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雕塑
1989年，哈佛校园。一个周日上午，个子高高、略显消瘦的王一江快步走在去图书馆的路上，脑子里还习惯性地想着刚才那道经济学证明题。初春的阳光、古朴的建筑和新绿的草地已经为今天的哈佛吸引了不少外来的游客，有几个人正在校园里最有名的雕像—白色行政大楼前的哈佛雕像前留影。雕刻的约翰•哈佛坐在椅上，右膝放着一本大书，身穿大衣，眼睛注视前方，作沉思状。
“他们也许不知道，雕像的模特并不是建校者哈佛，而是他过世后雕塑家找来的一个英俊的青年人。底座上的建校时间‘1638年’也错了，应是1636年。很多东西的象征价值完全遮盖了其本身的瑕疵。”王一江脑海里一闪念，没有放慢脚步。刚来到哈佛时，他曾经兴奋地花了两天时间逛校园，细细欣赏这里陌生的一切。
来到哈佛，王一江不禁感叹于她的美丽：藏书1000多万册的图书馆、欧洲风格的钟楼、现代气派的商学院。呆久了才领悟到：名校真正的美丽在于其中的名师、名课、名生，而校园美景早已不再新奇。
王一江无法停下回忆的思绪，目光落在另一块雕塑上——图书馆旁边一个背着石碑的老乌龟。这是现在惟一能让他多看几眼的校内建筑了。在周围环境相衬下，这尊典型的中国传统石刻虽略显突兀，但对身在他乡的王一江来说却是一种怀旧的情结。石龟是1936年哈佛300年校庆的时候，胡适、陈岱孙等一批“老哈佛”特意从中国运来送给母校的，石碑上的文字是有关教育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不久前王一江还特意问过陈岱孙这只乌龟的来历。陈教授告诉他说当时是胡适牵头，从中国买了乌龟驮石碑，把上面原有的文字凿掉再刻上新的字，一共花了三十多两银子，后来的运费才是主要花销。
王一江终于从哈佛的历史渊源回到自己的学习体验。在哈佛竞争激烈的学习环境中，王一江称自己远不是最刻苦的一个：早上一般六点半起床，跟大多数同学一道拿着咖啡、牛奶等早餐到教室里，一边看资料一边吃，一天几乎都泡在教室或图书馆里。但在王一江眼里，刻苦不在于延长时间，是少去玩，除了吃饭、睡眠、必要的运动外都用来学习、思考。“不能分心做其他任何事情，要整天、整月、整年都在思考经济学，很辛苦。每堂课几乎都觉得有欠账，没有弄懂，似乎是在一直向前走一条走不到头的路。好在有这么多优秀的学生比照着，才让我有动力继续下去。”鼓励合作是哈佛指导学生的一个重点，学生们被分成小组共同研究问题，而且经常是不同国籍的学生搭配组合。把同学老师们聚在一起的又一件事是每天的下午茶。这是哈佛经济系深受学生欢迎的传统：每到下午三四点钟，学院秘书就会准备好茶点放在学院的一个会议室。老师、学生都会过去边用茶点边聊天。平时很难见到的大教授这时候也会过来用茶点，给了学生们很好的同大师交流的机会。
虽然老师很出色，但能够学有所成，关键在于学生们自己。“没有必要盲目崇拜某个大家，主要是弄懂经济学的原理，学一种方法，而后自己做大量的分析。就像下棋一样，不是总要看李昌镐、马晓春怎么下，而是要自己来练习。”王一江提起当年在哈佛的同学，神宇中不由显出一分自豪：“不管什么专业、院系，当时那些‘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同学，现在大都已经盛名享誉世界了。”
“从优秀老师那儿学到的不仅是知识，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原型，让我去模仿。”回忆起在哈佛的经历，王一江当年的同窗学友、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李稻葵也同样感慨万千。“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做学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李稻葵说：“开阔视野是表层的，更深层次是学会了从不同角度思考问题，包容各种观点，而且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我以后的工作中。在教课的时候我会从不同角度来理解所教授的内容，不仅要了解其合理性，还要看到局限性，这样才不是照本宣科。”
李稻葵说，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一起留学哈佛经济系的几位同学如今都已声名赫赫。哈佛给他们这几届留学生最重要的财富便是让他们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那段时间之内，它把我引到了那个山峰的最顶点，尽管我不能像牛顿一样看得很远，不能说一览众山小，但至少它把你推到了这个高度，让你在自己现有的水平下能够看得最远。”
