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讲的题目叫作文化性思维。国际关系学院的同学找我来作讲座的时候说，要让全校了解我们，也让我们了解别人在干什么，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

哈佛专门的系科训练看作是为今后职业做准备的一种“training”，而把大学里要做的更重要的事情看成是一种“education”，一种广博的教育。

说到美国人的教育，我想我们可以从哈佛大学的核心课程计划（the corecurriculum program）开始说起。英美的大学本科一年级一般都没有系的概念，是不分门类的，只要你中学的考试过了某个分数线，有比较好的推荐信（recommendations），就可以申请像哈佛这样的好学校，大概到了二三年级的时候才稍微有些分科的概念。这是因为所谓的“University”是有一定规矩的，所有的freshman都有一个“核心课程”，“核心课程”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我想它的原理应该是不变的。

下面我来给大家念一念介绍“核心课程”的一段文字：The philosophy of the corecurriculum rests on the conviction that every Harvard graduate should be broadly educated as well as trained in aparti cular academic special tyorcon centration.

“设立核心课程是要使每一个哈佛的毕业生不仅在专门的学术系科中受到训练。”这里的“训练”用的是“train”，而且放在“as well as”的后面。熟悉英语的人都知道，“aswellas”和“notonly…butalso”正好是反过来的，它后面往往是不太重要的东西，或者是大家已经明白的东西。进大学要受到某种专门的系科训练，学生们对此都有心理准备，但“核心课程”要求不光是要有自己的专业，有一技之长是理所当然的，学生也要受到一种“广博的教育”。这里“广博的教育”用的是“broadl yeducated”，也就是说哈佛专门的系科训练看作是为今后职业做准备的一种“training”，而把大学里要做的更重要的事情看成是一种“education”。这个观点实际上就是19世纪时各国整理希腊的教育思想，以适应工业革命之后的现代科学社会的时候提出的很强烈的一个理念，就是把教育分成“education”和“training”这两个层次。学生不仅要在专业上受到训练，而且应该受到一种广博的教育。

核心课程认为，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就是要让学生既受到广博教育也受到专门的训练，学生需要一定的指导。现在美国一般的大学都是由学生说了算，他们想要读什么课学校就给他们读什么，老师完全放弃了责任。而哈佛大学的立场则不同，它的立场是：教员、至少是一部分办学的人有责任给学生提供指导，教授有责任和义务引导学生去获得作为受教育标志的那种知识、思辨能力和思维习惯。也就是说学生不光需要良好的计算机（computerscience）方面的技术、高深的物理知识或者是国际政治中巧妙的谈判手腕，还要有方法论等方面的训练。

核心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看到在这些领域内有何种类型的知识以及何种探索知识的形式，不同的分析方法如何获得、如何运用，它们的价值又何在。

核心课程和一般的通识教育计划不同，“通识教育”就是“generaleducation”。这在中国非常混乱，我看到北大教务部也把这两段话挂在网上，然后他们拿“corecurriculum program”来比赋北京大学现在的公选课和通选课，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哈佛大学有核心课程，我们北大也有。实际上，北大的公选课和通选课顶多算是哈佛的通识教育，因为我自己也开过这种课程，一般同学都不看有关方面的书，上课的时候也无法形成讨论。大家对公选课的期望（expectation）就是认为它的分数比较好拿，只要上课听讲就很尊重老师了。

核心课程与一般的通识教育计划不同，它并不是以掌握一套伟大的著作、消化指定数量的信息或是某些实习的知识来确定。而是在教师认为对本科教育不可或缺的领域内寻求让学生了解获取知识的方法和途径，其目的是让学生看到在这些领域内有何种类型的知识以及何种探索知识的形式，不同的分析方法如何获得、如何运用，它们的价值又何在。也就是说本科一年级的课程就要求知识的根底，各专业最有名望的教授一下子就把你推到了学科的前沿，让你来规划自己所要学的东西，并且还得有所进展。所以哈佛大学存在的意义是它可能会出一些很奇怪的人，一些现在不被认可的人，因为他们太前沿了，但是将来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会有很多突破（break throughs）。这是哈佛大学的目标，我觉得不可能每个大学都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如果要成为世界一流、国内一流的大学，就必须要有这样的目标。树立一个很高的标准，其他的同学也会跟着这个标准，这样出人才的可能性反而更大。

核心课程计划当中的各个领域或者分支的课程是等值的（ofthesamevalue），等值的意思就是每个课的主题内容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在强调某种具体的思想方法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不管上什么课，你要得到的都是一个比较根本的大学层次的教育，能让你大开眼界的教育。

