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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伯登礼堂出来，我们步行去上了必修课程的第一节课，称为“学会领导”。这堂课上我们分析的案例涉及一家小型作坊式冰激凌公司。公司总裁困难重重：下属意见不一，利润直线下滑。自从分析论课程以来，课堂的气氛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大家突然各个都满怀信心，急于发言崭露头角。争夺课堂发言时间的战争已经打响。学生们如今谈论的是“外卖食品”，而不是功课，“前进”而不是未来，“建立共识”而不是同意。话题转到“建立共识”部分时，我总是感觉不爽，因为那似乎是令人丧气的团体妥协的前奏。“菲利普，你为什么不帮我们建立共识？快点儿，咱们就此问题达成一些共识。”我反复想，如果年轻的比尔•盖茨或者鲁伯特•默多克上这门课会如何表现呢？我想恐怕也是表现平平吧。
在接下来的那一天，我们玩了“深红色的问候”游戏，老师说“该游戏让各种学习充满乐趣”。整个班级被分成单独的“宇宙”，每个“宇宙”中有6~7 个由十来个队员组成的团队，彼此竞争贺卡的制作和销售业务。目标在于打造利润最丰厚的企业。我们要购买原料、管理库存、设计制作卡片、定价，然后在随后两天的一系列规定时间内销售贺卡。在每个时间段结束的时候，每个“宇宙”由一位教授组织衡量、评判、讨论其成员的表现。相对于让学生彼此熟悉这一更远大的目标，练习中的学术内容倒还是其次的。
这场游戏兼竞赛由观看一个虚构的英国人的录像片来开始。他说道：“你们的任务，就是运作这家贺卡公司，使其最后盈利。”他说话的方式很机械，就像007 电影中歹徒发出威胁一样，或许会轻而易举地让我们把带毒的雨伞尖头刺进敌人特工的身体。然后我们来到了商学院对面的一处体育馆。随后不久，容纳了玩商业游戏的895 名A 型性格者的房间听起来就像非洲丛林一样：狮群怒吼、小鸟唧喳、类人猿捶击着胸膛，鳄鱼张着嘴巴。我们的小组包括来自奥地利、印度尼西亚和加拿大的3 名管理咨询师，一位来自洛杉矶的韩国银行家，一位来自得克萨斯的中国鞋类营销商，一位阿根廷的中央银行职员，一位阿根廷工程师，一位美籍黎巴嫩投资银行家，一位来自波士顿的生物科技公司经理，以及身材小巧、经常怒气冲冲的纽约人琳达。琳达曾经担任管理咨询师，管理着一家软件公司，但却声称最感兴趣的是种族和性别平等问题。
我们的第一项工作是分派任务。琳达迅速控制了局面。她说自己是谈判专家，因此她要购买原料。她也会帮助开展销售工作。奥地利人冈瑟和她结成了同盟。我们其余的人要分别承担生产和配送任务。另外必须有一个人检查质量，另一个人保证按时送货。我自愿提出参加由两名阿根廷人和美籍黎巴嫩人组成的4 人生产组，裁
剪纸张、粘贴装饰贺卡以及撰写节日问候语。首先，我们必须设计一张圣诞贺卡。我们小组集合起来，讨论设计一张简单却又雅致，同时还能被迅速生产的贺卡。最后我们决定画一棵树，画成三角形，装饰上银色的饰品。贺卡上会写上与宗教教派无关的“节日的问候”。琳达跑去购买原料，而生产组成员则在一起摆开桌子。我站在一边，用剪刀裁剪纸张。两位阿根廷人稳稳当当地站在那里分发小饰物、撰写问候语。那位美籍黎巴嫩银行家则拿出一只绿色的笔来画圣诞树。在我们的周围是小组的其他人员，随时准备递送原料和成品，关注库存、账目和时间，并监督质量。喇叭声一响，我们立刻开工。我用最快的速度裁剪，两位阿根廷人则迅速分发小饰物。在随后的半个小时内，我们大量制作贺卡，直到喇叭声再次响起。然后我们转移到体育馆的另一侧来汇报情况、休息，而组织者则检查我们的桌子，统计我们的业绩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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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达盘着腿坐了下来，眉头紧皱。她的失望是有目共睹的。“我们相邻的一组生产的贺卡要多得多。”