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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麻省理工学院(MIT):科学家的摇篮

转自三联生活周刊

科学家的摇篮

  麻省理工:一个让想象飞翔的地方

  麻省理工学院的魔力

  ◎苗炜

  只要你的电脑连接上网,你可以很快找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各种课程——生物、物理学、电磁学、遗传、历史、文学,在这些基础学科之外,还有一些更吸引人的题目——“哥德尔,埃舍尔,巴赫:一次心灵太空漫游”,或者“艺术、科学和技术中的情感和想象”,你可以找到课堂讲座的视频,也能找到学习笔记,甚至可以参与讨论、完成作业。

  2001年4月,麻省理工宣布,将把2000余门课程陆续摆上互联网,这项开放课程计划OpenCourseWare引起了强烈反响,在一些大学希望以远程教育牟利的时候,麻省理工学院宣称,所有课程免费是对社会的回馈。《连线》杂志称之为“开放源代码式的高等教育”,他们随后的统计显示,哲学、电子工程及计算机、数学、物理是最受欢迎的课程。2010年9月,麻省理工的开放课程已经有多种语言版本和多种镜像,但有心人做出统计,51%的访问者只贡献了一个PAGEVIEW,也就是说只看了一页,29%的访问者看到了5页以上,只有6%的访问者浏览内容超过25页。70%的访问者只来一次,那些只看一页的访问量忽略不计,开放课程网页上的学习者平均只逗留了11分钟。分析者称,绝大多数访问者把开放课程当作维基百科来使用,到这里只为找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才不会跟着电脑完成基础物理的学习。当年,开放课程被认为是“教育民主化”的尝试,甚至是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理念,世界上最好的理工科大学将他们的课程免费提供给第三世界国家的年轻人,但此后的评估显示,开放课程资源的访问者最主要的来源是教师,而非自学者。麻省理工学院的优势学科——电子工程和计算机科学、数学、管理、物理、经济和机械工程,是最受欢迎的项目。

  麻省理工学院的第15任校长查尔斯·维斯特是开放课程最重要的推动者,他认为,把2000门课程提供上网,让世界上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任意使用,这将促进知识的构思、成形和组织过程。“计算机产业从封闭性软件系统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这种以独占知识为基础的系统并不适合它们自己创造的世界。开放式软件和开放式系统构成的有机世界才是真正的未来趋势。”他断言,开放课程的资源并不是一种教学模式,而是院校之间的资源共享,是一种学术发表方式,其精神如LINUX自由软件一样。他说,“我们将生活在不断发展的电子学习社区中,各种了不起的新技术将帮助我们学习。我们一生的学习方式都将受到数字媒体、互联网以及尚在开发中的设备和系统的深刻影响。对此,我深信不疑”。

  “但是,我更加深信不疑的是,住宿制大学仍然是我们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为我们提供最集中、先进和有效的教育,天资聪慧、富于创新的年轻人同住同学,又有乐于奉献的教师朝夕相伴,由此产生的魔力是机器无法取代的。”维斯特校长还说。

  理查德·费曼,这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在普林斯顿、康奈尔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等著名学府闯荡多年,在他那本著名的《别闹了,费曼先生》中,他这样谈论麻省理工学院——“我从不同的学校,学到的东西各有千秋。麻省理工学院是个很好的学校,有他独特的精神,学校里每个人都认为它是全世界最美好的地方,相信他是全世界——至少是全美国——科技发展的中心,就好像纽约客看纽约市的情形一样。你会有一种和他共生的奇妙的参与感,很想继续参与下去——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得天独厚的一群,运气好才能待在那里。”

  艾伦·古思17岁进入麻省,拿到硕士学位后,麻省理工学院给他的奖学金是每年4000美元,这在1970年可以过很富足的生活。古思从一个博士后转到另一个博士后,直到1980年在斯坦福研究所发表一篇论文,详细阐明“大一统理论”的含义,再回到麻省物理系任教。他说,他对真正的科学有所体验,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回旋加速实验室里实习的时候。这里的回旋加速器与别处的不同在于,它可以安装在一个房间里,由一个人操作,“当你是一个刚刚开始学习的本科生的时候,你的感觉就是一个学生,不是科学家,那时我第一次有一种科学家的感觉。”他喜欢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像水龙头一样谈论物理,直到一位不懂物理的听众也要点头称是。

