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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星”同学

我们班上有一男一女两位非裔美国学生，女的就是跟我处得比较好的MT，男生就是Al。这家伙是个大块头儿，身高我觉得都有一米九以上了，肚皮大大的，笑起来嘿嘿嘿嘿，一口白牙，对了，除了没有那一对小喇叭式的耳朵外，跟怪物史瑞克倒是有八九分相象。他是我最喜欢的同学之一。

他一开始就让大家笑。因为他的first name跟好莱坞一个大明星的名字一模一样，就是演过教父的，在《老友记》里的Joey只演到人家的屁股还乐颠颠儿的那位。至于他的last name 呢，我是不太了解（顺便惭愧一下，到学业结束我也没记住几个同学的last name,难度实在太大）。但对好多人好像有点如雷贯耳的意思，后来我才知道，原来他的生父是当地一位非常著名的橄榄球员，美国人大概有一大半都喜欢橄榄球，所以这就不奇怪了。有一次班上请一位某大公司的资深律师来作报告，逢此类情况每个同学都要简短地介绍一下自己，我记得Al报出自己的名字后站在讲台上的那位先生立刻肃然起敬，问他是senior 还是junior，呵呵，他当然不可能是senior啦。

Al在学业之前也是给中小学作football教练。我最初对他有了印象并喜欢他就是学业刚开始，忘了是在什么课上教授问大家为什么要上MBA，以后有什么打算之类的，每个人都说了这样那样的理由和打算，轮到他，他很直接地慢吞吞地说还不知道是为什么，想干什么，就是想上上看吧（大意）。大家当时都笑了，我也笑了，就从那时候就觉得他可爱了。他说话的语速永远是慢吞吞地。刚开始的那些课比如会计啦统计啦之类，大家的背景毕竟不一，听不太明白也是正常的，坐在后排的Al总是慢吞吞地发问，他提出的问题很多时候正是我也不明白的，但我却没有勇气时时提问，却趁着教授回答他而听明白了不少。所以有一次苏私下里笑对我说Al好像有点笨笨的（其实开始好多人都对他有这样的印象），我在心里却觉得他的实事求是，是个难得的少有虚荣心的年轻人，何况我还间接地在课堂上沾了他的光。

从另外的一个例子上，我又觉得他还是个比较有思想的年轻人。在Dr.T开的第一学期的课结束上我们每个人被要求作一个设计，内容不限。他的内容是录了一段VCR，主角是城市街头的一个流浪汉，他很自然地跟那个人攀谈，真实地记录了那个人说的话和一些行为，我觉得很有意思，当时下课以后还专门跟他聊了一会，问他是怎么拍的，想说些什么之类的。时间过去很长具体的内容也记不清了，但这种内容本身的确是我感兴趣的。

他的可爱之处不仅于此。有一次我们组在lounge里开会，当时那个房间里的椅子被搬到别个去了，只有一只沙发还可以用，我想把它挪到桌子前面却挪不动。Al看到了，自告奋勇要帮我，我说能行吗，那个沙发重得要命呢。Al听了径直走过去，像个鲁智深似的双手把沙发举过头顶放到我需要的位子上，真是把我乐坏了。本来大家都挺开心的，结果苏正好也在旁边，她大概想凑趣开开玩笑，就对Al说，H说她很喜欢你呢（这话我确实对苏说过，但不是男女之间的那一种啦，苏是知道的）。Al一听很高兴，说哦？为什么呢？苏接下来说的算是彻底给搞砸了：“H说你的大肚皮好可爱！。。。”得！我脑袋上当时就有三条黑线出来。。。Al明显有些扫兴地“哦”了一声就转向出去了！而且过后有好一阵都不怎么搭理我了，唉，我又不能埋怨苏，真是的，一定是那么一说伤了可爱的Al的自尊了吧！

不过后来他好像又把这件事忘了。随着学习的深入，我感觉他在他的小组中占据的分量也一直在增加，他的那种泰然自若的风格好像很能平衡小组里的冲突似的。最后一学期的时候，如果没有小组会，我中午还是常常回公寓吃午饭和休息，下午上课总是踩着点进教室的。教室一般是五张大桌子，大家或依小组，或自愿坐成一圈子，而中间正对着讲台的那一张永远是空着的，好像没人喜欢坐在那里。我总是一进去就坐在那张空桌子上，因为别的桌子基本上都坐满了，即使未满，我也不想刻意硬挤过去。这时候，Al总会从旁边的桌子转移过来，大概是觉得我一个人坐在那里太难看了吧，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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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K吧。她是我们班年纪最大的同学，没好意思问过人家到底多少岁，但她最初跟Ter走得很近，后来听Ter说她的年龄介于50－55岁之间。她是从一家大型连锁超市退休之后来读MBA的，退休前是本地分店的inventory manager。

