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杜克大学物理系教授高海燕自传1（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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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素描：高海燕，实验核物理学家。上海人，84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89年赴美留学，94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物理学博士。博士后研究之后，97年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执教，任助理教授和副教授，2002年受聘于杜克大学，现在是杜克大学终身教授，并担任杜克大学物理系副系主任。本篇访谈由海燕本人口述整理而成。

　　 一、家庭的影响和童年

　　要谈我个人的成长经历，首先要说说我的家庭。我的爸爸是浙江黄岩人。他的经历比较坎坷。他中学毕业后做到了中学校长。当时国家提倡“有志青年去大西北”，所以他也就响应国家号召，热血沸腾地报考了青海民族学院。当时他的目标是毕业之后去西藏，在那里做民族工作。59年到61年之间是“三年自然灾害”，爸爸在那里没有少吃苦。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也有人为的因素在里面。63年他回到上海，在上海近郊插队入了户。

　　父亲是学文的。在文革的时候被安排抄写大字报。一次他写得实在太累了，写错了一个字。结果就被关了起来，关在长兴岛（上海边上的一个小岛）一段时间。父亲是个非常豁达的人，他从来不记仇，他总是说没有什么不好的人，因为当时的环境就是那样。我们家从来都是往前看。所以周围的朋友、邻居和同事都特别尊敬我爸爸。差不多我初中的时候爸爸被平反。他平反之后，领导要调他去中学工作，但他决定在当地乡镇企业发展，一直从事企业管理直到退休。

　　妈妈家在上海宝山，毕业于上海机器制造学校。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了长春气象仪器厂。那个年代是文革，专业也没有什么用武之地，妈妈自从毕业后，就没有再接触过自己的专业。那时候在长春，因为我们一批人来自上海，就被看作是“上海帮”，那时候有所谓的“武斗”，通常几批人打得不可开交。

　　我是出生于66年，原名陈燕，后改名为高海燕。海燕在当时比较受欢迎的一个名字，父母给我取这个名字就是希望我能像海燕一样高高飞翔吧。从小父母对我管得就不多。他们一直认为：重要的事情是为女儿创造好的学习条件。那么创造了条件之后，如何实现，就要靠自己了。

　　谈到读书，我想我以前对于读书的概念其实是很幼稚的。因为从我开始懂一点事情开始，就知道爸爸曾被抓过。我小的时候，一年在上海和爸爸生活在一起，下一年在长春和妈妈在一起。有一年春节我和妈妈一起回上海探亲，爸爸有事出去，很晚还没有回家，妈妈非常担心。在我小的时候，就知道母亲总是特别担心父亲。那时候是冬天，天气特别冷，妈妈带着我去公共汽车站等爸爸。我不太懂这些东西，后来才明白这与政治有关，与愚昧有关。那时候我就暗暗下了决心：我如果读书好，就没有人能欺负我的爸爸，所以我要读书读得比谁都好――这样人家才能不欺负我父亲（声音一度哽咽）。

　　我从小就很独立。个性比较强。这里还应该提一提我的外婆。我的外婆是非常能干独立的女性。刚解放的时候，她在上海从事妇女工作，是一位极其出色的女性，就靠一点东西，她就能很好地养活一家人，并去帮助别人。只可惜我的外婆因为哮喘，去世得比较早。我的妈妈也非常独立，当时在上海和长春两地生活，所以我有时候会想，也许是妈妈继承了我外婆的性格，我又继承了妈妈的性格（笑）。

　　我小的时候一直喜欢唱歌。当时我梦想的地方是长影乐团。你们可能都没有听过，长影乐团是新中国最早成立的乐团之一，《我的祖国》、《敖包相会》等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均出自该乐团。那时候家长都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女孩能够进文工团。觉得这是比上山下乡要好很多的一条人生道路。所以我那时候学唱歌，还学拉小提琴。

　　时候转眼到了73年，妈妈总算能调回南方了，准备把我寄宿在姑妈家。这样将来可以进长影乐团。但是我不太愿意远离父母，而且加之对北方的饮食不太习惯，就随妈妈一起回到了南方。那个时候，我在上海上了一年小学，因为妹妹出生了，所以我就去了江苏昆山，边上学边帮助妈妈抚养妹妹。妹妹比我小8岁，我们姐妹俩感情非常好。

