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府的精明账
负责与上海市政府沟通的是李家镐院长，他的身份可不简单。抗日战争时，李家镐就读于上海交大，他弃学参军，在军队担任翻译，与盟军合作，抗击日本人。抗战结束，他父亲作为国民党政府的高官，去了台湾，李家镐却留在内地。他放弃了优厚的家庭条件，投身革命。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国家工业建设，后来成为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厂长，此后又担任上海市经委主任。到谈判时，他依然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可以说，他在企业界、政界、学术界都有广泛人脉，而且这时恰好担任交大管理学院名誉院长。由这样一个人出面寻求政府支持，再合适不过了！
李家镐向上海市教委负责人刘克、王生洪进行了汇报，又迅速上报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副市长徐匡迪和谢丽娟。
收到交大的汇报后，上海市的高层领导也在思考着。改革开放10多年，上海已经先后设立了闵行、虹桥经济开发区、漕河泾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通过开发区，上海引进了投资、引进了技术、引进了产品，但人才的缺口相当大，这是无法靠简单的“引进”解决的。
过去，上海不止一次派遣国际招聘团，去欧美招聘中国留学生回国报效。每次声势浩大，媒体也积极报道，效果却微乎其微。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入驻上海，从来不会为水电煤等因素烦恼，他们只会为找不到本土高级管理人才而头疼。这个问题，依然是上海构筑核心竞争力面临的首要问题。放眼全国，沿海5个经济特区、北京、天津、大连等城市的开发区，直接与上海竞争。
挑战还不止这么多。1990年，浦东开放，市政府规划了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和外高桥保税区，上海将迎来一拨全新的发展机遇。包括上海市后来提出的建设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这些都不是光靠钱和土地就能做到的，这些宏伟计划，需要有大量国际视野的高素养人才。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我们不能狭义地理解商学院的工商管理教育。从美国的经验来看，美国许多政府官员都有MBA背景，包括美国总统布什。商学院培养的管理素养适用于任何工作，它提供了中高层管理者所必须具备的基础素养。
上海未来对人才的渴求，怎么形容都不过分。要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必须在人才上下工夫。人才培养，得立足本土。但在传统教育体制下，我们无法培养出具有国际眼光、精通国际运作惯例的复合型管理人才。
看来，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上海乃至中国、亚太地区，都需要一所真正的国际化商学院！如果这时候，上海借助欧共体的援华项目，在最短时间内创办出一所一流的国际化商学院，就能强有力地支撑将来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这次与欧共体的谈判不是一般的谈判，而是为一个城市的未来谈判，为一个民族的复兴谈判！
在李家镐的引荐下，杨亨与徐匡迪在外滩的市政府大楼里进行了半小时的交流。杨亨回忆道：“上海市政府不简单，我一说明情况，他们马上就能理解，而且马上表态支持。他们的态度非常明确，上海必须有这所学校！这与交大李家镐、张国华的前期工作分不开！”
在李家镐的推动下，上海市政府为学院项目一路开“绿灯”，市领导当机立断，作出决定：同意在资金、土地上给予支持，并指示交大和上海市相关部门立即与欧共体进行正式接触，对创办学院的构想进行论证。
别人的嫁衣，做不做
上海市政府的坚决态度，让交大对这一项目的重视进一步增加。在市政府的支持下，资金、土地等主要障碍已经解决。欧共体的官员惊讶地发现，在北京多年未决的问题，在上海不再是问题。杨亨两年多来经受的失望和冷遇一扫而光。
在与欧方接触中，我们没有忘记介绍上海，上海独特的城市魅力也是一种“加分”。这个开埠一个世纪的大都市，具备国内其他城市没有的开放和包容，而且上海的空气里已经蕴涵了讲竞争、讲规范、讲诚信、讲服务的商业精神。在这里设立国际化的商学院，软环境无疑是十分理想的。
在全国的名校中，交大也是特别的。这所学校历来有对外交流的传统。不论是赞助、基金会，还是校友会管理系统，都是比较先进的，而且与国内外企业、政府有着广泛联系。仅合作办学一项，交大就与44所海外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得益于这一传统，管理学院的谈判很快上了轨道，且越来越深入。
或许应了那句老话：好事多磨。就在中、欧双方的了解不断加深时，交大的态度却突然冷淡下来，就连市政府也摸不着头脑。