哈佛课堂
又是一个周日的中午，烈日把隐藏在灌木中的蛐蛐晒得直叫，只有寥寥几个学生还在自习室里耐得住寂寞。教室的一角，三个黑头发黄皮肤的年轻人在激烈地讨论。
“原来老师讲工人工资的问题是……”
“是为了引出凯恩斯的理性预期的概念。”坐在中间的李稻葵接过话来，显得有些兴奋：“问题终于解决了。樊纲，一江，跟你们一起讨论，思路就是快呀。”
王一江微微一笑，“别轻松呀，稻葵，你下午不是还有和美国同学一起的小组讨论嘛，听说老师又留了50多页的英文资料要阅读，都准备好了吗？”
“这不用急，我们有分工：美国同学读文章速度快，负责阅读总结；我理解题目还成，就负责解题——各尽其能，事半功倍。”
谈起曾在哈佛读书的经历，李稻葵对17年前的这一幕记忆犹新。哈佛学生学习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分小组讨论，其表现要记入期末成绩，这也正是李稻葵所说的“自己最获益的一点”。
“不同背景的人在一起互相学习特别有帮助。”他说，“刚才提到的那个美国人特别用功，能把老师布置的阅读都读了，还总结得一清二楚。所以一起讨论前，我就不用去读了，专门贡献解题，互相补充。另外我们小组里还有王一江和樊纲。他们的背景为我们的讨论带来了独特的视野：樊纲去黑龙江插过队，对社会现象的观察比一直待在学校的我多不少，而且他还在国内就开始读社科院的硕士了，对传统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有深入分析。王一江也是在北大读了硕士出国的，对经济学整体思想把握得很好。我们第一步是讨论老师讲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讨论老师为什么要讲这些内容，为什么这样讲，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然后就豁然开朗。”
李稻葵认为哈佛的小组讨论更让自己学会了团队合作、欣赏别人的重要性。“法国同学基础素质好，从技术到经济思想再到经济学的基础训练都非常扎实；而英国学生思维特别有直觉，经济学的感觉好，上课能提出来精彩的问题；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中有的很具创造力，视角新。”大家都了解彼此的长处，合作分工就很顺利，这也是哈佛MBA以团队性强而著称的原因。
“在哈佛不但是向名师学习，还要向同学学习。”李教授说自己现在每次给研究生讲课都要向他们强调互相学习讨论。“同学们之间讨论得到的收获往往比从老师讲课得到的东西还多。学习某种知识自己听懂了不算懂，会做作业不算懂，真正懂是能够讲出来，把你的同学教会了，能当同学的老师，这才是真正的懂了。”
讨论不仅是限于小组同学之间，哈佛课堂上学生提问挑战老师是家常便饭。“挑战权威的问题有两类。”李稻葵说：“一种是很傻的问题，甚至是基本概念不懂。哈佛学生这点可以说是傻得可爱，有不懂的就要问出来，不觉得问个傻问题就代表自己不行。这样反而会让不少同学受益。因为有的傻问题是共性的，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听懂了，而且有时老师会忽略把一些最基本的道理讲清楚。”
“第二类问题是特别聪明的问题，”李教授的双眼一亮：“有的问题其他学生都听不懂，经常是跨学科或边缘学科方面的。国外经济系有一个特点，学生的来源很杂，本科学数学的、学哲学的、原来经商的，学经济的是少数。所以有些提问能把不同学科的知识交融在一起，不仅深入而且有实践意义。另外哈佛有很多其他学院的同学来经济系旁听。”他回忆说一名曾在肯尼迪政府学院学习、有过工作经历的同学经常来旁听，问题总是涉及政、经两个层面，甚至让老师同学都有所收获。
“哈佛的课堂并没有一般人想像中那么严肃，经常是很幽默的。有一次一个以严肃出名的老师讲统计课。统计课里用到moment（瞬间）这个概念，first moment表示“均值”。老师说first moment 是这么定义的。快下课了，有个学生就对老师说“you have only one moment（直译：你就只有一会了；意译：马上就要下课了）”。底下哄堂大笑，课堂气氛马上就活跃了，老师也没有生气，因为学生们因此会把概念记得很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