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三、四、性感移动……一、二、三、四、性感移动……”我一边听着自己下方10米处一位指导老师的“指令”，一边在智利巴塔哥尼亚(Patagonia)某冰川的垂直冰面上攀登。
从“一”到“四”都很容易做到，就是按顺序挪动那些把你挂在冰川上的冰镐和冰爪。“性感移动”就有点难以形容了，那要看你在重新定位冰镐和冰爪之后，如何移动自己的身体。就算你熟练掌握了这一动作，要把它描述出来仍然很难。实在是得身临其境才能充分领会。
对我来说，去斯坦福商学院(Stanford Business School)读MBA是一个无需多想的决定。无论我实际上对整个过程有多么不了解，我还是凭直觉感到，这是明智之举。
我当初进行申请的时候，一些做管理咨询的同事也在考虑读MBA。他们对这个机会进行评估的方法比我的方法更透彻。他们建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投资回报(ROI)模型，将许多变量进行量化，评估这个决定在财务方面是否合理。最后，他们得出结论说，这么做不值。
我记得自己用一句满不在乎的“管它怎么样呢”结束了我们的争论，而且确实也没再考虑过这个问题，直到今年春天休假，我和7个同班同学一起在智利度假，我才又想起这件事。在美丽的智利托雷德裴恩国家公园(Torres del Paine)附近登山，让我们有大量时间回顾和谈论自己在斯坦福的经历，而这段经历在今年6月结束了。尽管每个人在斯坦福的经历都各有特色，但要寻得一些贯穿在我们讨论中的共同点，倒也容易。
在斯坦福学习本身就是一种奇妙的生活经历。两年来，我们最大限度地利用每天的时间（结果就是睡眠非常之少），尽可能地攫取所能得到的东西。以我一周的安排为例，有常规的20小时课程、两个期末论文、与一个商业创意的潜在客户进行三个电话会议、两次宴会、一次生日狂欢、听微软(Microsoft)首席执行官史蒂夫•巴尔默(Steve Ballmer)进行一次午餐会讲话、在小山丘进行徒步旅行、清晨6点开会准备早8点的课上发言、与一名一年级学员共进早午餐以及报税之后，我差点儿没能准时到达机场（我从户外用品店直接去的机场，把我买的装备都塞进了背包，装备上还带着标签呢）。
就连飞往智利的旅程中都有更多事要做，因为我已经把飞行时间预留出来用于完成最后一篇论文。24小时之后，我像一只蜘蛛一样在一面冰墙上攀爬。而那一周实际上与平时任何一周都没什么区别。
早上远足时，有人指出，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现实的轨道。就在巴尔默发表演讲的同时，有一组学生还可以选择与谷歌(Google)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共进午餐。由于存在这类的“取舍”，我们在斯坦福的经历就变得有点像一个“加强版”的小孩子进了糖果店的故事。因为知道这等好事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所以，每天取得最大收获的心情就格外迫切。
我选择来斯坦福，最主要的原因是，我那些即将朝夕相处的同班同学有着吸引人的身份和特征。一走进班里，法国企业家、美国特种部队(US Special Forces)指挥官、火箭科学家、油轮船长、体育明星以及我撞见的每一个人，都让我充满了敬畏之情。
不久，这种敬畏被一种更强烈的感情所取代，那就是我们在相处中建立起的友谊和尊重——我们花好几个小时思索小组问题、全力以赴参加班级辩论、发掘商机、共同生活、到彼此的家庭和国家去做客、或者只是抓着咖啡赶去上课。
有些人误认为，商学院中的关系就是“人际网”。在斯坦福结识这些同学，个中意义远远胜过增添一些联系人。我发现我们的个人友谊颇有意味。有些友谊会随时间得到加强，有些却会减弱。
如果我们在远足时的讨论可以作为一种判断依据的话，大家读MBA最公认的一个收获，似乎就是认知的转变。我们在此得到的认知非常微妙，而且与我们以前学到的实践知识和技能明显不同，它让我们学会了解当前机遇的大小和范围，让我们发现自我的权利和义务。它要我们把精力集中思考我们想要成为什么人，让我们了解我们怎么才能达到这个目标。最重要的是，它让我们认清了我们所具有的东西。
也许这种认知很天真。也许它根本就是夸大其词。但它似乎始终存在着。有些人离开这里后永远不会将它付诸实践。另一些人会付诸实践，然后粉身碎骨。还有一些人会付诸实践，然后成为他们一直想要成为的人。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在远足中讨论的内容很少集中在过去两年学到的实际知识和技能上。也许，我们对课程这个方面的讨论如此之少，是因为这本来就是每个人来上学的期望——这是我们原来希望自己会得到的东西。既然我们已经得到了，那么，谈论一切额外得到的东西当然更令人兴奋。
跟大家共同学习了两年的金融和建模课程，我还是不能用资产回报表对进入斯坦福学习的这个机会进行评估。我如何才能把一段难忘的经历加入表格呢？我要把哪一格与意味深长的友谊联系起来呢？我要给认知的转变赋什么值呢？
就连对我的MBA学习进行定性评估都是那么难以言喻——就有点像描述在巴塔哥尼亚冰川攀登的“性感移动”：实在要身临其境，才能充分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