　　那时候在昆山北窑工业区的子弟小学读书，小学老师姓曹，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他教书教的非常好，但是非常辛苦。有件有趣的事情：当时我们三年级和五年级的学生在一个教室里面上课。每节课一个小时，前半个小时是三年级的课，后半个小时是五年级的课。所以对我来说，先上半个小时的三年级的课，然后曹老师就会让三年级的同学做作业，同时给五年级的同学上课。而我听完三年级的课之后，就会接着听五年级的课，这样学到了好多知识。

　　昆山北窑原先是个劳教农场，后来变成了一个工业区所以地特别多，我们就开垦荒地。我们当时种毛豆、向日葵、山芋，收获的时候，每个上学的小朋友都可以带很多农产品回家。通常是妈妈还没有买到，我已经带回家了。所以我想现在我还是喜欢在自家院子里面种东西，与小时候的经历不无关系（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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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学时光

　　来说说我的中学时光吧。我在昆山一直呆到77年，然后回上海，在上海我考入了行知中学。这是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抗战时在重庆一手创办的学校。前身叫做育才学校，后来迁移到上海，改名为行知中学。当时上海有十个区，十个县。大概的市重点中学有十几所。行知就是其中的一所，学生的主要来源是崇明县和宝山县。我第一年中学时还是回家的，从初二到高三就一直住校。所以同学之间的关系非常不错。

　　行知中学的老师对我的一生都有很大的影响。那时候他们都是宝山县最好的老师，绝大多数毕业于文革前，可谓“群贤毕至”，非常认真负责。我印象中，数学、物理和英语这几科的老师尤其棒。如果要说影响最大的老师，我想是物理老师张安伦。她和著名电影演员陈冲的妈妈张安中是堂姐妹。她年轻的时候经历很坎坷：她一直的梦想就是成为一位物理学家，但后来生了一场大病。师范学院毕业之后，她走上讲台，把自己对物理的热爱传递给学生。听她上课，能真切地被她对物理学的那种执著和热爱所感染。

　　英语老师也要提一提。我初中和高中的两位英语老师，赵雪芳老师和林和卿老师刚好出自同一位外语专家的门下。这位外语专家是当时出口译制片的翻译。我的英语老师对大家的口语发音要求非常严格。我日后用比较纯正地道的英语和同事交流时，常常感悟这得益于中学时打下的坚实基础。

　　初中考高中是全县统考。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行知高中。在高中时，最让我骄傲的有两件事：一是高二的时候我担任班长，那一年我们班获得了“上海市三好班集体”的荣誉称号，我代表班集体去领奖。参加夏令营得到了一次去济南泰安旅游的机会，还爬了泰山。另一件是高三时，我被评为“上海市三好学生”，这次是去了北京清华大学，在那里住了十天。即将去清华读书，所以那次的清华之行印象特别深刻。

　　谈谈高考吧。猜猜看我当时的理想？说出来你不一定相信。我中学时对越剧着迷，高三时曾经很认真地考虑过报考上海市越剧团。但是越剧团需要的两个“硬指标”我都达不到：一是上海市户口，二是身高，差了两厘米吧（笑）。所以我才放弃了这一想法。

　　填志愿的时候我有几个想法：我喜欢清华的物理系，在我印象里，清华的学风朴实，清华的学子朴实，这都是我所喜欢的，所以这是第一选择。第二个选择是复旦的生物系，那个时候生物算是新兴学科；但我觉得天地很大，不想一直留在上海；第三个选择是南京大学的生物系。所以最后志愿是这样填的：第一志愿清华，第二志愿南大。

　　高考时我回到江苏昆山，算是“客场作战”。如果在行知中学考试的话，监考的都是自己的老师，老师会送来橘子水和冰毛巾。而在昆山，我和妈妈住在县教育局的招待所里面，晚上很多人在一起讲话，吵得我睡不着觉。当时考完之后，感觉非常不好，觉得没有达到自己最佳水平，后来成绩出来之后，还是我们高中第一名。

　　清华派来了招生老师到上海做宣传。这个老师正好也是上海人，他来了之后，在各个市重点中学做宣传，要找最好的学生。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我考取清华之后，他专门来接学生。大概有70多个考入清华的上海籍学生，装了满满一节车厢，那时候上海到北京还没有特快列车，我们大概颠簸了20多个小时才到北京。我们这70多个人关系很不错，就首先要归功于当年火车上开始结下的友谊。后来大家分布在清华的各个系，每次见面都特别亲热。

