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商学院的排名 由各种杂志报纸发表的排名榜对商学院名声影响最大。有些人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了商学院的排名之上。最著名的商学院排名榜是由《商业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编辑的。英国的《金融时代》现在提供了惟一的真正全球的排名。 也有一些知名媒体，不时地参与到MBA排名中来，如著名的《华尔街日报》。该报2001年4月30日在一份调查了1，600多家公司后所发表的调查评比报告中，将加拿大毅伟商学院评为全世界除美国本土外排名第一的商学院。 评比的意义何在？一次，在一个国际管理学术会议上，一个印度商学院的院长与哈佛商学院的院长似乎漫不经心地谈论着一期《商业周刊》有关MBA课程的排名：“为什么这次评估你排在第五？”印度商学院院长问道。哈佛商学院院长反问：“那么你怎么理解这次斯坦福排在第八？”其实，这些国际著名商学院并不在乎具体的名次，但它们却非常在乎他们要进入前10名，或15名，因为不少指标是在不断变化的，而在这样的排名中保持在某个层段中的位置，就已经能够代表学校品牌的含金量了。 在一个新排名快发布时，顶尖商学院的院长们都担心自己的学院落后几位。一旦结果出来，经常会有不同的情形。那些结果不错的学院往往醉心于谈论排名，用以后的两年时间吹嘘它们在这个或那个重要领域打败了自己的对手，比如它们的毕业生起薪多少，或是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的数量。竞争优势的那些微亮光环都被抓住，并被用来支撑学院的形象。 当然，被排名迷倒的现象并非商学院所独有。多年来，美国的法学院是非官方机构排名的对象。事实上，美国顶尖的法学院和领先的商学院有很多共同之处。它们都提供通向巨大财富和权力的通道。选择恰当的学院至关重要。 这里的问题是，商学院的排名榜或等级，不存在任何官方的认可。特定的高度市场竞争的实质，美国人对谁是“第一”的迷恋，不可避免地促成了某个杂志报纸准备去填补的真空。今天，确实有很多这样的真空。 比较著名的排行榜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年度排名。但是，最有影响的无疑是《商业周刊》杂志排列出的美国30所顶尖学院。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媒体为基础的排名榜所具有的影响力。不过有人认为杂志报纸在这方面是品质的仲裁者的观念，有点荒唐可笑。然而，《商业周刊》发布排行榜，却是使美国领先商学院的院长们睡不着觉的一个原因。 《商业周刊》排名的位置每两年更新一次，其基础是学生们的反映和公司招募人员的调查问卷。“让顾客说话。这是《商业周刊》背后的哲学。"1998年排名结果附带的社论评论说。对一份杂志来说，这是一项巨大的任务。 美国《商业周刊》截止到目前最新的一次商学院排名，是2000年12月的那次排名，其中包括了美国和世界顶尖的商学院。《商业周刊》的排名有一定的代表性，我们不妨来看看它的标准。 独创的问卷调查正在不断完善，2000年还增加了衡量学识的指标。 在2000年的评比中，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又一次在《商业周刊》的最佳商学院排行榜中名列第一。对于沃顿商学院而言，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它从1994年起就开始占据榜首位置。沃顿商学院这次夺冠实在不是什么新鲜事。学生们对该院“我能做到”的文化津津乐道。在每个用人单位列出的意向表上，该院都名列前茅。人们认为，沃顿富有独创性的课程设置能不断培养出具有高超技能的毕业生，这些学生在全球任何地方的重要岗位上都会有杰出表现。此外，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研究生院正紧随其后，该院在1988年到1992年期间一直排名第一，而且2000年又大大缩小了与沃顿商学院的差距，这归功于该院学生的高度评价。凯洛格的毕业生们非常赞赏那种同志般的友谊以及家庭般的教学气氛，那种环境有利于学生们共同学习和成长。戴维·皮科克最近刚从该院毕业，目前在位于澳大利亚悉尼市的Bain公司工作。他认为：“凯洛格的教学方法体现了一种文化，它以学生的要求和需要为基础，不断赋予这种文化新的涵义。” 