她开始说道，“我们浪费了很多原料。要提高产量，我们需要在生产方面下大力气。”两位阿根廷人看了看我，我看得出，他们差点儿开怀大笑，但是我们都严肃地点了点头。“质量也不够好，”琳达一边浏览着白板上的清单，一边说道，“而且就在结束前，我们错过了派送一批卡片。我们需要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她对我们的贺卡颜色、用的装饰品，以及为了弥补我们这些失败的生产组成员造成的落后状态而需要采取的谈判技巧，都有明确的主张。两位阿根廷人拉斐尔和埃内斯托此刻已经在低声耳语。琳达抬起了一个小指头。
“逐一发言，伙计们。我们应该逐一发言。”他们陷入了沉默。
然后冈瑟站了起来。“我们需要开始考虑一下最后需要做的陈述了，对吧？”他开始说道，“我觉得至少，你们明白，我们需要画一幅图表，用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财务表现，以便我们判断改善情况。”
琳达满眼崇拜地抬起了头。终于有明白人了。那位印度尼西亚的女士捅了捅我：“他说纵轴表示什么？”“财务表现。”我低声答道。“嗨，伙计们，可不可以大家一起听听？”冈瑟一边转身看着我们，一边说。“如果你们想谈话，就应该大家分享。”琳达微笑着表示同意。
游戏的第二轮涉及制作一张万圣节贺卡。大家都在绞尽脑汁想该写什么的时候，我产生了自己进入哈佛商学院以来的第一个灵感。“‘万圣节快乐’怎样？”这句话既适合又容易书写。这个主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到第二轮的时候，卡片制作速度已经快得多了，但是琳达还是忧心忡忡。做完第一批贺卡后，她拿起卡片，快速翻看了一下，然后气冲冲地扔到了桌子上，大声喊道，“这是什么东西 !”然后她又搞砸了原料谈判，给我们带来了错误的卡片和标记。一位从开始一直保持沉默的加拿大女士开始指责起来。
等我们再次休息的时候，冈瑟站在我们的白板前，又开始发号施令。“我们本该制作一幅甘特图表的！”他大喊。“甘特图表！”琳达尖叫道，笑得乐不可支。
“什么是甘特图表？”我问拉斐尔。他耸了耸肩。“那是一种条形图表，用于表示项目的时间安排。”那位来自印度尼西亚的女士说道。
幸运的是，情况随后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生产方面，我们的救星是埃内斯托，他的业余爱好是手工制作。经过两轮的锻炼，他已经能够以令人欣喜的速度制造出精美的贺卡了。他教会了我们一些基本的折叠裁剪技巧，很快我们就动作起来。到总结陈述的时候，琳达和冈瑟已经制作了一张无比复杂的流程图，结果他们已经彻底忘记了我们的中心任务。实际上，图表上面并没有说明我们在制作贺卡。与此同时，加拿大人和韩国人已经在进行他们自己的总结陈述，而且他们的更合理。因为我有英国口音，而且有过在公众面前演讲的经历，他们建议我向我们“宇宙”内的其他人陈述。最后我和来自得克萨斯的那位中国人一起承担了这项任务。当被问及本次练习的收获时，我谈到了交流，谈到了我这样一个英国人和一位印尼人、两位阿根廷人讨论为什么“Boo ”适合写在万圣节贺卡上面。我还说我们团队里也有“阿根廷的玛莎•斯图尔特”。后来埃内斯托找到我询问：“这位玛莎•斯图尔特是何方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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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琳达和冈瑟的事情，我确信，只要有两个顾问就能搞砸一个项目。一个人把大家逼疯，另一个人嘲笑她的演示文稿里的笑话。在“深红色的问候”活动第二天结束的时候，我碰到了贾斯汀，我们交换了一下意见。我跟他讲述了我们小组里的“逐一发言”逸事。