K的性格很开朗，笑点好像特别低，不管是课上还是课下，她特别容易被教授或者其他同学说的一句什么话逗得哈哈大笑，笑声有些沙哑，肆无忌惮，但是也很纯真，所以我本来不觉得有什么好笑的时候，也会被她的笑逗笑。我们的主管Mr.B也开玩笑说，他和别的教授跟K是一代人，因此他们在课堂上说的笑话只有K一个人能听懂，呵呵。

K的家有一座200多英亩的农场。她的先生G经营农场营生，种玉米，养牛。当年的Thanksgiving,　K还邀请我们去她家过，所有的食物都是他们自己的农场出产的。在我们MBA办公室一进门秘书P女士的桌上，也常常摆着应季的鲜花，都是K从她家的农场带来的。

最开始的时候，我和苏都带着传统的敬老尊贤的心理，认为K年纪大，工作经验丰富，一定有很多内容可以请教她，向她学习。我们俩都遗憾没能跟她分在一组，一般也不太好意思跟她请教。后来我们却发现，美国学生似乎并没有同样的传统，反而没有人特别看重她。也许这一点也跟她以前的工作并不属于较为高层的管理者有关吧。加之她的年龄，她学习上的吃力也是可想而知的，因为这一点我很佩服她，真希望自己当姐姐的年纪也能有这种学习的劲头。

K为人非常热心，至少对我，有那么几件事我非常感激，一直记在心里。其中一件是当时我没有suit。读MBA时不时有一些场合，比如请的一些重要企业家来作报告啦，或者一些重要的presentation以及后来面试啦等等都必须要穿。而在美国买一套西装很贵，稍好一点的就上200刀了，我一直舍不得花钱，就拖着。课上要求business formal的时候我就把自己最“正式”的衬衣和裙子拿出来穿上凑数，也人跟我计较过。结果有一天上课在停车场碰见K，她叫住我，给我个大纸袋子说，试试看要是合适就是你的了。我还莫名其妙，随便翻一下里面好像是两套衣服。苏说可能是她给我的。我和她并不在一个组，平时也没有多说过什么话，她能这么做，还真是让我很感动。可惜衣服拿回去试，都完全不合适，不是衣服宽，就是裤子短，而且式样都比较老了，一套是黑色套装，一套是咖啡色，都是旧衣服，可能是她从旧衣店买来的。这里我要澄清的一点是，我绝对不是嫌弃旧衣服，因为在美国买旧衣服是件很平常的事。最初来时我还不习惯，后来发现很多人都买，包括一些美国朋友，我也就渐渐习以为常了。而且许多旧衣服其实都是新的，有些人没穿过就直接送到旧衣店去了，价格就超便宜实惠了。K给我的衣服虽然是旧的，但其实都很新，没任何问题，只是样式大小都根本不适合我，穿上照镜子，我和旁边看的苏都笑了。

我还犹豫该不该把衣服还给K，怕还给她辜负她的一片好意，不还吧我又不穿放着她可惜，而且她见不到我穿应该也会觉得遗憾，所以苏还是建议我把衣服还给她，说这样人家还可以把衣服拿回店里把钱取回来，我一想也对，就照做了，K呢，也一点没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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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大概是班里最差的学生之一了。我原以为老天是很公平的，一个人身体不够正常，不够健全，老天大概一定会补偿他一个聪明的头脑，或者其他什么常人所不及的优势。但Ni好像没这么幸运。特别是在统计这一类的课上，他的成绩相当低（我前面说过老师在课堂上是不公布成绩的，每个人的成绩如果不愿意的话别人是不会知道的，但Ni是自己提到这一点的），当时上课是我和他坐邻座，从他看着那些内容时的表情就可以看出他几乎是不知所云的，后来他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

当然了，即使是最聪明的学生，也不可能每一个point都insightful,而即使最不聪明的学生，也会偶尔冒出好的见解。在其他讨论case的课上，我就听到过有时Ni的发言其实很有道理。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当周围的人认定一个人是傻瓜时，即使你说的是至理名言，也没有人会理会。这个世界上，多的是因为废言的傻瓜。

Anyway,他的学习不怎么优秀。而且，更糟糕的是，他的为人，修改，似乎所有的一切也都不讨人喜欢，因此，他没有朋友，而且据我偶尔听到别人口中的他，都是一副不屑甚至厌恶的口气。我实习的伙伴Ter最初和他是一个小组的。说他因为坐着轮椅，动不动手停留在裆部（她觉得像是有意的）很恶心人。我还听到马来西亚女生DT背后公开说Ni上MBA没有意义，言下之意是MBA浪费了资源在这种人身上（这一点我最初听到时就很反感，因为我认为不管不与不是，DT都不是有资格做出这样的评判的人）。等等。还有一点，这一点我自己也曾两次注意到，也许是因为他身体残疾因而心理上也多多少少有一些问题吧，Ni在偶尔谈到性的问题时会好像是故意似地用一些敏感字眼儿（这些是别人都避免说出口的），让人侧目。还有，因为第三学期重新分组我和他分到了一组，有时一起做功课他生病没来。忘了我和JG因为什么说起他，JG说Ni是一个liar。Liar基本上是美国人最讨厌的人。