沃顿和凯洛格之间的竞赛难分高低，而麻省理工学院的斯隆管理学院在2000年取得的巨大进步几乎具有同样的戏剧效果。斯隆管理学院从1998年的第15名升至第4名，这是令人震惊的飞跃，该院成为30所最佳商学院排行榜中进步最大的商学院。学生们认为，斯隆管理学院的环境富于企业家精神，班级规模较小，每年级大约只有350名学生，在那里受教育收获特别大。同志般的友谊以及同商界的联系，对提升哈佛商学院的位次也起了很大作用，使该院从两年前的第5名升至现在的第3名。处在第5位的是杜克大学富卡商学院。自1994年以来，该院的名次一直在稳定地攀升。杜克大学经过努力提高了女性和少数民族学生的入学率，这一点得到了学生们的赞誉。2000年，女生入学人数占到了杜克大学新生总数的41%，比其他任何一所商学院都高，而其20%的少数民族学生入学比例也接近第一。2000年还有其他一些进步飞速的学校：弗吉尼亚大学达登商学院管理研究生院跻身于前10名，从1998年的第11名提高到今年的第9名。该院新任院长爱德华·史尼德尔在学生中非常有影响力。 但是也有一些学校在2000年的排名中位次大幅下跌。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生院从上次的第3名降至第10名，学生们抱怨该校缺乏足够的设施。另外两所学校，斯坦福大学商业研究生院和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该院于1900年率先开创了MBA学位)都跌至前10名以外。斯坦福大学从1996年的第7名滑落到1998年的第9名，今年又继续下降到第11名，主要原因是该校学生一直对其教学和管理评价很低。达特茅斯大学从第10名剧降至第16名，是因为用人单位和该校学生均对其职业介绍办公室深感失望。 自1998年推出具有独创性的商学院排行榜以来，《商业周刊》一直在改进和完善评价方法。2000年，他们将排名的院校从25所扩大至30所。这样做，是因为现在入学人数一直在不断增长，而且社会对工商管理硕士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但是扩大名单绝不是对这一排名所做的惟一改进。《商业周刊》甚至进而推出了欧洲和加拿大商学院的排名。他们还制定了一个评价商学院师资队伍理论成果的作用和质量的有效标准，并把这部分评分内容称之为知识资本。在这一项上，杜克大学得分最高，麻省理工学院紧随其后位居第二。康奈尔大学约翰逊管理学研究生院和斯坦福大学商学院也由于知识资本评价得分较高而提升了他们在整体排行榜中的位次。然而也有一些商学院，如密西根大学商学院、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和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因为此项得分较低影响了最终名次。 2000年评价方法的改进，是对评优模式的重要完善。《商业周刊》并不是依赖于研究生管理入学考试成绩或对学校名气的武断估计来进行排名的。相反地，它们与MBA课程的顾客——毕业生和用人单位——直接接触。它们向82所商学院的16，843名2000届MBA毕业生发放了内容详细的调查问卷，其中有15所商学院在美国以外。这是迄今为止《商业周刊》调查的商学院和毕业生最多的一次。 《商业周刊》收回调查问卷并对数据进行处理后，得出了大量结论。其中最主要的和最明显的结论是：在技术日新月异的商业界，那些排名靠前的都是能够适应变化的商学院。学生和用人单位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要求商学院能够立于席卷全球的技术浪潮的潮头。如今，学生们可能通过网上学习获得MBA学位，可以去海外的知名学府，或者根本不需上商学院就能得到高薪的工作，因此各商学院争夺学生的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激烈。另一方面，自14年前《商业周刊》开始对MBA项目进行排名以来，该杂志一直致力于使这个排名榜尽善尽美。几年来，它们增加了发放的调查问卷数量，同时也增加了接受调查的商学院和公司的数量。它们认识到，随着世界的发展，也要革新自己的评分体系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基于这种考虑，2000年该杂志在几个主要方面发展了其排名体系，相信这样一来，2000年调查的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以往两年一次的6次调查。