“啊，那就是常见的‘逐一发言’纳粹。”他说道。“什么？”“每个组织都有一个。这些人从来就说不到点子上，但是他们却强迫大家闭嘴听他们的。”我俩一致认为，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结识这么多同学确实让人疲惫不堪。面对这么多的笑脸和机械的对话，我们的脸都疼了。这是必需的一个步骤，但是却很令人疲倦。在“深红色的问候”活动休息的时候，我已经注意到：有许多同学似乎彼此很熟悉，或者有共同的熟人。某些大学和公司的人际网络非常广。对于那些像我这样没有任何熟人的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在人群中流动，直到发现分析论课程中的熟悉面孔。然而只要我回想起对昔日生活的遗憾—工作、地位以及组织结构—我就提醒自己选择这条道路是有原因的。无论感觉熟悉练习和主动自我介绍多么难以忍受，这些都是未来更宏大更重要的事情的必要前奏。我提醒自己记住院长的劝告：不要愤世嫉俗。“深红色的问候”这一疯狂活动结束后，我们回到教室，开始了研究现代资本主义根源的6 节课中的第一节。我右边坐的是一位苗条的金发女士，眼睛下面有厚厚的眼袋。此前3 年间，她一直在一家总部位于纽约的私人股权公司辛苦工作，专门从事房地产业务。她说自己就读哈佛商学院是为了度假，纯粹之极。她不想学很多内容，但是却期待着休息、解决问题、休长长的假期。我左边的那位曾经做过金融记者，他有些装酷，每天不带教材上课，但却花费整节课的时间告诉我他对讨论内容的一些没有公开的评价。在这样的一堂课上，我们研究了劳斯莱斯的历史和英国资本主义的当前形态。在“二战”期间，劳斯莱斯公司被要求为战争生产飞机和发动机。用了仅仅几个月的时间，公司就组织了一大帮转包商来帮助自己快速可靠地生产。一位曾经在波音公司工作过的女士指出，这样规模的业务外包在她的前雇主那里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喜欢尽可能地自己承担任务。一位曾经在俄罗斯为一个法国食品集团管理一家工厂的法国人告诉我们：“在我昔日工作过的地方，通常需要6~7 个月的时间来决定分包，然后用5 个月的时间来与分包商谈判，安排妥当，然后另外6 个月的时间开始这个过程。而我们只是生产饼干而已。”
教授让我谈谈是否认为英国处于衰退过程中。我回答说绝对没有。或者说，这取决于你看问题的出发点。当然，英国不再是昔日的大英帝国，但是英国的经济仍然稳定而具有活力。英国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然而却为最不幸的人们保留了覆盖全面的福利安全网。我的回答激起了一些反对意见。一位俄罗斯人说，根据他的经验，英国人懒惰而又无能。一位曾经在伦敦住过一年的年轻的美国银行家说，地铁运转不灵，商店、餐馆、机场和公用事业服务商提供的服务整体水平低得可怕。他说，认为英国仍然是个伟大的国家这一想法是开玩笑。我回答说根据自己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居住的经历，我认为每个国家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每个国家也都有值得改进的地方，谁也不能说哪个国家比另一个国家更出色：比如美国和欧洲度假时间的匮乏、法国和英国的全民医疗保障，以及我为了保证家人在美国一年的安全，刚刚签署的1.1 万美元的支票。我可以看到那位美国银行家在对面向我怒目而视，但是下课后那位法国人走过来告诉我他很感激我代表欧洲大陆发言。“对‘鲨鱼’的存在我很遗憾。”他说道。“鲨鱼”是用来描述无缘无故地贬低别人意见的同学的一个常用语。我还没有充分理解到那位银行家的敌意，但是在其他人看来这是显而易见的：我被鲨鱼攻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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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础课的最后一天，我们回到了伯登礼堂，听卢巴克的报告，看他的幻灯片演示。他给我们展示了哈佛商学院的焦虑曲线。横轴表示时间，纵轴表示焦虑程度。