也许是基于这种种原因吧，我几乎不敢去想Ni在班上过得有多压抑多难过。印象最深刻的一个例子是，有一次，班上请某外系的教授讲一个case,他要大家自己分组坐在一起。坐定之后，偌大的教室，Ni身边居然一个人都没有！大家都不约而同，心照不宣地默默看着他一个人尴尬地坐在那里，居然没有一个人主动过去跟他坐在一起！后来还是教授指着我们这一圈说坐过去几个，我才和苏还有几个人坐过去了。

现在回想起来，不管别人怎样，我真为自己当时那种残忍和冷酷感到羞愧万分。我突然意识到，那种情形，表面上看来对Ni是一个shame，然而实际上，对那些除他和教授以外的所有默默坐在周围的人，那才是一个真正的shame。那一刻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冷酷漠然，毫无同情心，我们居然可以那样看着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自己的同学一个人坐在一旁――即使我们有一万个理由不喜欢他，讨厌他。我还想到，MBA固然是为了培养商业方面的杰出人才吧，也许在这里坐着的人中间有一天真的会有相当成功的人吧，可是我无法确定一个，或者一群对自己的同伴毫无怜悯之心的人究竟会把一个企业，一群人，或者，一个社会带向何处？……也许我想太多了吧。

而我自己，正如前面说印度女孩Pad时提到过的情形似的，虽然对Ni有无数的观察和感想，但我也不愿意和他走得太近（我想也许班上的“扶贫对象”们都有这样的心理），不愿被大家认为我和他是“一伙儿的”。因为那样就等于你自觉地给自己的脑门上贴上了最差生的标签，这不就是人以类聚的原理吗。有一次让Finance课，记不清是一个什么问题了，我和Ni坐同桌，譬如他认为结论应该是a,而我知道是b.后来讨论结束果然是b, Ni转头对用开玩笑的语气对我说，看来咱们弄错了！我马上硬梆梆地回了一句：我说的本来就是b!后来想想，我当时的潜台词就是：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切！殊不知在班上其他同学的眼中，我可能本来就跟Ni差不多呢，只不过我自己认为我比他强。

就在学习中的某一天，我突然想到，其实我和Ni是一样的人。我们都是残疾人，不是吗？只不过，他是身体上的残疾人，而我是语言上的残疾人罢了。连苏都说过我用中文说话的时候很聪明，可是一换成英文。。。她不好意思说出下面的话了，可我知道她的意思。是啊，一个人说话，如果前言不搭后语，期期艾艾，语无伦次，你会不会觉得他可能脑袋也不大灵光呢？所以，我和Ni其实是一样的。我常常想，一个有“残疾”人，不管是身体的还是语言的，如果你没有超乎寻常的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超乎寻常的坚强的意志，你会很容易地最终变成一个心理上的残疾人。当一个人对自己最起码的自信没有了的时候，就会变得逃避，不愿意面对现实，甚至变成一个liar。这样一来，只会加重周围的人对自己的否定，然后一直恶性循环下去。假如如JG所说，Ni真是一个Liar的话，我也不相信他天生就是，而是觉得，那一定是他为了掩饰自己的无奈保留一点自尊而在作最好的笨拙的努力罢了。

也许我想得太沉重了吧。但愿如此。

就在我打了电话的第二天，Ni给我回了个电话。他说他搬到C市去了，在那儿有一份工作，虽然不是他想干的，但毕竟得为了paycheck啊。他说他正在商谈另一份工作的过程中，如何成功的话，可能会搬到North Carolina去。我当然希望他能顺利。我们又谈了谈知道的别的同学的情况，一起感叹说，谁能想到我们这么背运呢，毕业这一年多美国经济这么糟糕。他问我是否还去游泳，因为我们以前曾经说过下课一起去体育馆游泳的话（但一次也没有真正一起去过。因为我们从没人真正约过，我更不能想象那样一种情景，男女有别倒是其次的问题）。我们约好keep in touch，挂断了电话。刚好是中午，这一天天气非常之好，阳光暖融融的，照得我的房间一片明亮，我的心里也似乎有另一种温暖升起。也祝福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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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点题外话，在美国的大学里，坐轮椅的学生并不鲜见。学校为了显示充分的diversification,一定比例的国际学生，非裔学生和残疾学生都是必要的。包括大学校园在内的公共场所，包括图书馆啦，商场啦，电影院啦，停车场啦，以及公共卫生间等等，都有为残疾人设计的通道和专用位置，标志是一个蓝底白线的坐轮椅人形。停车位再紧张，为残疾人专留的停车位即使空着非残疾人也不能使用，这一点做得非常好。

我对于Ni，除了最初的，一个肢体健全的人在看到一个肢体残疾的人本能会产生的同情心之外，更多更复杂的感触来自于后来与他共同学习，相处时的观察和体会的点点滴滴。

他的下肢是完全不能动的，我想他全身最健壮最发达的应该是手臂，因为他要靠着那双手臂每天自己滚动轮椅的轮子。虽然他的双手可能也有一定程度的不健康，这一点从他僵直的并且略微外翻的手形上也能看得出来。