例如，他们引入了一个衡量商学院在思想领域的影响力和声望的指标——“知识资本”。这一新的指标在总的评分中约占10%的权数，学生的评价和用人单位的评价在余下的90%权数中各占一半。 教师也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学生一直要求商学院要拥有最好的教师、用更为吸引人的方式教授实用的课程，尽管他们并不总能达到目的。许多商学院承认，要在这方面获得高分，他们需要做得更好。一些商学院，如杜克大学商学院，已经开始实施培训计划来帮助教授们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这些教授们通常更适合作为思想家而不是当老师。院长雷克斯·亚当斯说：“如果我们教得不好，我们就吃不上饭。” 公司对聪明的MBA毕业生的渴求，意味着他们的起薪会很高：30所最佳商学院的MBA毕业生的薪水，2000年的中位数已提高到12693万美元，比1998年的11142万美元增长了14%。有28所商学院的MBA毕业生，每年补偿金的平均数超过10万美元，而1998年只有18所学院，1996年只有5所。 调查中发现，沃顿的职业介绍办公室非常出色，学生们对其给予很高评价，他们每人平均能得到36个可供选择的工作机会，这是它们调查的工作机会最多的学校之一。毕业生们惊奇地发现，“沃顿”这个名字就是敲门砖。 学生们同样受益于沃顿一流的师资队伍，例如金融学教授杰里米·西格尔，他针对金融市场发表的定期总结性报道无人能比，还有房地产和经济学教授罗伯特·英曼。 在所有受《商业周刊》调查的商学院中，凯洛格的学生是最快乐的。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的学生对学校鼓励团队工作和广泛的校园招聘也给予高度评价。学生们说，他们非常欢迎在公开论坛中与商学院管理层会面，以共同对商学院第一年的课程安排进行重新设计。即便周末外出到波士顿附近的比肯希尔喝点啤酒通常也会变成关于第二天课程的小组讨论。斯隆毕业生伊莉莎白·林说：“我真的非常了解我的同班同学。我们所有人一起工作，而且不仅仅是在课堂上。” 人们认为像斯隆商学院那样有大量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是件好事，从斯隆商学院毕业后，30岁的斯科特·鲍尔在位于达拉斯的从事软件咨询的技术公司工作。他说：“我从我的同班同学那里得到的国际经验现在可以帮我应付多种商业环境。”这位前美国陆军军官还去了一趟韩国做推销公司的服务。他从在斯隆学院的亚洲同学那里知道在美国非常奏效的、典型的硬性推销方法在亚洲行不通。他说：“因为我曾经接触过许多种不同的文化，我知道与这种文化打交道时该怎么做。” 排在斯隆商学院之前，位列第3名的哈佛商学院得益于其92年的悠久历史和显赫声望。从哈佛毕业的商界领导人比从其他大多数商学院毕业的都多，学生们对此感到骄傲。他们喜欢该校近4万人的校友网络，这对他们而言是一个有力的工具。毕业生们还对教学质量和选修课的范围非常满意，尽管他们抱怨教授们经常无法提供课外的咨询指导。同时，在对公司的调查中，该院的排名也提升了3位。从毕业生具备的出色市场营销技能到一流的金融才能，几乎每一项指标哈佛都能排在前5名。 在《商业周刊》的排行榜上还有其他一些学校取得了巨大进步。弗吉尼亚大学达登商学院重整旗鼓，夺得了毕业生满意度调查的第2名，而1998年其满意度排名曾落到令人沮丧的第15名。这样，该院在总体排名的位次向前推进了两位，居第9名。如果不是在知识资本评价方面稍有不足的话，该院还能再靠前一名。学生对其教学的评价仍然是第1名。2000届毕业生里德·汤森谈到曾经有一位教授在一次难度大的宏观经济考试前的星期天来给他做私人课程辅导，他说：“即使是我不认识的教授都知道我的名字。”众所周知商学院的功课负担是十分沉重的，而这个学院的功课负担稍微轻一些，毕业生对此表示赞赏。 《商业周刊》排行榜中的一些商学院还需要自身更加努力。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就确实需要加把劲，自1998年取得可喜进步以后，其学生评价得分大大下降。毕业生们认为该院所做的提高生活质量的努力还不够——他们对商学院教员能提供的帮助方面的评分在所有30所最佳商学院中最低。在MBA毕业生满意度方面，该院排在第24位，是前10名商学院中学生评价部分得分最低的。商学院院长罗伯特·哈马达称该院正在尽一切努力满足学生，但是设施缺乏是公认的事实，在培养团队精神方面所做的努力也不够。