　　我是我们当地文革之后最早的一个大学生，尤其还考上了清华大学。这在当时我们那里算是比较轰动的事情。我妹妹喜欢建筑和环境工程，后来她考上了同济大学，当时她的分数也达到了清华的录取分数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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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华岁月

　　高考的时候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政治和生物共七门科目，前六门每门100分，生物30分。我的高考成绩在清华物理系一届上百人中算是前20名的水平，但不是最顶尖的。当时憋了一股劲，一个学期下来，我考了最高。在清华物理四年我一直是全系第一名。

　　刚进清华那会儿，我有两个感觉：一是清华特别大，自行车是最重要的代步工具，没有自行车真是寸步难行；二是课间换教室特别匆忙。那时候课间只有很短的十分钟时间。人群熙熙攘攘，大家摩肩接踵。即使是你撞了别人也不用说“对不起”，因为别人很快就会撞你的（笑）。

　　刚进清华的一个小插曲是国庆35周年阅兵。高年级的同学为了这次游行，准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也选择一些低年级的学生去参加，我就很幸运参加了这一庆祝活动。那时在天安门前人山人海，特别热闹。

　　在清华，老师的水平都很高，他们研究教学，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对我来说，从行知到清华的一个重要转变，就是明白了大学学习光靠老师是不够的，你必须要学会如何自己去图书馆，去找资料，以前中学时，我会光顾图书馆借点小说看看，后来明白了图书馆不光是一个休闲的场所，也是一个学习的场所。

　　物理系分专业的时候，我选择了核物理作为自己的专业。重要的原因就是居里夫人和吴健雄――这两位我所崇拜的女性物理学家都是做核物理的――就是这么简单。如果说还有其他理由，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几乎就是一部核物理发展史。你看看近几十年的诺贝尔奖，与核物理相关的占很大一部分。核物理对于物理学的发展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再来谈谈理论和实验这两个部分，以前成绩比较好的学生总觉得自己应该做理论，后来张礼先生，清华的一位老教授，曾经是留英的，也在加州理工学院作过访问学者，他给我们开过一门暑期课程――现代物理学引论，就是告诉大家一些最前沿的理论。他给我专门提过建议，说做实验应该更适合我。这差不多是在大二的暑假。

　　虽然有张老先生的指导，但坦率地来说，上大学之前接受的动手方面的训练很少。在中学，也就做过一些生物方面的实验，一些简单的解剖，物理方面的实验是比较少的。进了清华后，我觉得动手方面的训练还是不足。我们课程设置中分普通物理实验和近代物理实验两大类，近代物理实验包括穆斯堡尔效应这样的实验，核物理专业还有核物理方法导论的实验。采集数据，分析数据，最后再写实验报告。来到美国后，我觉得比起美国本科生的动手来，我们的训练还不够。这些年肯定有进步，所以这样的训练在当时也算是很不错了。

　　大学期间我还读了很多课外书，琼瑶的言情小说当然必不可少（笑）。大陆的作家我比较喜欢王安亿、宗璞、张抗抗、王蒙、贾平凹等。我发现了一个巧合，我喜爱的女作家大部分都是上海籍，或是把故事的背景放在上海。我从小在上海长大，也在其他城市呆过，所以城里城外都经历过，特别能够体会故事中包含的意思。我还喜欢读一些世界名著，比如《傲慢与偏见》、《双城记》等等。

　　我在清华的四年是比较典型的80年代的大学生生活。经历过文革动乱的日子，大家普遍觉得要把失去的时间给补回来，风气非常踏实。学校里面很少有人经商。大概有几个同学从外面买来一些东西，再回学校里面卖。但是老师当中绝对没有。

　　要谈对大学毕业之后的打算，说真的我当时没有特别考虑过。80年李政道先生主持的CUSPEA考试在物理系学生中特别有名。当时北大和科大考 CUSPEA的风气比较浓厚，相比较而言，在清华就没有那么浓厚的气氛。一些学生考CUSPEA，花在系里面的专业课上的时间就相对比较少。所以有些老师觉得专业课与CUSPEA考试在时间方面有冲突。当时也有老师帮助应试训练，但是他们更看重物理学的素养。清华在当时和德国的研究机构有一些合作，所以院系的老师给我设计了一条“4+4”的道路：就是用4年读完本科（那个时候清华本科五年），然后送到德国联合培养，再用4年拿下博士学位。我大一就过了英语六级考试，上了两年德语。当时觉得自己的德语学得很不错，但是96年到德国做实验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德语已经全部忘光了，当然这是后话（笑）。当时我觉得这个计划很不错，所以没有怎么想过到美国读博士的道路。