  1957年,埃德温·兰德在MIT发表演讲,其题目是“科学时代的大学理念”,他的主旨是每个人生来就有无限的潜能,大学要有大力激发年轻人的创造力。兰德的建议被麻省理工学院归纳为“本科生研究机会计划”,年轻人有机会和教授一起从事科学研究,而不只是坐在课堂上记笔记。每年,全世界的聪明学生来到麻省理工,他们享受到的氛围是无法复制的——

  “嗨,我从小的偶像就是霍金,我想成为一名生物学家,所以我到麻省来简直太正常了。但真到了这里,在大学一年级时和各种人接触,我才发现,每个人到这里的道路都不寻常,他们心里都一个了不起的想法,互相激发。”

  “嗨,我是个受虐狂,我读的是物理和计算机科学的双学位,我已经修了如下30门课(省略),我喜欢演戏,我演过《阴道独白》和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我是女子冰球队的成员,我还参加过乐队演出,一个了不起的物理学家在乐队里拉大提琴。”

  “嗨,我是苹果的销售代表,在我们学校里很多人都用苹果,我课余时间的一个任务就是琢磨用苹果电脑还能干什么,我玩《吉他英雄》,这个游戏是我们的校友做出来,我想的是怎么把MIDI键盘和游戏连接上,我不是要卖电脑,而是和朋友讨论电脑有什么新鲜的玩法,苹果公司会为此给我付钱吗?”

  “嗨,你可能听说过麻省的课业繁重,我们一周上48小时课,但一周有168个小时,课余时间有数以百计的活动小组可以参加。我们喜欢体育和艺术,如果你能管理好你的时间,你就能保证充足的睡眠,但有时候睡觉是很没意思的,要是夜里两点,宿舍里忽然有一帮人谈论起政治或基因,你也许乐于参与。”

  麻省理工学院的确把课程免费提供给了全世界,但同时他们也把全世界都带到校园里。这所学院一向以变化教学方法、应对现实问题著称,在数字时代,来到这里的孩子们早已习惯通过互联网学习,他们在校园又会体验到什么样的魔力?杰苏尔·阿拉莫教授创办了一种可用于微电子设备的网络实验室,学生可以24小时在任何地方使用。建筑与规划学院的学生,可以将他们的设计提交给世界上最著名的设计师进行评判,一个班级可以有多名专家进行在线的团队教学。电磁学的课程将完全在工作室,没有讲座,学生们要动手做实验,这个项目叫“技术促进主动学习”。维斯特承认,现在的环境是以多种不同形式呈现、接受和传递信息,学习者借助各种技术和自己的五种感官在学习,许多新的教学方法只是皮毛,但麻省必须参与到这个试验当中,怎样在一个信息时代学习和创新,是一所伟大学校应该探讨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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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的MBA如果能多招一些人就更好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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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赫尔:人人都是钢铁侠

  “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我的腿会和正常的人腿有完全相同的功能。然后我的腿会有更多的升级和拓展,到时候,它会比你的腿更好。我走路所耗费的能量会比你小,我的速度会更快,我可以用更短的时间跑马拉松。10年内,我想做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

  记者◎陈赛

  尽管非常微妙,但你还是能觉察出休·赫尔教授走路的姿势有点奇怪。

  在媒体实验室,这位教授是一个传奇人物。他7岁开始攀岩,17岁那年,在一次登山事故中,他双腿被截肢。之前,他已经被认为是美国最好的登山运动员之一;之后,医生给了他一副假肢,然后告诉他,你永远不能再爬山了。

  3个月后,他扔掉了那个假肢,然后自己造了一副假肢,可以根据山的地形自由伸缩,很快,他就攀上了比事故前更高水平的岩壁。他的登山同伴们一开始对他充满同情,但很快,他们开始喊不公平,因为他的“超级腿”给了他不公平的优势。

  那场事故后,这个以登山为人生全部梦想的少年迷上了物理学,因为这是设计假肢的知识基础。本来对读书毫无兴趣的他上了大学,在MIT获得电子工程学位,在哈佛获得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之后重返MIT继续博士后研究。写博士论文的时候,因为他的手患了重复性压力障碍,他在眼镜框上装了一支铅笔,用脑袋打字。

  27年来,为了给自己一双更好的腿,他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假肢:登山专用的,走路专用的,跑步专用的……既然现在他的一部分身体是人工的,那么他可以尽情地发挥想象力。

  “当我还在跟自己的新身体打交道时,我把自己的腿看成是一个巨大的鞋。一个人的鞋柜里可以有很多鞋子,一个人也可以设计很多不同功能的假肢。”

  按照文明社会的规则,如果一个人坐着轮椅,你不应该盯着轮椅看;如果一个人的走路姿势怪异,你不应该盯着他的腿看。赫尔教授大概觉得这种文化潜意识很可笑。为什么你们看不到他的假肢有多酷,多么强大呢?