哈马达说：“我们的学生认为这两项都需要进行改进，他们也有权这样要求。但是这需要时间。” 斯坦福大学是2000年中又一所退步的学校。其商学院的学生对教学和课程的评价最低。如果不是因为知识资本评价得分很高的话，斯坦福的名次会下落得更厉害。知识资本得分高是由于斯坦福拥有杰弗里·普费弗教授和豪·李教授，他们分别在组织行为学和供应链管理方面有所建树。实际上，院长罗伯特·乔斯认为斯坦福大学学术研究的传统是该院的支柱，他说：“从长远看，这能使我们强大。但是学生很难认识到这一点。” 也许是这样。但是该院在学术上的杰出表现并不足以打动用人单位。他们对该院职业介绍办公室的评价是所有学校中最差的，认为它与外界的沟通效率低下。很多求贤若渴的公司都不再参加斯坦福的校园面试，包括英特尔公司和戴尔计算机公司。 另一方面，斯坦福商学院的毕业生对自己的工作报酬并无抱怨。为什么要抱怨呢？他们起薪的中位数为165万美元，包括工资、奖金和其他补偿。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指责该院教师和管理层缺乏对学生需求的关注，而且他们认为教师为搞研究而牺牲了教学工作。因此，斯坦福在学生评价部分的排名下降了7位，从1998年的第8名降到2000年第15名。这说明要满足这些商学院毕业生的要求，仅仅帮他们赚到大把钞票是远远不够的。 美国《商业周刊》在2000年的排行榜中首次对商学院的学术成就及其对工商界理念的影响力作出评判，是评价优秀商学院的一个标准。 10多年来，《商业周刊》一直按照单一标准为众多院校的MBA项目排座次，这个标准是：客户满意度。那些被学生和用人单位给了最高分的学校最终名列前茅。这种排名方法效果一直不错，它能反映出哪所学校的课程设计最具实力，培养出的学生最出色、最受企业的青睐。 现在，为了使调查更全面，《商业周刊》增加了一个新的考核因素，叫作“知识资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单凭MBA毕业生第一笔薪金的多少或者他们的才智还不能充分说明问题。所谓“知识资本”在这里是指各顶尖商学院的学术水平以及它们对整个工商界理念的影响力。这个因素很难量化，但是该杂志认为已经找到了评估办法。在2000年中，知识资本的分值将占到院校总排名得分的10%。 那么又是如何评估知识资本的呢？首先，该刊请几所商学院的院长和学术项目主任评选最有影响力的几份专业学术刊物。结果挑选出12种，其中包括《金融杂志》、《美国经济评论》、《营销研究杂志》、《经营研究》和《战略管理杂志》等。 接下来，他们研究了每份刊物过去5年的内容，目的是发现哪些人是5年来最重要的思想家，以及他们在哪些商学院任教。根据他们所撰写的每篇文章的长度来分别打分。在此期间，在一所以上的商学院任教的教授的得分被加在他们目前执教的院校。此外还搜集了同期《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上刊登的书评，以发现哪些人的著作受到了最广泛的关注。列在《商业周刊》评选出的最畅销书名单里的著作得到了加分。最后，根据院校的规模，我们把每所院校的各项得分相加，再除以全职教员的人数。 这场思想大竞赛的获胜者是杜克大学，该校因拥有几位在各自研究领域享有前卫地位的教授而名列榜首。例如，保罗·齐普金在他研究的供应链管理和库存策略理论方面发表了大量的专著。他已执教23年，过去5年一直任教于杜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的委米特里斯·贝尔茨马斯和莱斯特·瑟罗两位教授发表的著作名列该校榜首，使该校在这场大竞赛中排行第二。瑟罗的畅销书《资本主义的未来：今天的经济强国如何塑造明天的世界》集中阐述了他的理论，即全球经济是美国贫富差别越来越大的根源。 把这个新的指标加入排名评分后，得到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结论。一些院校，如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等因其知识资本得分而在整个排名中向前跃进了一到两级，而另一些院校，包括密西根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的名次则略有下降。继杜克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之后，知识资本得分最高的是斯坦福大学和康奈尔大学。