从这个储存设备上存取东西就是三班倒的若干人马在负责，因为必需保证车间的印刷不能停）。我们的project要做的其实就是具体的数据收集和分析，看看实际情况是否可以印证上面说的大体估算。

这样说来好像在给自己脸上“贴金”，反正这儿只有我一个人在说，“死无对证”：说也奇怪，也就是第二次去吧，我就已经听明白了。但是Ter好像就是没弄明白怎么回事（所以有时候我又觉得，语言本身其实并不是最大的障碍）。当时J还找了其他了解情况的人跟我们一起座谈，介绍一些更详细的内容，并且把以前一个实习生作出的简单数据传给我们看。我当时问J，从那些数据看来，某些情况明显地是比另外一些情况更经济实惠，为什么不能实施呢，是这些数据有问题还是别的原因呢，blabla…这个问题一问，J对当时在座的其他人笑着说，果然聪明，看来她已经弄懂了。我听了自然有点沾沾自喜，相应的Ter的脸色肯定不好看，可是后来我才发现这颗果子并没那么好吃，这个后面再说。

我们的project刚好可以用得到我们当时课堂上学的内容，即所谓的lean 6 Sigma的思路和步骤。这一部分刚好是以统计学课为基础的，也是我相对感觉比较自信的内容。记得第二次去公司，中午在公司餐厅吃饭吃我和Ter一边吃一边按J前面的指导写工作计划，Ter当时还一边写一边问我what do you think(当时让我感觉还不错，以为能和她合作好，岂知后来不是这么回事儿)，我说J特别强调我们只需要完成前面的四个阶段，不涉及后面的实施部分。我也不知道她是有意还是无意，偏偏还是把这部分内容写上了，后来拿给J看的时候，J又一次要我们把这部分内容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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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连续六七周时间吧，我们都停留在搞清楚这个project是怎么回事的阶段。在这里我自认为公平客观地说，本来这个阶段不应该耗费这么长的时间，而这个原因主要在Ter身上而不是我。为什么这么说呢？说来也有意思，我发现语言对我的障碍主要是在“输出”的部分，诸如presentation啦，或者跟美国同学私下里聊天闲扯啦这样的时候，我总有种“茶壶里煮饺子倒不出来”的感觉。然而在“输入”，也就是接受信息的这一部分，虽然我往往不能听懂别人说的每一句话或每一个字，但我却能够相对比较明确地捕捉到重点信息，并且在脑子里整合出大体思路。我接着说吧，也就是说，光“热身”，我们就花去了差不多六七周时间。J最开始非常认真，每周我们去公司他都会跟我们Meeting,带我们到小会议室像上课似的专门讲解，还请finance和其他涉及的人给我们资料，又带我们去车间跟负责的人认识交流，等等。可是我们迟迟进入不了实质的工作，我明显感觉到他后面有点失去耐心了。

在这个阶段，其实我很清楚我已经明确了解了我们要做的事情，接下来就是进入车间搞数据搜集了。其间J让我们先作好数据表，我和Ter利用课间讨论，我在下面花了很长时间作出的表格（自认为比较好地领会了project的目的），但是Ter居然硬说是看不懂，非要用她的（只有一个Tab,那么大的一个project她的表格居然只有一个tab，九九乘法表那么大），我知道那个不行，却没办法说服她。拿到公司给J一看，J表情很克制地说：“这个不够，不够……”，我实在忍不住接了一句“concrete”,他马上看了我一眼说“Yes!”其实不用他说我也知道。无奈我不可能跟Ter同时拿出我的东西，因为明明是一个team,必须得口径一致。说完这个J就去开会了。我们回来之后这一次又提交了我的表格，可是不管我怎么解释，其实形式很简单，可人家就是说看不懂，我不得不认为，她这就是故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我再稍微绕回去一点。

人与人之间的感觉，有时的确说不清道不明。比如我们这个advisor J,从我们第一次进公司办各种手续时，我就感觉到他对我的印象不错，当然我自己对他也是那种尊重甚至敬畏的感觉――我想新人进入新单位对里面的人可能短时间内都会有这么一种感觉吧，何况是自己的直接上司。说来也奇怪，我对他说的内容，的确领悟得比较快，好像很自然地就能听明白，抓住重点。因此，虽然我说话不多，但只要开口提问，一般都会得到他的肯定和特别认真详细的回答。第一次谈话之后拿到他的邮箱我简单发了个邮件，他很客气地回复了。