最初每天上课，他都是由班上最聪明的好学生Er陪伴的。Er每天推他进教室把他安排在第一排最右边的位置上，放学后又是Er推着他到停车场。最初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原以为Er和他早就认识，后来听说不是这样。当时真是佩服Er的耐心和好心。可是这样大概过了半学期吧，不知是什么原因，Er放弃了这项自觉的差使（人家本来就没有这个义务），Ni就只好独来独往了。后来我想，对于Ni来说，也许这并不是一件坏事，甚至可能松口气，因为没有人愿意一天到晚地对另一个人说谢谢，一天又一天地累积着对另一个人的明知无法回报的好意的感激，最后变成内疚，甚至成为无法负担地重担。

以后，我和苏在停车场看见Ni,就会主动上去帮他一把。这样一来，我才真正意识到生活对这个肢体残疾的小伙子有多么不容易。就说放学回家吧，他要背着相当相当重的书包（一个笔记本电脑，还有一些书本什么的），用手滚动着轮椅到停车场，到他的车边，他得先打开车门打开后备箱，把背包放进后备箱，然后把自己的轮椅拆成几个部件，一件一件放到后车坐，然后把自己的身体挪上驾驶座……当我和苏帮他的时候，我总是忍不住想，如果是我的话怎么可能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形下完成这些事。而我们不可能送他回家的，所以他到了他住的地方以后又是怎么把这些动作反顺序地做一遍，以后每天每天又是如何重复这些，我真是不敢问。

下面说到其他同学，我的心情就单纯也愉悦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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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初来美国的时候，常常想起那位初进二进大观园的刘姥姥。这位老人家身为农妇，也许是一位很能干很优秀的农妇。身为一个老人家，她也相当有智慧。

可是当她进入大观园的时候，她还是不得不装傻充楞，取悦所有的人，甚至被别人鄙视。她没有自尊心吗，肯定不是。她不觉得难受吗，我看未必。

可是她最初的目的就是取悦贾府，捞点实惠。她做到了。

对我们到一个陌生国家学生的人来说，我们的目的就是提高自己（语言，其他各方面的能力）。没有一些机缘的情况下，有时候确实很难自己打开社交通道，“存在感”无法凭空产生。因为是我们要适应人家的文化和生活，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主动，甚至是被别人看人傻瓜，神经病，可是那又如何，反正他们不认识我们。主动出击，多学到一句话，多一分钟地沟通，我们都可能多学到一点东西，多一分收获。

当下一下课，我也顾不上事先已经答应人家，直接对她说不和她分着看了。我自己买一本花钱少，还不用跟人分着看！她大概多少有点心虚，什么也没说答应了。这件事就这样了结了，虽然了结了，可我却不由得心里越想越来气了。气的不是她想找人平摊这本书最后找上我了――本来这样做也没什么，主要的是她用的方法，先绕一大圈儿，等于是设了个套儿让我钻么！后来我是越想越气哇，好长一段时间都不怎么理她。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如果这个人不是印度女孩Pad,而是一个美国同学，或者是我们组的某一个人，我会怎么想？我会不会当时明知吃了亏也还是装作愉快地答应跟别人一起看呢？即使我不答应，我会不会也这么气呢？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怀疑自己的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而第二个则相反。为什么呢，我想，当时虽然处于一种弱势的，被动的情形下，但内心，正如苏说的，恐怕还是存在一种想“讨好”美国同学，被他们所接受的动机，假如真是那样的话，我可能明知道别人拿我当傻瓜也会装傻，并不计较他们的耍点小手段的行为了。而我对印度女孩之所以那样生气，其实就是因为之前自尊心在美国同学面前压抑的太厉害了，潜意识里有一种“别人欺负一下我也就罢了，连你也想来占我便宜”的想法――这一点也恰恰说明在我自己的心里也没有将印度同学和美国同学一视同仁。说来说去，都是我自己内心的不平衡在作祟罢了。想到这一点，我马上明白了，也恢复了对印度女孩以往的态度。

后来，在学业结尾的出国实习阶段，我和Pad，以及大块头儿的黑人小伙Al(后面我会专门说到他)被分在了同一个小组。一开始，我还挺天真，觉得大家应该能合作得好。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样。我们三个人一起讨论时（第一次只有我认真准备了，Pad因为英文不错，电脑也用得更熟，所以承担文字记录，组织统筹等等）。我发现她基本上是不听我说什么。讨论时也完全不跟我eye contact,只跟Al互动。这一点让我既恼火，又不解。不过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没有进行这一次海外之行。因此我又一次没有进入争执的阶段，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和做法。

但是后来我回想，为什么本来以为大家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结果她却是那样的态度和做法呢？难道仅仅是她个人的修养不够好，不善于照顾同组人的情绪和听取别人的意见吗，我觉得不是。我反复想过之后，觉得有这样一些原因：