单就各院校的得分数而言，如果不考虑其教师队伍的规模，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哈佛商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和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在排行榜中名列前茅，沃顿商学院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思想争鸣已在所有大学商学院蓬勃兴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调查中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对于一名MBA学生来说，有比高薪工作更重要的东西。这些优秀的商学院还让它们的学生接触最好的管理理念，当这些学生获得MBA学位后，这些理念很可能为工商界带来久远的影响。 美国给商学院排名这种做法现在扩展到了欧洲。有些人相信，美国式的排名也许在美国有点意义，那里教管理已有100年，二战以后各个公司就一直从商学院招募人员。美国的MBA项目大多相似。然而，欧洲的情况不是这样。很多欧洲人被整个大西洋地区美国式的调查的前景吓住了。他们听说美国的MBA院长们经常只想到排名在6个月里跃居榜首。 “美国的问题在于人们喜欢排名榜，而不是靠学生们来做。"一位欧洲的商学院安置办公室人员说道。“院长们不该向杂志报告，而该向自己的项目报告。"一所欧洲重要学院的前任安置和招生人员接着说。“整个事情都失去了控制。" 早期排列欧洲商学院的努力都没有产生相当于最著名的美国观点的信誉。有几次排名被商学院破坏了，或被威胁采取法律行动或被拒绝参与破坏了。《金融时报》于1999年1月首次发布了新的全球排名，正在改变绅士们的游戏。 权威的英国《金融时报》的排名，使得以前十几年仅仅靠美国权威杂志来给MBA的排名开始改变，而且大家开始有了一些不尽相同的角度。《金融时报》在2002年确定顶尖学校的三个测试是职业发展、多元化经历和研究能力，这是评判商学院优劣的三项重要标准。 《金融时报》对全球顶尖的商学院全职MBA课程进行排名，2002年已经是第四年了。这种排名是对MBA以及培养他们的商学院的价值和综合评估。其所选择的标准使得各个商学院具有全球范围的可比性。院校的排列名次，还是根据它在三大方面的表现来确定的：MBA毕业生的职业发展——尤其是在市场上的购买力，多元化经历，以及学校的研究能力。 共有149所院校经挑选参加MBA2002排名。排名是根据两张调查问卷回答整理汇编后再进行独立评估而确定下来的。一张问卷发给商学院，另一张发给3年前毕业的班级。 通过对1998年毕业生的调查，《金融时报》跟踪了解MBA学生的发展进程，从就读MBA课程之前，到毕业时刻，再到工作单位。问卷分发给98届所有MBA，他们或将答卷邮寄回来，或通过互联网完成。 排名榜以不同的形式和规模被推出。但所有排名有一样东西是共同的：它们都只是评判一所商学院的方式。你应当根据学院所说的、学生们和校友们告诉你的、商界的看法和你自己的感受来权衡排名的情况。 排名问题的另一面是，它们到底依据的是哪些数字？这取决于你用什么尺度来看。但是，至少在一个判断的方面，即工作安置和起薪的数目，答案不那么让人放心。通过极为复杂的统计方法得到的数字，来自最可靠的来源——商学院本身。但没有人查对数字。有些人可能对此没有疑问，包括很多编制排名的人，而有些人则有疑问。这导致了创建一个组织专门确保这项了不起的工作中的数字精确。 MBA职业服务顾问委员会(CSC)的创立是为了使每个人保持正直和严密。它主要得到了美国各商学院的资助，现在致力于评估和提炼一系列标准这一有价值的任务，作为它的成员的那些学院可以利用这些标准去报告薪水和为毕业生提供工作。这是比学业更重要的利益。不过，在国际上，也包括在中国，有不少人对MBA学校的排名持有不同的看法。 “在从事MBA市场研究过程中，我感到学生和毕业生高度评价他们所在学校的利益所在，因为学校越好，就意味着更好的工作在等待他们。而在我的工作中，很多人都认为MBA高校排名这种东西是一种信息的误导。”在2001年世界MBA巡展中，主办方TopCareer公司总裁Nunzio这样说。 西班牙IESE学院的MBA指导教师EduardoAbascal认为，MBA院校排名使很多学生忘记了去思考哪所学校更适合他们个人的需要，只不过鼓励他们一窝蜂地奔向排名最靠前的学校。 