  这个叫PowerFoot One的智能腿曾经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最佳发明。它用电动机、弹簧、传感器和一个精密控制系统,模拟脚和踝关节每一动作环节的能量传送机理,可以适应不同的地面坡度和步伐,还可以区分使用者是在上楼还是下楼,并且提高了行走速度和稳定性。它甚至可以让人自如地架起二郎腿。

  赫尔教授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安静、内向,但他展示自己双腿的方式里带着一种显而易见的骄傲。现在,他正坐在媒体实验室的一张椅子上,交叉着双腿,似笑非笑的看着我,眼神带着对一个所谓肢体健全者的善意的嘲弄。

  他甚至把他的假肢设计得很美很时尚。这对他很重要。

  “什么是美?美在你眼中与在我眼中是不同的。”他指着桌上摆着的一个机械腿,淡淡地说,“我认为它很美,你可能认为它很丑陋,世界上很多人会认为它很丑。”

  为什么?

  “因为它是机器,不是人,却试图模仿人的身体,我可以想象有人会觉得不舒服。”

  “有人不愿意触摸一个人工腿,或者不愿意跟一个有人工腿的人在一起,他们认为它们很丑。大部分人是这样的,很多很多人……”

  在他的实验室里,这些人大概会昏厥过去。这里到处都是机器,电焊、电锯,桌子、椅子、沙发上横七竖八地躺着各种各样的机械腿、脚踝、膝盖、人工骨骼。

  这里代表了一门新兴科学的最前沿。生物机械工程,融合了生物学、机械学、电子学等多个学科,目的是发明能植入或者接入身体的机器,让机器帮助原本残缺的身体或大脑执行正常的生理功能。

  赫尔教授相信,在今天的时代,机器和人体的混合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这不是一件坏事。

  “世界上有一半的人都深受身体残疾之苦,截肢、瘫痪、肌肉萎缩……即使你不遭遇这种悲剧,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步履蹒跚,身体失去平衡。这么多的人类苦难,通过技术,是可以弥补的。”

  他对技术的迷恋,就在于它治愈的能力。虽然他的技术现在还很昂贵,一副智能腿要三五万美元,不是谁都能消费得起。

  在媒体实验室,他的工作重心已经渐渐从假肢的设计拓展到如何使正常的身体更强,更快,更有效。

  他们发明的外骨骼,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能模拟自然步态的辅助系统,可以完全自然的行走。与军事用途的外骨骼系统不同,它更小,更轻,需要很少的能量。他希望这种技术能使普通人行得更远,跑得更久,或者提起更重的东西。

  “现在已经有可以让人跳得更高的外骨骼,但那种技术并不难实现。让一个人以最小的能量从A走到B,这才是更难的。”

  在他的设想中,这种外骨骼系统在未来50年内会演变成一种“移动平台”。就像人的第二层皮肤,人们可以穿上它,以最小的能量进行最快的运动。到时候人们会跑着上班,而不是开车上班。到了办公室以后,他们可以把这套平台脱下来,挂在衣架上。

  “我想它会很有意思,比车更有意思。”赫尔教授略带神秘地笑着。不过,我实在想象不出那会是什么样的东西。人人都是钢铁侠吗?

  或许这就是赫尔教授的目标——有一天,机器不仅能完全代替人体的功能,甚至超越人体的设计。

  就目前的系统来看,假肢已经在速度、步态、平衡等方面部分甚至完全模拟真实的人腿。但是,机械与神经系统的连接仍然是一个艰难的问题。人工腿感觉不到冷热,当它走过一片草地,无法感觉到草的柔软。不过,包括媒体实验室在内的很多地方都已经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你以为人的身体是进化的终极吗?