随着谈判深入，交大发现：外方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学院。也就是说，费了那么大的劲儿，谈判、出钱、出人、出力，到最后，交大只是董事会的一个成员，任何意见只能放在董事会讨论，不能直接掌控学校运作。辛辛苦苦，到头来是为别人做嫁衣，交大很忐忑，也很失落。这也是欧共体与北京名校迟迟谈不下来的最深层原因。
不过，校长翁史烈没有一棍子打死这个项目，他在内部会议上要求管理学院想清楚利弊。关键时刻，李家镐和张国华坚持做下去。理由很简单，这毕竟是一个值得骄傲而又富有远见的项目，这是为整个国家建立一流的商学院，他们俩希望开创这个新事业。既然上海市政府出了钱、出了地，交大就理应出份力，为上海做一件好事。未来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不仅是交大的中欧，是上海的中欧，也是中国的中欧，乃至亚洲的中欧、全球的中欧。
反过来，就算如交大所愿，把这所商学院作为二级学院放在中国的高校内，难保不是穿新鞋走老路，无法突破原来的体制束缚，无法以全新理念培养高级管理人才，也就不可能成为世界一流的商学院。
最终，交大同意了。北方一些高校没法做到的事，交大做到了，这就不简单，体现了一所名校的风范。如果交大有丝毫的利己或本位思想，就此停手，那么所有的努力就付诸东流了。但交大站在更高层面来看这个问题，突破了传统的价值观，突破了每个组织根深蒂固的本位思维。正因为交大的历史贡献，让地球上多了一个优秀的组织，为全球的商业教育带来一股清新的风气。
交大的“思想问题”刚解决，新的问题又产生了。这次，阻力来自国家教委，他们坚决反对商学院的“独立法人身份”。各种说法开始出现：有人说欧共体来华搞商学院，就是“和平演变”；有人则提出，欧共体要求独立的法人身份，这是侵犯中国主权。
这时，中欧管理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吴敬琏来到上海。他亲自拜会了汪道涵、徐匡迪，希望他们支持这个新项目。随后，上海市政府开始和国家教委协商，讨论建校的可能性。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吴仪，以及外经贸部国际联络司司长龙永图等领导也开始重视这一项目。在他们的支持下，国家教委点头了。
在上海，除了市领导支持，教委主任王生洪也大力支持这一项目。他一直参与谈判，到后来几乎成了上海市政府的代言人。杨亨感慨地说：“如果王生洪要反对，谁都做不成。”
由此可以看出，中欧项目从立项到艰难谈判，再到创业……从无到有的每一步都来之不易。中央的支持，使中欧得以呱呱坠地，顺利诞生。中欧虽是交给地方操作、在市场中运作，但其最初的创立是中央的决策。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没有外经贸部（现为商务部）和上海市政府的强力支持和贯彻，无论我们怎么坚持谈判，这个项目都无法创立。
办一所不出国也能留学的学校
“办一所不出国也能留学的学校”，这是前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为中欧开工典礼题的词。这句话寄托了他对中欧的厚望：要达到国际一流教学水平，使得中国人不出国也能享受到国际水平的教育。这里面，多多少少也暗示了海外留学不归的难言之隐。
15年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中国政府向外公派了大量留学生，只有少数归国，大部分人成为外籍公民。而在自费出国的人当中，大部分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成为外国公民。说起来，在一个封闭几十年，生活水平低下、物资匮乏的国家里，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而出国，也无可厚非。但由于大部分人不愿回国，国家希望改变管理人才缺乏的努力也随之泡汤。因此，与其从观念上改变留学生，不如从结构上改变现状——办一所不出国也能留学的学校。
在此后几章里，我将向读者展示，建立中欧这所立足本土的国际化商学院，其意义是多么深远。它源源不断地把现代西方管理的理念和方法传授给学员，填补了我国对高层次管理人才需求的缺口，加速管理人才本地化，改善投资环境。更重要的是，它启动了一场对中国教育改革的大胆探索，建立起高等工商管理教育领域的一个特区。中欧证明了，教育领域也能与其他领域一样，可以迈过传统体制，用实实在在的举措来创新。
这十几年来，中国管理教育领域几乎所有的创新，都是中欧引领的。难怪很多官员到中欧后感叹，洋务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成就不大，中欧却是“新洋务运动”的成功典范。它向世人展示了，成功不是狭隘的，全球资源是可以共享的。今天，我们说世界是平的，十几年前，中欧的创新就证明了这一点。它的内涵和结构，从第一天起，就是全球化的。
十几年来，中欧培养的人才，参与了一个民族的复兴大业，为国家创造了价值，为最具活力的亚太区域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今天看来，中欧的决策是英明的。而这一切，就连最富想象力的创始人也始料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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