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空话套话式的公司口号一向没有兴趣，所以当时并不是很在意这句话。我选择学校时更多关注的是文化、教学理念和经验，而不是所谓的“使命”。
哈佛的使命是“培养改变世界的领袖”，沃顿则是“学习更多，实践更多，成就更多”。在我看来它们都说得很漂亮，读上去却是大同小异的。
我再次看到斯坦福的使命已是几个之月后了。这次它是出现在斯坦福大学寄给所有被录取学生的“红色文件夹”上。
扉页上是招生办公室主任的一封亲笔信，里面引用了我在申请论文中写到的内容。那句使命也醒目地印在了信中。当时我想：哇，这些家伙还真把这事儿当真了。
这时我仍旧半信半疑。不过，我决定先看看在斯坦福学生和校友的日常生活中这个使命究竟怎样体现的，然后再下结论。
商学院的生活多姿多彩。你可以结识到不同寻常的人物。你可以在世界各地进行海外学习旅行。你能学习到重要的东西。你还能在一周的当中飞去拉斯维加斯，不为别的，就是要好好放松一下。
商学院的生活又是极其严苛且繁忙的，有时候甚至会给人一种心力憔悴的感觉，但这也是为了让你在校期间学到尽可能多的东西。
在教室和寝室里，要遵守各项烦琐的规定。打出去的招聘问讯电话往往石沉大海。午餐时刻，当你急着要去参加下一个会议的时候，食堂里却偏偏排起了长龙。
当那些很棒的经历、快速的节奏，还有那么多的小挫折一起朝你扑面而来的时候，你就往往很难再有一个大局观了，直到某件非常简单的小事促使你退一步思考。
一天午餐时，西南航空的创始人、已经卸任的CEO赫伯•凯勒赫（Herb Kelleher）向我们讲述了为什么在大多数航空公司接二连三倒闭的时候，他的公司却能够取得这样大的成功。他指出：“我们的员工是我们成功的关键。”
在如今这个几乎所有公司都在鼓吹“以人为本”思想的时代，却很少有公司像西南航空那样取得成功，这实在是件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当然，成功的因素不在于你怎样去评价员工，而在于怎样调用他们。
这使我想起了我对斯坦福的使命宣言所持的保留态度。这回我决定弄个明白：在斯坦福，我们是只在嘴上说漂亮话呢，还是真的去做那些不平凡的事情？于是，我浏览日历，看了看我过去几周都干了些什么。
在前一阵子的星期五，为了获得和20个一年级女生在游艇上共度一日的资格，一年级和二年级的男生们情绪高涨地展开了竞标。这是当天“斯坦福商学院大派送”拍卖会中的最后一件拍品。拍卖师提醒我们，拍得的款项是“捐给孩子们的”。最后，拍卖价超过了6,000美元。
这场拍卖是标注在商学院日历上的一项年度活动，它的收入将捐给一些帮助残疾青少年的慈善机构。学生们捐献给拍卖会的物品，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创意上，都令人惊叹不已。
在拍品中，有一件兰斯•阿姆斯特朗（Lance Armstrong）签名的自行车运动衫，一件贝利签名的巴西足球队队服。一群来自拉丁美洲的学生将他们教授的Salsa舞（一种拉丁风情的舞蹈）课程作为拍品，而前美军特种部队队员们（既有陆战队员，也有海军）则提供了野外彩弹射击和手枪射击训练的机会。
我的一个朋友捐献的拍品是他在宴会上进行钢琴表演，而我则给予了竞标成功者周末去我们家位于南非的牧场骑马、野营的权力。
校外人士也有大笔的捐助，比如与嘉信理财创始人查尔斯•史华（Charles Schwab）打一轮高尔夫；与KKR的创始人或者富国（Wells Fargo）、卡夫（Kraft）和辉瑞（Pfizer）的三位CEO中的一人共进午餐；与德州太平洋集团（Texas Pacific Group）的创始人或者诺贝尔奖得主迈伦•斯克尔斯（Myron Scholes）同吃晚饭等等。
那次拍卖中的930件拍品共筹集到12.7万美元，是历史上的最高纪录。这对于一群在过去8个月中都没拿过薪水的学生来说，已经是不错的成绩了。
周一，在供同学们分享经历的每周“畅谈07”（Talk 07）活动中，一个女生告诉了我们她在肯尼亚发起一个微型借贷组织的故事。通过她的网站（www.kiva.org），第一世界的人们已经向当地的农民和企业家发放了几千美元的贷款，而对于这些当地人来说，哪怕是区区20美元也可以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改变。
周二，我参加了“新奥尔良学习服务之旅”的反馈会议。我的一些同班同学说，他们放弃了在墨西哥旅游胜地欢度春假的机会，以帮助卡特里娜飓风灾区进行灾后的重建工作。
周五是一年一度的斯坦福管理实习生基金（Stanford Management Internship Fund）狂欢节。在活动中，教授们大唱卡拉OK，dunk tank游戏（这是一种有趣的美国游戏，只要击中目标，就可以让一个学生掉进一桶冷水里）引来了阵阵笑声。除此之外，学生们还承诺，从他们即将开始的暑期工作所赚得的薪水中，拿出一部分捐献出来。
筹集的资金将被用于为暑期在非营利组织工作的同学们提供经济支持。
一天早晨，很多学生在由特奥运动员（有智力障碍的运动员）参加的校园田径运动会中担当了志愿者。
有的人负责把运动员从一个项目引导到下一个项目。有的人负责捡回球和标枪。我看到，一个对冲基金分析师与一名残疾运动员肩并肩地跑着，并且还鼓励她说：“往前跑，玛丽。你做的很棒！”虽然那名运动员在场上整整落后了50米，但是她笑得很开心。
一天下午，作为美国男孩女孩俱乐部（Boys and Girls Club of America）年度志愿者周的活动，我们一群人指导了几名学生，帮助他们完成了家庭作业。令我尴尬的是，我负责的学生班尼（Benny）反过来提醒我说，1不是质数！
晚下，在“畅谈07”单元，另外一名同学告诉我们，当她在加纳当志愿教师的时候，是如何筹款并监督建造了一座教学楼的。
回顾那两周来这些活动——以及在此之前的活动——我的心中充满了自豪感。
当新年伊始，春天的阳光又重回大地，暑期工作已经画上句点的时候，学生们完全可以趁此机会追求一些个人的享受。但是，很多人却花费了许多精力，去帮助那些生活较为困苦的人们。
我想到了玛丽、班尼、加纳的60名小学生，以及那些生活得到改善的人们。我甚至敢断言——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被改变了。我开始觉得，那句使命宣言决不是一句空话。
因为如果我们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改变组织？如果我们可以改变组织，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改变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