记得很清楚的是，除了上面说到的他当着其他人的面肯定了我对project的理解之外，还有一次只有J，我和Ter在小会议室讨论，当时J在白板上给我们讲解，基本上是给出了具体的做法，在说到怎么测算那个大型储存设备的使用成本时，我当时提出，那个成本并不是固定值，而是会根据里面储存的程度而改变的，也就是说，储存的inventory越接近饱和，成本就越低。怕说不清楚，我也拿起笔在白板上划了起来。J完全听明白了我的意思，可以看出他对我的反应非常赞许我满意。这时我虽然已经看出Ter的茫然和脸色的难看，但一时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因为我当时不说，后面更不会有机会了，下面和Ter的交流要说清楚就更不可能了。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J对我更明显地表示出了欣赏。一次是在我们提交了我做的表格之后，我们做了一次电话conference meeting。他在电话中看着我的表格提了几个问题，我都明确地回答了，听得出他在电话那头的满意，竟然直接说，H，you are good…当时Ter也在旁边。

还有一次，我和Ter在开车去公司的路上就开始讨论了，结果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本来这个没什么，可是到了公司以后，我们先见到我们这个Project的另外一个成员（当时J说，考虑到他可能会很忙，为我们介绍另一个公司的工作人员John和我们合作完成工作，但我的感觉是J本人对我们已经有点没耐心了）她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跟John说我们下面要做什么什么，我这就这样被“代表”了，特别生气，当着John的面我又不好意思和她争吵，但是到了办公室坐下来以后脸色肯定很难看。其实我当时没意识到自己的表情，直到J路过我们的办公桌跟我们打招呼，闲聊几句的时候。本来我的座位不靠近走廊，被格挡挡住别人看不见我，但人家是“领导”，为了礼貌我从座位上站了起来打招呼。这时候J很关心地问我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听他这么说Ter也从座位上扭头过来看我。她的座位在我前面，靠近走廊，我本来只看到她的后背。我说没有，随便聊了几句就坐下来了，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脸色肯定很难看。

本来也就是这样。可是过了一会儿，我正低头在座位上查我带来的统计资料，突然感到有人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肘。诧异地扭头一看，原来就是J站在我的座位旁边对我点头，示意我跟他出去一下。我马上站进来，尽量轻地跟他从我的座位后面绕出去（也就是不从Ter的座位旁边经过），但我眼角地余光还是看到这嗅觉灵敏的家伙已经从座位上扭过头来，我当然装作没看见。唉，不消说，我当时的心情那是十分激动，小鹿乱撞哪！我就怀着砰砰直跳的心情跟J走到了小会议室――哎，我那激动的心情啊！虽然现在事情过去久了（尤其是有了后面发生的一系列情况之后）基本上已经没感觉了，但当时还是激动啊――因为隐隐约约感觉到自己是被另眼相看的，在之前郁闷了那么长时间之后。

关上小会议室的门，J问我对目前的Project感觉如何，有什么想法。虽然他没有直接问，但我凭直觉他一定察觉到了我和Ter之间发生了龃龉，想安抚我一下。我呢，一方面是实在有点忍无可忍了，另一方面现在想来我怀疑自己当时在潜意识中是不是有点恃“宠”撒娇的成分（待考，呵呵），就干脆来了个当着明人不说暗话，把我的真实想法说了出来。当然，我还不至于说Ter的坏话，一来我不是那种人，二来我要真是那么做的话不免让别人看低了。所以我只是半开玩笑但绝对真实地说我自己都快失去信心了。我说我本来觉得我们不应该花这么长时间在这个阶段，等等。J说能理解我的感受，说他也觉得Teammate之间的合作的确是很困难的一件事，等等，当然最后还说了鼓励的话。

本来我的话也谈的差不多了，这时候他接了一个电话，好像是对方提醒他马上要开会了什么的，他对着听筒说“我正跟H在小会议室谈话马上就来”什么的，我们就这样结束了谈话，开门出来了――我为什么提到开门关门，是因为就在开门的第一时间，我看见Ter就站在门口。因为与这间小会议室隔一道不宽的走廊对面秘书Me办公桌，Ter就站在她的办公桌旁边跟她聊天，眼睛却盯着我们出来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我甚至可以肯定当时J接到的电话就是Me打的。再往深里猜想一下，一定时当时Ter看到我和J离开，故意假装跟Me闲聊，借故找J找不到，要Me帮她打一个电话的――因为后者不一定看到我和J进会议室了。就是写到这儿的这一刻我才想到肯定是这么回事儿，可惜当时我根本没往深处想，只是觉得怎么这么巧Ter刚好站在门外看我们出来。事后当然Ter问我J跟我说了些什么，我就说他可能是看我状态不好吧问我是不是身体哪里不舒服，就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