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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Social Mobility

平民上升的渠道不能被阻塞

                                            张鸣
     现年24岁的湖南浏阳沙市镇青年罗炼,2003年起南下广东打工,先后辗转深圳、珠海、中山、佛山,做过保安、油漆工,跑过太阳能和房地产生意。今年9月14日中秋节,正在佛山市南海区一家具厂做学徒的他留下一纸手写字条后,悄然出走,至今不知所终。他在字条里写道:“终生役役而不见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所向,讳穷不免,求通不得,无以树业,无以养亲,不亦悲乎!人谓之不死,奚益!”(11月24日《南方都市报》)
    我在看到在评论者转述上述字条的内容时,第一个感觉是,虽有庄子的话在前,能写出这么好文字的人,居然一直靠打粗工为活,而且大有活不下去的意思。说实在的,这样的文字,即使在重点大学的文科学生中,也很少见。但据报道,罗炼2002年高三未参加高考,辍学读职中,工友说,“他的书我们看不懂,都是之乎者也。”罗炼的二姐介绍说,罗炼“心很高”,去年跑地产时甚至还写过一份计划,想象着几年后自己开几家分店,甚至未来自己的公司怎样上市,“很理想化的一个人,但真正做起来很难”。他生活在一个不属于他的圈子或阶层之中。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度,一个有才华的人身居下潦,并不是一件什么了不得的事情。可怕的是,这样的人,无论如何挣扎,都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最终绝望。一两个人也许只是个案,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如果这样的人多了起来,形成一种格局,在社会上层的人,永远在上面,世代嬗递,下面的人永远在下面,无论如何都翻不了身,等级、身份大体固化,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停滞,那么,这样的社会格局,如果在当代中国,那是相当危险的。
    在我们很多人不耻的帝制时代,有人做过统计,北宋年间的进士,世族家庭出身者仅占12.8%,中等家庭和寒族出身者却占87.2%;而明清两代进士大约有44.9%出生于从未有过功名的家庭。潘光旦和费孝通曾统计了清末915名科场中试者,发现41.16%的人来自乡村。(参见杨齐福:《科举与古代官僚制度》)
在古代,底层民众通过在商业或其他领域的成功取得社会地位,大抵很难。但是在科举考试这个渠道里,尽管“成功人士”凤毛麟角,但是在促进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上,还是比较可观的。科举考试制度之所以确立,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借以打破世族门阀对官职官位的垄断,将社会各个阶层的优秀人才选拔到官僚体系中来,背后的一个隐性担忧就是,有才华者沉居下流,会造成社会的动荡。从唐太宗“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兴奋,到武则天“使人才流寓不偶,宰相之过也”的感喟,都有这个意思在。
   今天的社会,目力所及,就我熟悉的教育这一个领域,城里的重点大学,却出现了来自农村的学生越来越少的现象。我所在学校和专业,连续几届,一个班级三十几人,居然一个来自农村的都没有。由于城乡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加剧,农村的孩子,只能上那些等级不那么高的学校,不那么好的专业,在今天这个就业很讲究所谓“名校”的情景下,这些农村孩子毕业后的前途可想而知。而且,一旦高考没有进个好学校,此后无论怎样努力,再考本科或研究生,上一个名校,也有可能无济于事,因为现在就业,很多用人单位要看第一学历,如果第一学历不好,就算你是北大清华的博士,也未必受欢迎。其实,罗炼这样文采斐然的农村孩子,如果不能进重点中学,没有经过魔鬼式的考试训练,即使参加高考,多半上不了所谓名校,在改变其阶层身份上难度仍然不小。
    干部家庭出身的人更容易做干部,这是社会学家陆学艺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一书证实了的事实。作为事业单位的学校招聘,更多考虑的是第一学历好的学生。在走市场的企业里,按道理应该唯才是举,但是领域宽广的国企,其结构和文化,很类似官场,来头和出身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只有外企和民营企业好一点,但这些企业中做简单加工类的中小企业,更需要简单劳动的打工者,具有技术含量的企业,非受过良好教育,擅长外语者不可,吃香的还是“名校”学生。
    阶层的流动,是天经地义的传统。在今天这样的社会,如果出现了等级固定化的趋势,是相当可怕的。一个社会有很多人地位不高不要紧,要紧的是要给这些人中有才能有志向者留下一个渠道,使他们可以通过这个渠道,经过努力奋斗,有改变自己的身份的可能。如果这样的渠道阻塞了,就必须及时加以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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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有个很著名的法例,AFFIRMATIVE ACTION,就是帮助增加妇女和少数民族在就业,教育等多方面的机会!中国也很应该出台类似的法例,否则,不出几年,类似的社会问题必然严重到无法承受!

今天,社会财富的分配已经严重的不平等,穷人的孩子不论在受教育(父母教育与学校教育),课外活动能力,社会见识,社交网络等等都受制于经济条件完全无法与城市里的平民相比,这进而又严重的影响到其就业能力、选择,进而严重的影响到这些穷人孩子向社会上层爬的机会。

想一想,今天一个农村学生考进名牌大学的机会要比10-20-30年前难的更多了,而不是因为大学扩招而更容易了,因为他的城市里的竞争者实在太多了,他的同龄人在接受重点中学名师的耳提面授的小班教育,下课后他又有一大堆名师专门准备的辅导材料可预习,天气热他可以在冷气室里头脑冷静的自习,天气冷时,他的自习室开足暖气......即便如何,当这个农村孩子拼死拼活的终于打败了所有城市里的同龄人后,考进了清华大学,他发现他除了基本的吃饱穿暖之外,满足不了任何其它需求,他的同学周末可以去吃西餐,到钱柜唱K,但是他只能在图书馆!当他想跟城市里的同学在求职市场上,竞争职位时,发现他那些出身名门的同学,老早就由父母确定了去某某国企总部,投资银行就职,而他自己只能拿着单薄的简历四处碰壁!别人都西装革履,油光可鉴,而他却蓬头垢面,因为他为了省钱而几个月没去理头发,去面试只能跟最好的同学借一套不合身的正装!此外,由于缺少社交,他缺乏相应的沟通技能与自信.......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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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是这样,不过这就是现实,农村学生的软技能不够导致即使他们进入了好大学也很难获得长足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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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z from FT中文网