  “不,进化从不停止。”他说,“我相信会有这么一天,我的腿会和正常的人腿有完全相同的功能。然后我的腿会有更多的升级和拓展,到时候,它会比你的腿更好。我走路所耗费的能量会比你小,我的速度会更快,我可以用更短的时间跑马拉松。10年内,我想做这个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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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以一种最纯粹的形式发生

  ——探访MIT媒体实验室

  “以前我们想到技术,总是在谈人工智能,怎么让机器变得更聪明,让他们像人一样思考,具有深刻的感受力。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未来我们应该做的是,怎么利用技术让人变得更聪明,更强大,更独立。”

  记者◎陈赛

  关于媒体实验室的故事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是:他们发明了一个会跑的闹钟,闹钟一响就满地跑,横冲直撞,你必须斗智斗勇,才能抓住它,把它关掉。后来这个发明被改造成了一个流行商品,叫Clocky。有人看不过,批评说,一群科学家聚在一起,就为了发明这么个玩意儿?但是,媒体实验室的科学家们不以为忤,反而洋洋自得,认为发明也要有娱乐精神,我们不怕犯傻。即使在MIT,媒体实验室也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地方。

  MIT的低调平实,反映在校园风景上,简直像一个大工厂,所有的楼都是用数字代码。我眼前的这个建筑也一样,编码E15,事实上,对科学家来说,它未免太精致了一点。从外面看,它就像一个巨大的玻璃盒子。楼里的一切东西几乎都是白色的。当阳光穿过半透明的玻璃墙,大厅里空荡荡的,你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巨大的雪花球。这是媒体实验室的新楼,8个月前才刚刚落成,耗资1亿美元,是日本建筑师槙文彦的作品。

  这里有一种奇异的透明度。你在楼里的任何一个位置,都能轻易看到每个角落的人在做什么。“视觉上的透明,代表了一种智力上的透明。”弗兰克·莫斯,媒体实验室的主任这样告诉我。弗兰克·莫斯一头白发,精力过人,他的热情有一种强烈的传染力。这大概是他作为一位企业家,却能领导媒体实验室的原因之一。他也曾经是MIT的学生,拿到航空航天工程的博士学位,毕业后却转向IT行业。在加盟媒体实验室之前,他经营好几家IT企业和生物科技公司。

  因为刚刚搬进新楼不久,很多人的案头还摆满了杂乱的书本、器械和实验材料。上上下下走一圈,很快就感觉到一种强烈的机器的气场。机械腿散落在沙发上,可以折叠的摩托车蹲在角落里,机器人从架子上冷眼看着你。这并不奇怪,媒体实验室在成立之初,就是为了研究人与机器的关系。但是逛久了,你也会发现许多轻盈可爱、充满人情味的发明。

  在一个叫Tangible Media的小组,我看到几个设计得非常雅致的玻璃瓶,揭开瓶盖,就有音乐冒出来。如果外面天气晴朗,玻璃瓶会发出鸟鸣的声音,如果下雨,瓶子则发出雨的声音。原来玻璃瓶也可以作为一种信息的容器,而且处理得如此诗意。这个小组的导师是个日本人,叫石井裕。“音乐瓶”就是他为自己的母亲设计的。此人似乎很低调,媒体上基本看不到对他的报道。约翰·昂德科夫勒是从这个小组走出去的名人,《少数派报告》中汤姆·克鲁斯戴着手套用手势捕捉屏幕的镜头,就是他设计的。这人在MIT得到从本科到博士的全部学位,还是个文艺青年,喜欢在树下读歌德。他在媒体实验室待了十几年,后来开了自己的公司,试图把电影里那种手势界面系统推广到真实世界。

  媒体实验室一直对人与世界之间的界面感兴趣。他们还有一个专门研究界面的小组“流动界面”,由美丽的比利时女教授派蒂·梅斯(Pattie Maes)领导。她不喜欢一切手持设备,包括iphone,认为都是不自然的界面。她的目标是消灭这些设备,把它们的功能释放到日常生活的材质里。与其让我们“移民”到数字世界,为什么不让数字技术融入到我们的真实世界里来?“流动界面”有一个叫“第六感”的设备,去年在网络上迅速蹿红,几乎成了媒体实验室的活招牌。在国内时就有不少朋友给我发过视频,可惜“天才”印度学生普拉纳夫没有在实验室,无缘得见。“第六感”由超便携投影仪、摄像头、手机和可穿戴式指套构成,可以挂在脖子上,当一个人带着这套设备靠近任何物体时,信息就会被投影到物体表面上,人就可以与真实物体进行交互了。你可以用手势拍照片,躺在沙发上编辑天花板上的图片,甚至在手掌心里拨打电话号码。其实,“第六感”的每一种技术都已经很成熟,只不过他们用一种很巧妙的方法把它实现出来而已。