曲线起点很高，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降低，考试期间再次飙升，然后在招生期间停止。他的另一个幻灯片演示把工作周分解开来，让我们看到，教工期待我们每周有55.1 小时的时间用于学业，其中包括上课时间和每个案例至少两个小时的预习时间。根据我上分析论课程的经验，我明白这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低估。课程安排没有留出多少别的时间，他告诉我们，但是这正是挑战的一部分。哈佛商学院不会让大家无所不为。学校要做的，是迫使你做出抉择。你的远大志向是什么？你的义务有哪些？二者彼此一致吗？如果不一致，你应该怎样改变二者之一？你应该怎样利用时间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对班里的许多人而言，每周55.1 小时的时间用于学业听起来就像轻而易举的事情。在先前的工作岗位上，他们习惯于每周工作80~100 个小时。第一年的学习材料中有许多是他们非常熟悉的。但是我并非这些人中的一分子。在最后总结阶段，卢巴克讲起了一位工商管理硕士与哈佛商学院一位管理人员争吵时发生的逸事。随着火气的上升，这位学生脱口而出：“你们为什么这样对我？我是你们的客户，妈的。”“不，你不是，”那位哈佛雇员说道，“你是我们的产品。”笑声沉寂下来后，卢巴克说道：“我猜你们介于二者之间。有时候你们是客户，其他时间你们会感觉像产品。”
卢巴克的讲座结束后，我们步行到奥尔德里奇楼去和各自的小班会面。小班制是哈佛商学院在社会化和人际网络营造方面最激进的举措。在整个第一年期间，学生必须和固定的90 名同学一起上每一节课。他们将是你学术和社会生活的焦点。每个小班都应该是895 名同学这个大班里的一个“小世界”，男女比例相同，美国同学与外国同学的比例相同，有同样的背景和种族组合。在我们今后的生活中，哈佛商学院将把我们看做一个小班。每隔5 年，我们会有一次小班聚会。基金筹集者会以小班为单位向我们发出号召。就哈佛商学院而言，我将永远是2006 届A 小班的一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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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教室在奥尔德里奇楼107 房间，位于一楼男洗手间的隔壁。我们赶到时，大家的姓名标签已经摆放到位。我坐在左边中间位置，对着黑板。这个位置不错，不太靠前，在某种程度上不太显眼。上课前，我们获准可以利用一个存有全班成员照片和简介的数据库，因此大家到达后，我们可以四下看看，看看班里的德国人，运动员，联合包裹运送服务公司的前雇员，投行分析师，喜欢瑜伽、跑步或者非洲舞蹈的同学。在习惯了已有的朋友和熟人的数量之后，突然置身于一个站满陌生人的房间，而且被告知“下一年，这将是你的世界，而且就哈佛商学院而言，一切都由此开始”，这的确出人意料。但是环顾四周后，我发现自己情不自禁地激动起来。在工作10 年之后，这是我第二次上大学的机会。
我被安排坐在两位军方人士中间。右边是驾驶过隐形轰炸机的鲍勃。上《分析论》课时，我见过他，他让我感到恐惧。鲍勃身材矮小，略带红色的金色头发，淡蓝色的眼睛。他有四个孩子，午饭是装在“小熊维尼”塑料盒里从家中带来的。他似乎缺乏幽默感，但做事很果断，恰恰是大家心目中驾驶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军事机器的理想人选。他到商学院求学是因为厌倦了空军生活，希望自己和家人有更好相处的机会。他已经35 岁，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浪费。左边坐的是劳拉，获得MBA 学位后，她将回西点军校教书。鲍勃在伊拉克上空的云层高处投掷炸弹的时候，劳拉在地面上负责她所在单位的供应和会计部门。她喜欢低糖汽水，尤其喜欢咖啡味的激浪饮料。