一是好强争胜。我前面说过了，越是像她像我这样在学业的前期有小组里是弱势群体的人，自尊心被压抑的越厉害（而我们肯定从不会认为自己是笨蛋，真的不行），所以一直憋着一口气表现自己。也许她想的是在三个人的小组，Al是个很和善好说话的人，而H（我）大概比我还要弱势，所以我终于可以领头羊了；

二是也许她对我个人有意见。比如上面提到的“买书事件（只是猜测而已）”。再比如，还有一次班里搞presentation比赛。我跟其他几个同学临时组成一组参赛。Pad本没有参加，在我们组一起准备时她被马来西亚女生DT邀来了。当时出现了这么一个小状况：这个presentation的内容是跟Finance有关的。但我们小组讨论时，我发现其他人竟然分不清PV（present value）和NPV（net present value）的区别是什么。所以连着给几个人分别解释了好几遍。后来Pad到了以后，她也没弄清楚，DT说，H，你再给Pad说一遍吧（我肯定DT自己还是没弄明白），因为我已经连着说了好几遍了，下意识地作了一个不耐烦的表情，被Pad看到了。她果然聪明，没要我说很快就弄清楚了，但我怀疑她以为那个表情是针对她的。我说过了，大家因为自尊心被压抑得太厉害，因此都很敏感了。

再一个我前面说过了，其实在一个集体中弱势者之间虽然有可能同病相怜，但更有可能互相争竟，明争暗斗。为什么呢，因为你弱势者要跟那些明显强势的美国学生一争高低显得不是现实的，因此，即使是在弱势者中处于不那么弱势的位置，也会是一种心理的平衡啊（这一点我自己也一样，后面会提到）。

这种争竟在Pad身上表现得非常明显。还有一次是Dr.T(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我最喜欢的那位教授)的课上（他的课主要是开拓思维方式的），他当时让我们做一个类似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当时全班没有一个人能给出答案，而我实际上已经做出来了，但我根本不敢出声。直到Dr.T作了一点点提示，我一看应该就是我的答案了，叫了一声I　got it!　Dr.T过来看了一眼，说correct!　过了一会Pad也说做出来了，Dr.T看过之后却否定了她的答案。。。

后来过去更多的时间，我对她想到了更多的内容。作为来自印度的女生，年纪又小，来美国以后也没有车，经济也不宽裕（这点大家都差不多），所以她几乎什么事都得求人，包括去趟沃尔码。她一开始想努力进入美国同学的圈子并没有什么错，后来知难而退也完全可以理解。不管怎样，都是在不利于自己的环境中努力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无可厚非。据我所知毕业后她先回印度与男友完婚，之后跟男友一起去爱尔兰，后来是英国。许久没有联系了，祝福她一切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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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说说班上一些有特色的同学吧。

还是先从印度女孩Pad说起吧，前面我曾经提到过，她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当时大概25岁左右，在印度时是电脑工程师。人很聪明，英语也好，就是印度学生的口音都很重，一开始几乎完全听不懂她说话，后来好多了。

说起她先绕远一点。我总觉得印度人和中国人之间，就像国际局势中的这两个国家之间一样，那种关系和气场非常微妙。互相之间爱比，暗中较劲儿，甚至暗暗瞧不起对方，想方设法压过对方。可表面上呢，又不得不表现得热络一些――毕竟我们都是亚洲国家的好兄弟好姐妹嘛，和他们黄头发的洋鬼子不是一伙儿的！另外，也因为这一点，有时候又真的是同病相怜，好像多多少少又有那么点真情似的。唉，反正挺微妙，挺复杂的。

这个女孩我前面说过了，刚到班上时，她除了那一次搭过苏的车外，平时主要的熟悉对象集中在美国女生那头儿，下课一般不跟我们聊天，上课时也不会跟我们（我和苏）坐在一起。班上的聚会，或集体外出，她都是跟美国女生们围成一个圈子的。她的公寓离学校远了一点，最初她也是每天搭美国男生Er的车上学的，因为那时是暑期学校的公交车不开。当然这些都没什么不对，我们自己不能和美国学生完全打成一片，不能看别人作这样的努力就不顺眼。

但是到了后来，情况有了变化。她主动跟我和苏走得近了。我想多少跟她也无法进入美国学生的圈子有关吧。后来放学顺路，我和苏也会载她到公寓什么的。

有这样几件事我觉得非常有趣。有一次苏跟我说，Pad借了她的钱却一直没有还，好像不记得有这回事儿了似的，她也不好意思开口向她要。原来是有一次Pad让苏带她去wal-mart买东西，出来的时候拿了一瓶红酒，说了要送给我们班Er为了感谢他一起让她搭便车。结账的时候却说自己钱不够，最后由苏把钱替她付了。从那以后过去好长时间了，她只字不提这回事了。我听苏一说，就建议她直接问她要好了，反正美国人在这方面也都挺直接的，没必要替她买这个单。苏面有难色。过了几天我问她钱要到了没有，她说要到了。我说怎么要的，她说幸好保留着那一次购物的receipt,有一天就拿给Pad，她就把钱给她了。