哈佛课程中被认为是不可或缺的领域主要有六大门类：第一就是外国文化，其中有国别的或者是地区的文明、宗教、神话、政治经济制度以及社会变迁等等，其中还分用英语和外语上课阅读的三种课程。第二是历史研究。包括分国别、地区或者国际性的研究，其中包括“医学与社会”这样的话题。第三点是文学艺术。第四点叫做“moralreasoning”（道德权衡）。第五点就是科学（science），分成两类，一类就是我们所说的“硬性科学”，即以数学为基础的一些学科，另一类就是20世纪逐渐确立自己地位的生命科学（lifescience）。最后还有一类，就是社会分析。

在大多数人都认为是高级知识分子的北京大学，很多老师认为外语系的同学仅仅是外语练得比较好，而“核心课程”计划认为，不管是什么专业的学生都应该受到一个广博的教育。

“广博教育”本身就包含了一种相对客观的、不大急功近利的研究态度、对社会高度负责任的发言，以及思想的互相砥砺。这也曾经是蔡元培先生的理想。

今天我为什么要提出文化性思维这个题目呢？文化性思维主要是相对于政治性思维而言的。实际上，很多事情在某种时候可能会跟政治有关系，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它并不完全是政治。如果我们所有的思想方式都变成单纯的政治性思维，那我们这个民族的教育就不可能起到所谓“broadly educating young people”的作用。

举例来说，香港城市大学的张信刚校长前不久到北大来开会，会上我跟他谈过话。我了解到城市大学的前身是理工科性质的，张校长本人也是学生物的。他就问我，如果到街上去作一个调查，问问一般的社会人群眼中的现代化是什么，回答将是怎样的。我想我们一般理解的现代化总是跟物质发展的水平、人民生活等联系在一起的。“为什么我们中国人的回答总是有形的东西呢？为什么我们不要求心灵的自由，对美、对音乐的享受？”因为张校长曾经留学加拿大，并且经常在法国作研究，就很能体会到外国的那种文化性思维，特别是法国人的高雅文化。张信刚本人也是在各方面都曾涉猎，他除了当校长，还是董建华文化委员会的一分子。张校长每年都会从学校经费里拿出2％－3％用于发展人文，把城市大学办得很有起色。他还和我们讨论了怎样才能使希望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人不仅在物质上得到满足，同时获得一种心灵上的自由，一种解放，让我很受鼓舞。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逐渐了解到自己很落后，因此就很着急，要赶紧改革，于是就积极地引进西方的科学、民主，而没有看到他们的民主科学背后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及社会背景。现在我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培养文化底蕴是更为重要，也更为艰难的任务。对于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情况，我们看到的都只是表象，要理清其背后可能会有的错综复杂的本质，需要丰富的社会、历史经验，需要了解社会各阶层的生活习惯和文化习俗，才能得出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

19世纪英国的纽曼在任爱尔兰某大学校长的时候曾经作过一个演讲，题目叫“大学教育的设想”（Theideaofa university），我觉得其中有一点很值得一提，就是他提倡“knowledge for knowledge’sownsake”，就是“纯粹知识”。蔡元培当年也反复强调这一点，就是得有少数人专门来作纯粹的学问，这个责任理所当然要由我们北大这种学校来承担了。

这些言论的理论源头都是古希腊人所追求的理想。蔡元培先生的文化功底很好，他经常跟学生们讲孔子、墨子、老子等人的思想，我觉得这就比较符合哈佛大学所提倡的每一个受到教育的男女都应该“broadly educated”这一原则。因为它本身就包含了一种相对客观的、不大急功近利的研究态度、对社会高度负责任的发言，以及思想的互相砥砺。这曾经是蔡元培先生的理想，它可能没有被很好地奉行，而正因为这样，它才能像阿诺德所说的“human perfection”一样，成为我们的理想。

老师教的具体知识不久就会被忘却，但是经过训练后能力的提高是抹不掉的。

纽曼认为，读文科当然需要很多专业内部的训练，但是更应该看到各科之间的联系，不管是历史，还是哲学专业的学生，都要重视学科间的沟通与交流并尽量在二者间取得平衡，以达到均衡的发展。这是作为对一般的智力训练（intellectual training）的要求而言的，但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将来做general work也能干好，无论是领导一个企业或者政府部门，因为实际上你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老师教的具体知识不久就会被忘却，但是经过训练后能力的提高是抹不掉的。我们应该争取这样的水平训练，做学生的应该有这种自觉，希望北大的老师也都朝着这个方向努力，这样我们肯定会取得一定的进步。

（此为韩敏中教授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讲演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