据说哈佛商学院的特点是三个M：摩门教（Mormons ）、军方（Military ）和麦肯锡公司（McKinsey ）。鲍勃和劳拉代表其中之一。摩门教这一方面始于院长金•克拉克，招生处主任也是一个摩门教徒，在我们小班有4 个摩门教徒，其中包括鲍勃。对班里的许多同学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接触摩门教徒，他们的怀疑也促进了时常听到的一夫多妻制笑话的传播。至于军方这一特点，有5 名同学服过兵役，这里面又包括了鲍勃。而麦肯锡咨询公司似乎把哈佛商学院看成了自己拥有的培训招募机构。开学时我们小班有5 名麦肯锡公司的拥趸，到毕业时，他们又说服4 人加盟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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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小班的班主任是本•埃斯蒂（Ben Esty ），一位年轻的金融学教授，他将担任学员与管理层联系的纽带。他不会给我们上任何课，但将担任我们联系校方事宜的顾问。他在教室里前前后后地走来走去，一边拨开挡住眼睛的头发，一边大声地解释说我们的小班对我们多么重要。我们将永远记住这些人。他们将成为我们在商业生活甚至个人生活中遇事时最先想要联系的人。我们将团结一致通过必修课程的丛林，彼此扶持越过无知和愚昧的沼泽，朝着阳光普照、充满机遇的高地前行。这就像那些电影中描述的一样，一群不适应社会或工作环境但却各有所长（有的擅长爆破，有的擅长化装，有的擅长伪造或者空手道）的人，聚在一起去完成一项危险的任务。
然后我们又要玩一次认识对方的游戏。这次我们有10 分钟的时间，大家凑在一起，发现彼此之间相同的地方。这就如同人力资源部门经常让那些宁可做本职工作的人接受的惩罚，是一种为了消磨时间进行的熟悉练习。鲍勃自告奋勇来引导我们的讨论。穿着别致的伊娃是一家墨西哥水泥公司的经理，她看上去很紧张，几乎不开口。我很同情她。然而房间里的其他人似乎很喜欢这项任务。他们又是嬉笑又是耳语又是策划，似乎已经做过100 万次了—事实上许多人的确如此。
首先是中间第二排发言。最右边的一位男士首先开始：“嗨，我叫约瑟夫。我来自纽约，以前是证券交易员。”然后他坐了下来。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以为他没明白要求。然后他旁边的人说：“证券交易员？有意思。我以前在米兰买卖股票。”后面一位站了起来：“米兰？我在伦敦担任咨询师时曾经在那里做过一笔业务。”就这样一直到底，直到连接游戏结束。
然后鲍勃站起来说道：“我们这一排都教过书。”任务完成。他坐下的时候，埃斯蒂说鲍勃或许想做些说明，大家都笑了。在我们前面那排结束后，大家都觉得有些乏味，跟前面笑嘻嘻的咨询师和银行家们相比，似乎不合拍，因为他们似乎认为这是很令人激动的娱乐。所有各组结束后，埃斯蒂问大家是否有什么问题。我身后有人伸出了一只手—他身材矮小，说话一本正经的，带着中西部口音：“有没有人计划周末聚聚？”我看到大家都抬头看着天花板。埃斯蒂说道：“或许你们可以晚些时候讨论这个问题。”他说了声“祝你们好运”，就让大家解散了。
在教室后面，老兵米斯蒂喊道：“有谁一起去红线那里喝杯啤酒？”随后传来了零零散散的欢呼声。她站在门口，挥着手让大家通过，仿佛他们是正准备跳伞的伞兵一样。在《分析论》课上经历的发现感觉结束后，我突然有些垂头丧气。这就是我离开巴黎到此的追求吗？取笑那些喜欢人力资源游戏的20 多岁的年轻人？蜂拥而去喝啤酒的人们？希望发起社交生活的人们？教室外面奥尔德里奇楼和斯潘格勒大楼之间的草坪上，学生联合会已经搭起了一座设有酒吧和让人怦怦心跳的音响系统的帐篷。他们正在播放“黑眼豆豆”合唱团的一首歌。我努力去辨听歌词的内容。那真的是合唱吗？人头攒动，我再次仔细倾听。是的，的确如此。他们唱道：“让我们在此放慢速度，让我们放慢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