如前文所述,中国过去20年的发展主流,是国家资本主义及伴生的特权资本主义,其它形态的本土经济活动都是在它们的夹缝中讨饭吃。在说明这样的发展模式必须转型时,我得先列举几个他人常年研究的发现。

清华大学研究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的李教授及其小组发现,中国的社会流动在近20年来,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关注的主要是,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什么样的人能够有更多机会达到经济和社会地位的上升,什么样的人缺乏这些机会?

据他们的经验研究,改革的前期即1978-1990年间,中国很多社会基层家庭的子女,能够走出其父母所在的低阶层的机会,远高于1990年代初之后。因为在这之前,中国的教育机会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资源,在社会里分布的较广泛,家庭所承担的教育支出较少,主要由国家买单。这样,很多贫寒子弟可以通过高等教育,在社会里获得上升的通道。但是,他们的研究发现,1990年代初之后,中国的社会流动变得越来越困难。特别是到了1990年代末及本世纪初,就更难发现大面积的、来自中国社会底层的青年人找到上升的机会——那些既无权也无钱的家庭出身的子女,他们翻身的机会太稀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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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方面的研究,是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等人做的。他们研究的是中国金融体系和各级政府对非国有的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在财政金融上的支持。他们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个过去30年中重要的变化:在1990年前的十多年,中国的金融系统和地方政府,在北京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对非国有、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相当大。然而,这种趋势从1990年代初以后急剧衰落,取而代之的是,中国中央政府的经济金融政策,越来越大量照顾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的垄断性国有企业。

他们强烈建议,反思中国改革的经验教训,不能把30年当作一个整体。因为其间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也在1990年代初。

第三种研究是耶鲁大学商学院教授陈志武等作的,他们分析中国每年GDP的增长,到底由哪些人分享成果?结果发现,这块巨大蛋糕被分成的三大块,第一是最大的一块,被政府拿走了,即财政税收;第二块较小的,被城镇居民拿走了;第三也是最小的一块,则是被农村居民拿走了。在1978年,中国的财政税收相当于当年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后来的十多年里,即从1978年到1990年代前期,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发展,特别是非国有经济增长迅速,使得中国政府从全部财富中拿走的部分所占的比例,相对处于下降趋势——尽管总量在上升。这说明当时的中国是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变。到了1994-1995年,中国政府的财税规模相对最小。

然而,一切在1990年代中期的财税体制改革后,发生了巨变。到了2007年,中国政府的财税已经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比29年前增加了四千万人口的规模。这个数字还不显眼,更显眼的,则是全国资产性的财富总量中,76%掌握在政府,只有四分之一在民间。特别是,从1995年税收政策改变,到2007年的12年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之多。而同时期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只增加了1.6倍,农民的人均收入只长了1.2倍——差别实在是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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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个例子,尽管研究领域不同,但相互印证并大致吻合。

所以,中国的国富民穷,是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它所反映的模式,则是中国过去的GDP增长,主要是两个轮子拉动——政府投资和出口占了大头,国内居民消费的拉动作用,愈益弱化。

回到原来的话题。过去30年里,中国早期推动的资本主义,也就是在邓小平式的资本主义——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的鼓励之下,一些无权势的人开始发财。但1990年后,先富起来的人越来越属于权力阶层及其亲友。以权力来交换市场机会、以特权获取财富等等——特权资本主义的趋势越来越突出。

后面讲中国的内需之类的,不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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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个农村孩子拼死拼活的终于打败了所有城市里的同龄人后,考进了清华大学,他发现他除了基本的吃饱穿暖之外,满足不了任何其它需求,他的同学周末可以去吃西餐,到钱柜唱K,但是他只能在图书馆!当他想跟城市里的同学在求职市场上,竞争职位时,发现他那些出身名门的同学,老早就由父母确定了去某某国企总部,投资银行就职,而他自己只能拿着单薄的简历四处碰壁!别人都西装革履,油光可鉴,而他却蓬头垢面,因为他为了省钱而几个月没去理头发,去面试只能跟最好的同学借一套不合身的正装!此外,由于缺少社交,他缺乏相应的沟通技能与自信.......于是......”

——我们家乡四川的一个贫困市,考上清华北大的每人奖励5万人民币...

    清华内奖学金的覆盖面也是非常广的...另外清华的同学吃西餐可以在学校内刷卡,通常消费是在北门吃鸡翅烧烤店,西门外也是烧烤店连成片。清华还有个专门的勤工俭学辅导中心,通常愿意出份力挣钱的,可以拿到每小时50元-100元,每次2-3小时的家教工作(当然一般这种课程辅导是数学或物理,语文、英语一般不请大学生辅导)其他俺不记得了,刚评了十佳自强之星,就是介绍的各路清华贫寒家庭学生如何自强自立成材。另外清华长年设“绿色通道”为贫困学生提供免费入学通道并安排专门辅导员重点跟踪学习生活状况。

    北大的出现上边的情况倒可以理解,毕竟经费少一点,清华上次某领导跟同行宣布了一下,清华今年平均每名研究老师有100万的课题经费,至少同学们熬过大三保送研究生就可进入课题组给老师老板打工挣薪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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