他还认为，授课方式、课程长度、语言需求以及学校历史方面的变化都使得MBA课程，哪怕只是全脱产MBA课程，都不具备可比性。 在欧洲一些国家，仅仅是地点的不同，就使得MBA课程在学时、案例授课等方面与美国的院校有极大的不同。法国HEC管理学校的校长BernardRamanatsoa就认为他们的学校是最好的学校之一，但由于它的法语文化背景使它的排名永远不可能在最前面。 那么，想攻读MBA的人员应该怎样对待《商业周刊》、《金融时报》或者是《MBA就业指南》的排名呢？ Nunzio说：“首先，不要依靠最后的排名去决定选择学校的顺序。看看那些排名靠后的学校，然后再决定这个排名的标准是否适合你。” 《商业周刊》在它的研究中，比较注重MBA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并且将学生对自己学校的评价作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而《金融时报》的调查中不包含对招聘单位的考查，却把学生毕业3年后的年薪作为很重要的评价标准，同时以学校培养的博士生数量进行排名。 评价方法的不同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在《商业周刊》和《金融时报》所排名的前11至25个学校中，只有UCLA，卡耐基梅隆和北加利福尼亚是重叠的。 《MBA就业指南》的调查方法，是在大型跨国公司中调查他们最喜欢哪所学校，最后做出哪些学校是最受欢迎的结果的。 “我们所采取的方法是简单而透明的。大多数MBA学生选择进行再学习，或者是想借此改变自己的事业，或者是想推动自己进一步前进，无论是哪一种，这个事业的结果才是最有力的证明。”Nunzio说，“而且，我们并不试图去对学校进行排名，而是按字母顺序列出在美洲、欧洲和亚洲最好的前10个学校，再列出以后的25个，全部是按字母顺序。” 《MBA就业指南》还将每个商学院的优势加以阐述。“因为很多商学院的历史非常悠久，教学经验也很丰富，我们很难用一个简单的排名来说明哪一所好一些。但是，它们都各有各的长处，比如你想学IT经济，那么麻省理工商学院经验更多一些，如果你想学金融，我们会推荐伦敦商学院的MBA。” Nunzio还说，他们发现，许多中国学生更倾向到美国商学院去学习，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学生对欧洲学校不够了解。事实上，欧洲商学院虽然历史只有三四十年，但它们的发展更全面，而且都具有很高的国际化水平，并且由于录取标准严格，教学质量都很高，这很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因此，很多跨国公司都愿意到欧洲商学院去寻找人才。现在，很多美国学校也在同欧洲学校合作教授MBA课程。 “无论如何，我们非常愿意把更多好的课程介绍给中国学生，但关键是，你要找到你自己真正需要的。” 不过，我也注意到中国本土的商学院也开始跻身世界百强。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表明中国的商学院也开始向国际接轨，朝国际一流的商学院迈进。 据英国《金融时报》2002年公布的全球工商管理硕士(MBA)全日制课程的最新排名，位于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首次进入百强，名列全球第92名，在四个入选的亚洲商学院中名列第三。这是中国内地商学院首次进入世界百强，成立只有7年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也成为有史以来进入这个国际权威排名的历史最短的商学院。 此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EMBA项目还获得了《金融时报》全球第29名、亚洲第2名的成绩。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也发布文件，正式认可中欧颁发的MBA学位。这是国家有关部门首次正式认可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颁发的硕士学位。 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张国华副院长说：“这些评比其实是有实际意义的。你当然可以不承认它，但是你将永远被这个体系排斥在外。”张国华说，“我们最初认为，我们有实力参加这样的评比。