  这里更让人觉得神奇的是一堆电子积木,叫Siftables,每一块积木都有屏幕和无线装置,彼此之间能互相感应。你可以把它们挪来挪去,产生许多不可思议的效果。比如,如果两块积木上分别显示两个不同的人像,把他们放在一起,积木里的人像会对彼此产生兴趣。如果被包围的话,他们一样会察觉,会显得有点慌张。就像哈利·波特里那些会说话的人像。它还可以用来做数学题,玩拼字游戏,编辑照片,玩DJ,一个有着无限可能性的小玩具。

  “终身幼儿园”小组是一个有趣的地方,布置得像个幼儿园,到处都是玩具,颜色鲜艳,窗户上趴着一只乐高玩具做成的大蜘蛛。这个小组的负责人米歇尔·雷斯尼克教授有一个信仰,认为孩子们应该通过建造东西来学习,培养创造力。人们不仅应该在儿童期间玩更多像乐高积木这样的玩具,而且这种爱好应该陪伴他们一生。他利用乐高玩具的原理,为小朋友开发了一个开源的编程语言平台叫Scratch,孩子们可以用这套软件来创造自己的故事、游戏和视频。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就是一种发现的过程。而且,作为数字一代,他们愿意互相分享。Scratch已经制造了100多万个故事。

  在三层的休息区有一个乒乓球台,两个学生正在玩乒乓球。如果打开旁边的一个投影仪,这张乒乓球桌就变成了一个屏幕,上面有小鱼在游动,乒乓球击打桌面的方向和力度会改变小鱼的游向,于是一场乒乓球赛可以变成一场游戏。这是一个中国女孩萧潇的作品。她在北京出生,15年前来美国,汉语已经不大利落了。她在MIT学计算机科学,辅修建筑学。她从本科开始就在媒体实验室实习,现在正在这里攻读硕士学位。她是一名钢琴手,所以她发明的界面与音乐有点关系。媒体实验室的中国留学生很少,萧潇在MIT接受本科教育,所以很容易就融入这里的文化。但对于那些在国内接受本科教育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却往往要经历一段痛苦的文化适应。

  “刚来媒体实验室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学生。我的数学编程能力很强,任何人给我一个题目,我都能很好地帮他解决。”沈大嵬,媒体实验室的一位中国研究员告诉我,他本科毕业于清华大学,正在这里攻读博士学位。“我每天缠住导师,问我该干点什么。导师说,那你就干点什么好了。”他说他花了4年的时间,才渐渐适应这里的思维习惯,“你不应该等着导师给你活干,而是自己去找一个有意义的问题,一个别人没有想到的问题,一个别人没有找到的角度,然后想办法解决它”。

  从15年前起,“媒体”这个词早已不再适用于这个实验室。他们的研究范围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概念的“媒体”:智能车、人工腿、改造大脑、拓展记忆、情感机器人……这些五花八门的研究,如果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拓展人类”。

  “以前我们想到技术,总是在谈人工智能,怎么让机器变得更聪明,让他们像人一样思考,具有深刻的感受力。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未来我们应该做的是,怎么利用技术让人变得更聪明,更强大,更独立。”莫斯教授说。

  但是,在这里,有一些东西始终没有变。25年前,媒体实验室刚成立的时候,作为创始人,当时MIT的校长杰罗姆·韦斯纳(Jerome Weisner)和尼葛洛庞帝教授就认为,科学最让人兴奋的地方在于交叉领域。所以,除了科学家之外,他们当时还邀请了许多艺术家一起加盟实验室。从此,“多学科”被作为一种传统在媒体实验室保留了下来。

  今天的媒体实验室,一共有25个教授,带领着25个小组,每个小组6个研究员,都是MIT的研究生和博士生。这些教授和学生很多都是“博学者”,你随便在这里遇到一个人,他很可能精通5个领域的研究。到最后你会发现,这里根本没有学科的概念。在参观完媒体实验室,弗兰克·莫斯接受了我的采访,谈论他对科技的见解——

