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法国Tradition Securities & Futures公司驻伦敦头牌交易员亚历山大?穆拉迪安(Alexandre Mouradian)将自己的雇主告上法庭，指称公司没有向其支付全额奖金时，我们得以一窥不透明的投资银行薪酬内幕。
穆拉迪安本月向上诉法庭提交的数据，将决定他的案件将以何种方式审理。数据显示，2006年下半年，除了30万英镑的工资以外，穆拉迪安还获得了132万英镑的奖金。公司为8名成员组成的交易所买卖期权团队准备的奖金池中，穆拉迪安一人独占了92%，但他仍坚称自己还应得9.2571万英镑的佣金。
这家Compagnie Financière Tradition旗下的交易商间经纪公司正进行反击，因此，该案件提供了一扇罕见的窗户，让我们得以了解金融集团的员工们如何在年终奖金池中奋力争夺属于自己的一份。以投资银行业的标准衡量，穆拉迪安的奖金额度远远没到高得异乎寻常的水平，但比工资高出四倍的奖金，是他整体薪酬中决定性的部分。如今，这种高度依赖公司收益、延期支付的薪酬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
几代人以来，投资银行家或交易员的薪酬与绩效挂钩，一直是一道美国固有的风景，而且在1986年金融大变革(Big Bang)导致对股票经纪业务的监管放松之后，这种情况还蔓延到了伦敦金融城。容易获得的流动性推高了银行利润，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公司的出现使得对人才的竞争日益激烈，此类薪资的规模也随之迅速增长。
顶尖员工开始习惯于在年底拿到数倍于固定工资的奖金。减扣税款之后的奖金都用于消费，因此从游艇生产商、豪华酒店运营商到保姆代理机构都从中获利，政府从中获得的税收也毫不逊色。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Centre for Economics and Business Research)与纽约州审计署(New York State Comptroller)的数据显示，2006年伦敦市支付的年薪总额达到88亿英镑的峰值，而纽约市2007年则达到了332亿美元。
全球金融危机让这场盛筵瞬间曲终人散，这种薪酬体系目前正遭到前所未有的攻击。人们将一切问题都归咎于高额奖金：从房产泡沫，债务抵押债券(CDO)市场的内爆，到英美资本主义的衰落。
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最近提醒道：“高额奖金的时代已经过去。”这位首相表示，英国政府将通过对银行执行部分国有化来打击“导致不负责任态度或承担过度风险的动机，则让我们这些人为此付出了代价”。保守党方面，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同样表示谴责，称：“纳税人不希望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被用来给失败支付奖金。”
曾鼓吹放松监管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也已经偃旗息鼓。他宣布，“接受美国政府纾困、被美国纳税人的钱拯救的公司或商业领域，其首席执行官都不得享受超过联邦政府最高工资的薪酬”，也就是不得超过40万美元。
甚至为银行业游说的机构国际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也承认银行业薪酬未与长期业绩充分关联。该组织出具的意见书指出，“市场演变致使一些企业采取薪酬激励机制，这加剧了那些可能导致市场动荡的弱点”。现在监管机构开始提出变革要求。英国金融服务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最近致函其监管下的28家大型银行，要求他们“立刻采取行动”，将薪酬方案与长期风险管理挂钩。
来自金融服务局首席执行官赫克托?桑特(Hector Sants)的信件中，列举了一系列希望银行加以避免的不良做法，包括完全以现金支付奖金，或者奖金与当期收益挂钩、但没有考虑到风险或长期结果。各大银行还受到警告，要求它们更谨慎地处理利益冲突，避免将合规及风险部门负责人的薪酬控制权过多地交给业务部门。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银行高管的薪酬方案引起了公众极大的愤怒。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人亨利?韦克斯曼(Henry Waxman)向9大投资银行发出信函，质问为什么在接受1250亿美元政府救助后，他们还留出了总计1080亿美元的工资和奖金费用。“我质疑的是，将纳税人刚刚向银行注入的资金耗费在支付数十亿美元的奖金上，这种做法是否恰当，”这位国会议员写道。
美国财政部(Treasury)已颁布规定，要求接受纾困的银行确保高管的奖金额度“不会引发不必要和过度的风险”，并禁止向接受纾困的银行高管支付高额解职补偿，即所谓“金色降落伞”(golden parachutes)。虽然规定没有标明金额上限，但这的确是美国政府首次采取行动，对此类薪酬加以限制。
美国州郡市劳工联盟退休基金(American Federation of State, County and Municipal Employees union pension fund)代表理查德?费洛托(Richard Ferlauto)表示，“在机构投资者中存在一种期望，即日后的薪酬体制将截然不同。这样机构投资者能获得更强的信心。”佛罗里达州管理委员会(Florida State Board of Administration)高级公司治理官员麦克?麦考利(Mike McCauley)同样认为变革必将发生。“现在存在一种‘让我们从零开始'的心理，”他表示。“我们昨天拜访了一位薪酬顾问。他告诉我，他还从未见过像现在这样强烈的抵触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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