即使排名靠后也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你就可以按照国际标准来要求自己。” 目前国际上最权威的MBA评测主要都由媒体进行的，张国华说：“我的了解是，最权威的就是《商业周刊》和《金融时报》。” 据说英国《金融时报》甚至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部门长期负责这项评比工作，以保证评比的专业性和公正性。评测往往是建立在大量的调查、研究、访问的结果之上的。“你可以在报纸上查到你每项指标的得分，你可以提出你不同意这项分数，但几乎没有学校提出异议。”张国华认为，“这些评比之所以为所有的商学院接纳，关键是它们做到了公平、公正、公开。这种原则也决定评比都是由中立机构来办，因为没有学校能够左右《商业周刊》和《金融时报》的取向。” 《金融时报》对今年全球商学院MBA课程的评比制定了21条评测标准，不过在一般国际认可的同类评比中也可以找到许多共性：首先是要求学校提供一个充分真实的数据，学校要填写很详细的表格；另外要求学院提供某一届学生的名单及电子邮件地址，供评测机构逐个访问；评测机构往往还要求访问毕业学生就业的单位，要得到这些就业单位对学生的评估；著名的商学院的院长和著名跨国企业的态度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评比结果；还有的是有一些加权，比如地区性的工资差异的系数。 评比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促使一个商学院用国际公认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过程。 国内目前还没有比较权威的商学院评比。张国华认为：“如果我们的国家存在这样的系统的话，就不会存在还要教育部分配MBA名额这样的情况了。因为人们都可以自己选择去好的学校读书。这对促进国内商学院教育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金融时报》全球MBA年度排名的主要依据是毕业生的收入水平、收入增长率、职业前景、目标达成、教授的国际化、以及学院的研究业绩等21项指标，通过对全球商学院、著名跨国公司、MBA校友和《金融时报》专家团的问卷调查综合评估在业界有相当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位居前3名。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是另三家进入百强的亚洲商学院。 如果认为排名榜可以影响你的潜在雇主的看法，那么就值得看一看排名榜。但是，如果你要把自己的决定放在它们的基础之上，那就得仔细阅读，用其他标准权衡它们，以得到一幅全面、公平的图景。 更重要的是鉴定的问题。被认可的课程是那些经过独立认可机构批准的课程。应该认真地看看这些东西。顶尖学院都经过美国商学院联合会(AACSB)、英国MBA协会(AMBA)这样的机构或欧洲质量提高系统(EQUIS)这样的新的欧洲标准的认可。这将是你的质量的保证。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有了全国评估机构。 我2002年2月在从加拿大回北京的途中，顺手拿起一份加拿大《金融邮报》，其中一篇文章提到了商学院评估也日趋国际化。实际上，国际上的许多商学院都越来越重视这些权威中介机构的评估，而这也可以成为学生挑选商学院的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即所选的商学院有没有得到这些权威中介机构的评估认可。而这些中介认可机构，不仅评估认可本国的商学院，也越来越多地评估和认可其他国家的商学院，AACSB在美国之外，拥有179个商学院会员，我知道许多加拿大的商学院也是其中的会员。而且，申请成为其认可会员的商学院越来越多。“商务教育已经成为全球化，商学院都希望得到更多国际上的知名度。”AACSB评估委员会服务主任MiltonBlood如是说。RobertOwen，AMBA协会评估协调主任说：“商学院的评估是告诉消费者通过评估的MBA项目达到了一定指标和标准。”因此，我认为，商学院如果通过这些评估，必将成为学员选择商学院的一个重要参考。中国的商学院，应当尽快加入到这种国际认证和评估中去，和国际接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