　　我的毕业设计被安排在原子能研究所。在那里，我遇到了我以前的先生。他要到美国读书，我就随之改变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当时已经是88年5月中旬了，和系里面提出我的想法后，清华的老师非常遗憾，但是他们还是尊重我的意见。我当时要结婚，大家都不是特别理解。但我现在看来，也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年轻的时候人总有比较冲动的时刻。毕业的时候，我费了一番力气，在原子能研究院谋得了一份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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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州理工的日子

　　我原来的先生先到了密苏里大学，他给我寄了一些申请材料。其中包括密苏里大学和加州理工学院。密苏里大学先录取了我，所以我先去了密苏里大学，当时出来时I-20上用的是密苏里大学，按要求必须上完一个学期，所以我在密苏里上了一个暑期的课，然后转学到了加州理工学院。在加州理工的日子是从89年秋天开始的。

　　我想每个留学生都会清楚的记得第一次出国，离开父母的情景。89年4月19日，是我离开中国的日子，父母当时去机场为我送行，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飞机慢慢爬升，我鸟瞰上海，泪水不由在眼眶里打转。我要离开中国，去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了。我91年回了一次国，见到了父母、亲戚，那是很不一样的，生活过两年，再回到熟悉的环境就完全不一样了。

　　来到美国之后，我适应得比较快。在实验室里，刚开始对自己的自信心不是特别足，有些害羞，但一直按部就班的前进。我所在的研究小组，每周五会在一个西班牙风格的教工俱乐部吃饭。加州的天气特别好，大家喜欢坐在室外边吃边聊。除了工作之外，他们的话题海阔天空，比如棒球赛和最新的电影。刚开始我真的是一句话也插不上。因为说到球赛，我不懂规则和球星的名字；侃电影的话，我没有看过几部。如果说我到美国来之前的一些电影，那就更是一无所知了。但是这种局面很快就有了改观，我努力学习他们的文化，加上我的性格比较外向，所以很快就交了很多朋友，大家相处很舒服。

　　我做学生的时候别提有多开心了。社交生活丰富多彩：学校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经常在家举办聚会，也经常被别人请去参加聚会。开的聚会真是多的数不清（笑）。我还做过一年的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所以在当时加州理工那个社区里面，大家都认识我。我的朋友很多。朋友多的话你就会觉得生活比较有趣。

　　我现在常对学生说，做学生的日子是最开心的。有的时候你可能项目做得不好，有些沮丧。但是你再仔细想一想，其实你要做的事情是定义非常明确，目标非常清晰的。如果把研究继续深入的话，就会发现其实最难的事情往往是与如何确定题目。你到底要研究哪个方向。你要知道哪个方向的问题你很感兴趣，但同时也有做出来的可能。最后的一点，你要争取到研究经费，否则你有再好的想法也没法实施。

　　我第一个学期就是助研。低年级的研究生往往课程很重，通情达理的导师就不会对研究要求太高。我从来没有因为自己要上课就不做研究，我的研究进展得也不错。我当时选了一门“电动力学”，这门课每周要交三次作业，每次都是很多题目。我经常做作业做到两点，到了早晨六点就要爬起来。有的时候实在是起不来（笑）。现在想想，最紧张的可能就是到加州理工的第一个学期的第一个月，一个quarter过后（加州理工学期采用quarter制，暑假算作一个 quarter，平时还有三个quarter），对这一切就比较适应了。后来就没有觉得那么累。你看看那些文件夹（指着书橱里里面的文件夹），都是我在加州理工选课时记的笔记或是做的作业。应该说我选的课还是比较多的。

　　我读书的时候，从来不熬夜。因为我不相信熬夜。如果熬夜只有40%到50%的效率的话，那么我想还不如好好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效率会更高。

　　90年代初在加州理工学院的中国人就已经不少了。清华、科大、北大、复旦的人居多。那个时候，留学生们开始转到计算机和电子工程这样的专业是挺普遍的事。所以我刚到加州理工的时候，这也是我让我有些沮丧的事情。总有些中国学生会搞的聚会，碰到了新朋友，就会互相询问，你是哪个系的？我说我是物理系的，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你出来了，还干吗读物理呢？”