还有一次Pad跟我的直接接触也让我印象深刻。当时那门课的教授让我们自己在网上买一本书，看完后课堂上要讨论。苏早早就订了，我一直拖着没买（因为时间紧，我们担心两人合买分着看时间不够）。有一天中午，我独自坐在lounge上网，旁边一个人都没有。忽然看见Pad进来了就打了个招呼。她看见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到我桌前说：“H，那本书你买了吗？”我说还没有。她说，我已经买了一本，可以跟你分着看，我看前三天，后三天你看怎么样？我一听忙说了好几个谢谢，正觉得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人啊，她接着说：“我在网上买的是17刀，咱们俩平摊，等看完了咱们在网上卖了。。。”我的脑子一时有点转不弯儿来，实在不好意思说不，只好答应了。

本来这事儿就这样了，我掏8、9块钱看几天书就拉倒了，虽然心里觉得总有那么点不舒服，可也没办法。可是紧接着在那天的课上，班上的Ni告诉大家说那本书在某网站上买只要一块钱（后来我在这个网站上买，加上加急的递送费一共7块钱，如果是平寄的话一共4块钱就够了）。很明显她是买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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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全班第一次presentation时，她们小组分配任务，把答问这一块分给了她。也就是说，前面的陈述部分没有她开口的机会，而别人说完之后正面将要提出的所有疑难问题都得由得来回答。换作我那真是死定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连同学的问题本身都不一定能听懂。好在苏提前准备的充分，语言方面也强，最后安然度过。不过后来所有的小组也都意识到只有一个人答问不太合理，最后都改成了谁能接就接，然后互相补充的方式。
　　
后来有两次印象非常深刻的事。

一次是苏和另外两个小组成员一起作presentation，那两个是一男一女，男的是美日混血的T，女的是美国女生AT（就是后来我们JG的女朋友）。两个人站在上面一唱一和，说的密不透风，根本不给苏说话的机会，坐在正面看得清清楚楚。而且通常互相接话时总会有eye contact的，但是这两个人互相递眼神或者微笑，完全当苏不存在，说完了就准备下来。还好苏又抓住前面一个同学的问题作了一些解释，那两个人也不明显地露出不耐烦的神色。

另外一次更恶劣。MBA的学生有一个专门的lounge，午休时间大家都在那里休息，吃午饭，聊天或小组一起做作业。那天苏的组在其中的小间里meeting讨论当天的case.我正好有点急事，只好把门敲开探头进去叫她，她马上跟着我收拾东西出来了，脸色十分难看。我们走到走廊尽头聊起来，她说幸好我那个时候叫她，否则都快气炸了。我非常清楚地感觉到她被气坏了，因为她手上当时端着一个带盖儿的杯子没有盖紧，杯盖儿一直在上面发出“嗒嗒嗒”的响声――她的手一直在哆嗦，我自己从来没有，也从没见过一个人被气成这种样子的。

除了这两次以外，其他我们两个平时互相诉苦的情况是记不胜记。而且，我们小组有一点比较好，就是大家meeting的时间不长，把各自东西准备好，坐在一起简单一讨论，做好后一齐review一下就差不多了。而苏的组的风格是大家一开始就坐在一起，一起看case,一起聊出头绪，直到整理完成，往往meeting就是数个小时，有时候休息日也要做功课。对那几个人来说，一边闲聊一边做作业，饿了就叫东西来吃，算边玩边学吧。可是苏就惨了，因为她休息还想回家，她家住在车程两个小时在外的地方。回了家中途赶过来实在是划不来，可不赶过来呢，人家就说她不参与功课。

不过，因为功的底子毕竟不错，到了第三学期重新分解的时候，她的苦日子总算到头了，她专门找到Mr.B表示绝对不愿意跟原来的组员分在一起，所以她后来和亚历山大，美国女孩sara,我后来的实习搭挡Ter等几个人分在一起，相处还不错，她又很勤奋，终于赢得自己一席之地。

后来我们聊起这一段的学习经历，苏说这辈子还没那么屈辱过呢，想方设法“巴结”那帮小毛崽子，没想到还是让她那么难过。想一想其实苏和我当时在班上的处世的态度是不同的，她始终努力跟teammate和谐共处，对其他同学热情有加。而我呢，基于自身性格等等原因，在很多情形下都淡然处之（至少是表面上装的），因此后来的我并没有苏那么强烈的“屈辱”或丢脸的感觉，但我的情形是在班上到后来就有点儿独来独往的感觉了――而这种情形是所有上MBA的人都最回避的。

当然这种苦不堪言的小组生活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苏工作以后我们聊起来，她说她现在根本不会跟同事生气了，不管什么情况都不会把自己气个半死，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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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跟美国朋友聊天，其实我很乐意别人问我一些中国的情况，一方面是我希望别人多了解中国了解我从哪儿来，另一方面也算我能够多说一些的话题。

来美国生活之后，才发现这两个国家（至少是两国的老百姓）彼此的了解实在是太少了。比如有一次，一个美国朋友带我外出，在路上看到小松鼠（美国这边环境保护得不错，我在俄亥俄州，松鼠，野兔，鹿，臭鼬等等的小动物非常常见），她问我：中国有小松鼠吗？我当时被雷坏了，差点想说：当然有（我们中国多“地大物博”呀，你当我们是什么小国家呀，连松鼠都没有？！）！可看她一脸自然真诚地表情，只说了句yes...

