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明斯电力东亚区总经理、斯坦福Sloan管理硕士杨青认为,斯坦福鼓励的是一种以创新为主导的,非政治化的成功方式。“在人群聚集的地方,不可避免会有一些降低效率的事情存在。坚持原则,从长远来看,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领袖。”
然而,水平参差不齐的海外商学院教育难以“批量生产”大量优秀的国际化管理人才。林欣禾认为,顶尖商学院的目标是为了培养领导人,老师不会教得很细;但其他普通的学校也模仿这样做,如果学生素质没那么高,“东施效颦”的结果就是学生不仅只能对商业理念一知半解,对具体的商业技能也掌握不好。
而张锐也坦陈,国际名校也有它的弱点。比如斯坦福的某些精神有些过于理想化。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有很多灰色的东西,总会让“海龟”觉得某种程度上不适应。
而陈一舟与林欣禾的共识是,MBA们都是有相当的工作经验,个性已经成熟的成年人,要通过两年让他们有一个脱胎换骨是不现实的。陈认为,对MBA不能有过高的期待,它不能改变一切。斯坦福传授的是成功的方法,而不是提供成功所需要的所有工具。
“据我所知,也有不少海外名校毕业的MBA创业失败,还在默默努力的情况。中国近年来的发展非常迅速,海龟水土不服的问题时有发生。”一位毕业于海外知名商学院的人士说。
而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现供职于美国标准普尔的刘翔则认为所谓的“水土不服”是伪问题。“你准备了创业,就要估计困难所在,说什么水土不服只是借口而已。华尔街的投行,只要有钱,到北极看勘探的情况,到南美看网络铺设,到非洲看最新的矿藏,这是最基本的工作,你说要面临的环境,就看你有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另外,林欣禾认为,如果学校名气越好,则该校的校友毕业后的情况普遍都比较好,大家可以相互帮忙;如果学校名气不好,学生毕业后的景况也不会太好,“你的校友也在挣扎,你希望他能帮你,他反而希望你能帮他”。
张锐也认为,斯坦福塑造了他一些人生和事业的基本原则。虽然在工作中这些并不是最有效率的做法,甚至会失去一些机会,但是作为个人,他会相信自己的每一个进步都有坚实的基础。
洋为中用
自19世纪清朝的“洋务运动”中曾国藩、李鸿章主持的选派幼童到美国求学起,100多年来海外留学就成为了成才的一种途径。也是自清朝起,国内成立了诸如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等现代意义的大学,国内的大学承担起培养人才更多的任务。
在100多年后,即21世纪的今天,当商业成为了经济社会的主流,也越来越多的精英分子投身到商业中去,商学院的教育作为“商业人才的孵化器”,受到普遍的关注、重视和比较。
通用汽车(中国)副总裁、斯坦福Sloan管理硕士陈实认为,中美商业文化确有许多不同之处,但是,去商学院深造的学生早已在本国积累了相当的工作经验和社会阅历,对中国的文化有相当的了解;而国外的两年集中的文化交流对个人思维方式的全面成熟很有好处。就他个人而言,正是他对中西方商业文化和规则的全面了解使他在大型跨国企业如鱼得水。
有丰富的国际谈判经验的杨青,对中美文化有独到的见解,他说:“其实中国目前的文化与美国特别相近。近几十年来,中国追求物质、经济发展,公司和个人都以追求利益为目的。美国也一样。不同于有些其他的文化以追求精神轻松快乐为目标。在目的一致的情况下,很多事情就很好沟通。如果双方都把对方文化用一种既定的框架来看,反而会加深误会,如果就事论事,反而很好谈。”
贾宁总结国际顶级商学院的优势主要在于:1.直接接触世界级成功人士的机会;2.全球化的就业机会;3.能够与许多本研究领域里最好的教授交流;4.同学的国际化、多样化程度高;5.学校的资源丰富,与行业的关系紧密;6.校友分布广泛,有许多杰出人士,能量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