  “无论世界上哪一所大学,MIT、哈佛、普林斯顿、耶鲁,或者亚洲的大学,在过去的数百年,甚至更远的年代里,一直都是划分不同的学科。比如计算机科学、电子工程、社会科学、生物学、物理学、数学……总体来说,每个领域的研究者都会固守自己的领域,只有偶尔,才会与别人相连。但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挑战将无法再单独的领域里面解决,而是必须由计算机科学家、工程师、设计师、艺术家、生物学家,彼此互相关联,在一种开放互动的环境中共同解决。这样的问题有很多,比如健康。很多让我们照顾自己健康的方法,必须结合生物学、计算机、思维与行为科学、化学的理解才有可能实现。”

  “媒体实验室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我们的研究是没有方向的(undirected)。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研究型实验室、学院派实验室、工业界实验室或者政府研究所,你所得到的项目资金必须要求你的研究方向一致,比如治疗某种癌症,保证某种计算机网络的隐私安全,这些都是有方向的问题,但我们没有。”

  之所以能在科研上有这种自由度,是因为这个实验室独特的筹款模式。他们每年3000多万美元的资助来自60多家知名的大企业,包括Google、微软、Hasbrow、时代华纳、LG、三星等。这些企业掏钱,但并不干涉实验室的研究。作为回报,企业可以派人观察实验室怎么创造,怎么创新,如果他们从某种发明中看到商机,必须向媒体实验室申请授权。

  有时候,他们经常会有一些意外的惊喜。一个经常被提及的故事是,上世纪80年代末,在为马友友设计“超级大提琴”时,托德·曼库弗教授发现了一种技术,能测量身体在环境中的位置和姿势,后来一家日本公司看到这个发明,把它应用在汽车的儿童座位上,用来测量孩子坐的姿势对不对,是不是在动,以保护儿童在车内的安全。现在,几乎全世界每辆车里都使用了这样的技术。

  “这个时代,技术更新太快,世界变化太快,每个公司、政府、组织,都意识到创新对于未来成功的重要性。你必须创新,才能跟得上时代的脚步。我们为他们提供的,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东西。这是一个由激情驱动的地方。”弗兰克·莫斯说。

  “在这里,你的激情和兴趣决定你的研究方向。休·赫尔教授的激情是消灭残疾,他自己17岁的时候失去了双腿;威廉·米切尔教授(已经去世)的激情是让城市和建筑变得更加智能化;雷斯尼克教授的激情是让每个人的一生都保持孩子在幼儿园时代的好奇心,通过创造和建造事物的方式来学习,从而创造一个有创造力的社会;托德·曼库弗教授的激情是让每个人都能创作音乐,从音乐中获得意义。至于我自己的激情,是让每个人能在余生保持独立生活的能力。当你变老,你需要帮助,但现在我们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这些老人获得独立生活,但技术可以做到。我的母亲老了,她的背不好,所以总是坐着。每次我扶着她走路时就想,为什么我母亲不能继续走路?我想,总有一种技术,能让她重新走路。她也许不能再跑步,做她三四十岁时候做的事情,但至少可以舒服地走路。人老了,身体的各个器官都变得虚弱,手脚、心脏,有太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了。我希望能看到我母亲重新开始走路、逛街、做饭,这是我的激情。”莫斯教授在媒体实验室主持一个叫“新媒体医学”的小组,算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解答方式。他的目标是改变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弊端,使病人能够平等参与到治疗中,对自己的健康和信息有更多的控制权。“一直以来,MIT解决的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人的问题,但是,仅仅为既有的问题找到答案是不够的。媒体实验室更看重的是提问,提出一些你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时代的挑战在于,要提出新的,不同以往的问题。时代进步了,我们更健康,经济更发展了,但作为一个社会,我们在提出新问题上是失败的。你看今天的世界,技术给了我们许多信息,你能Google任何问题,但你不觉得自己对这些信息有控制感。尽管有这么多的信息,它并不能减少你对自己的健康、财务的忧虑。所以,我一直在思考的一个大问题是,我们怎么利用这些飞速发展的技术,传播技术,信息技术,帮助人们控制自己的健康、财富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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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的休·赫尔教授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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