这种本来不甚了解，后来发现原本不是我们想的那样的例子有很多。再比如在国内时总觉得美国人生活观念很开放，其实至少我看到的完全不是这样。美国人的家庭观念非常重，有孩子的家庭丈夫工作妻子全职照看孩子做饭做家务是非常平常的事。

还有美国女孩子，我认识的上大学或读研的女生，都会做饭，做甜点，还有自己搬家，收拾卫生，采购生活用品，等等等等，生活处理能力非常之好。

我和苏虽然各自面临的形势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学习的任务重，小组的冤仇深”。呵呵。苏的英语水平尤其是口语是比我好得多的，在国内时也曾经在深圳、香港等地工作过，商场上的经验也有一些，丈夫又是美国人，对美国的文化怎么也比我更有了解，按说情况要比我好的多，可事实却不是这样。

她在小组中的艰难境遇是这样开始的。最开始，小组同学之间也不熟悉（有些自来熟的人除外），大家相对拘谨一些，我和苏大概更是这样。现在想起来，好像我们一开始就把自己变成了一种从属者而不是参与者的角色。Case study布置下来，我总是课间主动找到其他组员，问他们放学之后去哪里meeting，每次都是他们决定而我照做就是了，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以后就形成定势。

而且，最初多少还对同学之间热情友好寄予很大希望的我们很快就发现现实不是如此。最初因为我各苏在课堂上也许领会稍慢一些，下课只要稍微逗留几分钟，比如问教授或者旁边的人一个问题什么的，回头一看，组里的其他人已经走没影了，没有人会等你一起走，也没人告诉你他们去了哪里。因为我们对校园不太熟悉（当然其他同学大部分也对校园不熟，但他们毕竟是美国学生，心理上没有畏怯或陌生感），要费半天劲才能找到大部队。第一次这样，苏也没好意思说什么，可后来接连几次都是这样，她就非常恼火，终于发作了。

有一天见面，她说她跟她们组的其他人发飙了，因为她满头大汗到图书馆找到他们，人家已经有说有笑开始讨论了，之前根本没人通知她。我问她你是怎么爆发的，她说的大意是：我对校园不太熟，至少也应该有人通知我一下。我知道我因为文化差异沟通上也许还不是太好，但你们这样做也太不尊重人了。。。等等等等。

我听了当时就说，要是我可能就忍了，或许会用开玩笑“装可怜”的方式笑着说：下次可能通知我一声吗，之类的。而不会这样爆发出来。呵呵，我自己在小组里还一脑门儿官司呢，可所谓旁观者清吧，对苏出谋划策时倒头头是道的。其实就是说不出什么原因，只觉得这样发作出来可能对她并没有什么好处。但事实几天苏却笑着对我说，她小组的人果然每次放学去别的地方meeting时都专门过来跟她说一声了（因为怕自己听不清听不懂，我和苏总是抢最前排的座位，而我们两个组的其他人都坐在教室的后部。可是苏还没来得及高兴几天，就发现她小组的人不约而同地疏远她，排斥她了。那种感觉我是很理解的，因为毕竟也在一个班，也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表现上对你很客气，但你发表意见没人认真听，你提出的points没人采纳，基本上就是自说自话。

bigpig

先稍微说点别的。

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详细说我在小组中的情况和我的同学苏在小组中的情况呢，在这里梳理我的记忆并不是主要目的。而是到现在为止，我都还没有完全想明白为什么我们这两个中国女生当时的处境那么被动（据我了解，我们下一届的一个男生师弟在一开始分配的组里面也是非常难受了一阵子，不过后来换组以后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渐入佳境”，相信他也一定是作了不少的忍让与努力，当然他本人的各方面的能力水平都非常不错，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优秀的）。我们的下下一届又有一个中国女生，但我还没有机会跟她聊这方面的情况，不知道她适应得如何。

原因一：自信不够。自知自己的英文程度不是特别好，因此不太敢发言，不太敢跟同学随意聊天，生怕自己什么地方没说好，反而显得蠢－－不说本来还没人知道，呵呵！说到这里想到有一次我和苏一起作功课，碰到AM（就是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位比较喜欢鼓励大家，比较热情健谈的那个男生）和德国女生AT（他们俩好了一阵，有一段时间甚至住在了一起，后来又分了，彼此不说话，呵呵），结果AM问了我一个问题，大意就是身份怎样，以后有什么打算之类的，我听得不是太明白，于在八目睽睽之下居然愣了足有半分钟，后来还是苏说话帮我打了圆场－－那个尴尬呀，现在想起来还难受！！

原因二：文化背景了解太少。因为这一点，即使跟同学聊天，也顶多就是互相说一下自己的经历什么的，话题无法深入，打个招呼，泛泛说几句就接不下去了。美国学生功课再多也喜欢玩，有的打softball,有的打高尔夫什么的，我自己什么都不会，即使一起去玩，也看不懂。

原因三：开车技术不行。当时我虽然已有驾照，还不敢往陌生地方开，不敢上高速，活动范围小。虽然客观上的好处是可以和car pool,促成多接触的机会，但心理上的感觉是总是在“求”着人家嘛，心理上处于劣势。

原因四：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差异。这一点是后来我自己渐渐发觉的。

•可能是在国内当学生时还不错，（潜意识）总觉得自己在小组中要么当好的，要么就不怎么积极。前面有人说“是金子在哪儿都在发光”这当然是真理，但如果我一开始就在绝对的24K，在班上各方面都是绝对优秀的地位，那也就不会有这个贴子了。这里说的就是一开始在各方面都处于劣势的人要怎样一方面提高自己，另一方面又要咬牙顶住压力甚至是别人的忽视、不屑来给自己一点一点争取机会的问题。

•美国学生以结果为重。比如拿到一个case,马上分工一人一块儿，先把结果攒出来再说。而我呢，总设想的是大家先聊，聊出个一致通过的结果之后再进行下一步。后来发现总不是这样，在我还想着怎么说的时候人家已经动手在做了，于是我一边觉得自己有点糊涂，一边觉得老跟不上趟很沮丧。

•还有一点。似乎潜意思里，一旦我们的point没有被重视采纳，我就产生了隐隐约约的消极甚至是赌气的情绪。于是别人攒出来的内容，我总是怀着一种批判、挑刺的眼光在看。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小组中，如果你拿不出比别人更好的现在的方案，就不要指摘别人这不是那不是。有一次，我们也是在Dr.T的课上设计一个新电池车的广告。其他内容好了以后，要设计一个广告词。亚历山大给出的是：It is a good thing!我个人觉得这句话太plain，太没有特点了，就提了出来。结果DT直接反问我：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得，我除了觉得这句不怎么样之外，一时还真拿不出个更好的，只好哑巴了。这结果就是让别人更对我产生负观的看法了！虽然我不肯定既然我有我自认为更好的内容也未必就能得到大家的通过，但至少当时我们没back up的东西却再否定别人的东西，就让自己处于劣势了。

但她没想到的是，接下来的小组meeting时，这些意见全部变成了Ry的，变成了他一直在给其他人讲，而且他压根儿没有提到苏的名字，当时把她气坏了。

bigpig

总体来说，我所在的这个组是唯一没有爆发过矛盾的，虽然我本人一直是比较压抑的分子，而其他几个人也都个有矛盾，虽然以大家的修养，本组的人不可能明着背后说坏话（呵呵，反正我跟MT是说过DT的坏话，有第三个人在场时肯定是不会说的），但是有时候比如有四个人在一起而第五个人还没到时，大家说第五个人的口气还是可以听出问题来。

本来第一学期结束，就有小组闹到Mr.B那里要求重新分组，但Mr.B认为时日尚短，大家连磨合期都没有过，就没同意。但是有个小组（就是我后来的实习搭档TR的那个组）矛盾已经公开无法维持，Mr.B不得不从苏的组里把据说比较老成的Ry调过去。此后那个组倒没再闹过公开的矛盾，但变成了6个人之后刚好分成了两派，基本上是互相闹别扭没太平过。

说到这个被调换组去协调关系的Ry，就不妨顺便说一下苏所在的那个组的情况，因为这个Ry最开始是和苏一组的。

我记得开学刚分组的时候，苏很高兴，因为她组里的人年纪都比较小，很有朝气，这是她自己说的。她的组除了苏之外还有Ry, 黑白人混血的RJ，父母分别是美国人和日本人的TA，美国美女AD和小伙AY。

先说Ry,他被调组去协调另一个组的关系，本身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至少说明他人缘不坏，脾气也不坏，学习方面的能力也比较强，否则无法服人啊。从后面那个组的情况看，他也确实充当了那个组的实际的老大。而且，据苏说，他在原来的组里其实也是事实上的老大，只不过他不是特别出风头，反而是小学音乐老师的RJ性格外向，动作多话也多，显得风头十足。Ry这个人很容易给人留下好的印象，他态度谦和，见面总是温和地笑笑打招呼，又低调。

但是苏告诉我一件关于他的事让我对他的态度有所保留。当时他们还在一个组，苏开始时非常努力，每次小组meeting时都积极发言讲出自己的point，但不知为什么却得不到响应，而且其他几个人好像有默契似地表现出对她的冷淡和排挤。苏非常苦恼和气愤，当时也是Ry扮演了协调者的角色，单独跟苏聊了很长时间，苏就滔滔不绝，言无不尽地把自己关于当时那个case的一些看法告诉了Ry，她后来对我说Ry当时听得频频点头，苏也觉得很高兴，总算还有人愿意听她的意见，并且很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