　　这样的话的确让我很沮丧。我记得很清楚有个复旦的李兆平，当年的CUSPEA获得了全国第一名。我去的时候，她刚刚准备要毕业。我印象特别深，在一个聚会上，我遇到了她。我就去请教她在物理系学习的一些经验。她一方面很欣赏我，另一方面却说“现在出来的人已经没有再向我请教有关物理的问题了，所以你这样问我，让我倒是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李兆平和她先生现在在英国名校任教授。

　　别人给我的信息让我很是苦恼和迷惘。我就花了一些时间来仔细想想自己将来的道路，其中最核心的两个问题是：自己究竟要学什么？毕业之后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我是这样想的：如果我现在想学什么都可以，甚至去学电影；既不用担心导师会不高兴，也不用担心其他学校的或是其他专业的导师没有钱来支持我。那么我会学什么呢？提一句：加州理工也有文科（笑）。我想到了最后，我还是要学物理，因为我很喜欢她。既然要学物理的话，那么什么物理都可以，天体物理、固体物理、粒子物理，显然核物理还是我的“老本行”。我同时还会想如果我真的学了别的科目，将来毕业之后会去做哪方面的的事情。想清楚了之后，我就觉得物理还是我最喜欢，也是最适合自己的。所以后来一些学生遇到了迷茫，我会和他们说，迷茫都是再正常不过的。有的人会迷茫很长一段时间，这就不幸了，因为迷茫会对你的成长有一些耽误。博士毕业出来，又是很多人要迷茫了，究竟是继续做学术，还是到工业界去打拼，还是转行再读个什么？我前面花了时间想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不会去工业界。所以我毕业时想都没有想过要去工业界。这不是说我对工业界有任何偏见，但是不适合我。所以我非常明确，先做博士后，再去找教职。

　　在加州理工三年级的时候，发生了轰动全美的中国留学生卢刚杀人事件。这个事情当时对留学生震撼特别大。另外一个学生更受导师的器重，卢刚就想不通。我觉得从这件事情中，我们可以学到：如果单纯地把人才定义为智商高那就太狭隘了。情商很多时候更加重要，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要善于把握心理平衡。遇到这样的问题，你自己要想清楚。别人可能就是比你做的出色。有的学生甚至想，导师就是对他好，不对我好。这是一种没有长大的表现。中国以前的教育有些偏差。如果有的地方，好学生比较少，所以老师就特别娇惯。出了什么错，那么一定是别人的问题。这个学生成绩这么好，怎么会是他的错呢？这些是对于成长非常不利的做法。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妈妈经常对我说：成绩好是应该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工作就是在读书。如果你读不好书，这就好比我在上班，却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一样。妈妈一直和我强调独立生活能力。她对这方面看得很重：比如如何和长辈打交道，待人接物是不是很有礼貌。所以我从小就注意观察父母是如何与亲戚朋友打交道的，当别人有了困难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去帮助别人。他怎么对待长辈的。我的父母就是那种别人对他们一份好，他们起码要回两分；别人有五分好，他们就要回赠十分的那种。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让我从小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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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舐犊情深

　　我的儿子Calvin是92年出生的。那是我在加州理工学院第四年开始的时候，9月份开学，10月份Calvin就出生了。第二年的时候，我把所有的博士资格考试都通过了，所以生孩子的时候也是我做博士论文最关键的时刻。我在生孩子的前一天下午还在实验室做到五六点。当时我是做极化靶，要准备四到五个低压的极化靶。要测量好然后运到麻省理工学院。当时有一个博士后提出来，在飞机运输的过程中，可能激化靶会承受不了飞机上的压强的变化。所以有个技术问题我要解决，我用一种方法在反复测试。我当时问Bob，你能不能帮我把最后一个试验完成。我可以给你示范一下怎么做。我说，剩下的几个样品，我明天再给你示范一下。你明天几点能来？他反问我，你几点能来？我说，大概八点到九点之间能到。他说，那好，我也差不多那个时候来。结果晚上回了家，大概11点左右，我就感觉要分娩了。1点多钟到了医院，Calvin6点22分出生了。Calvin生出来之后，我就在想，早上还和导师约好了要去做实验呢，怎么办呢？于是我就给系里面的秘书打了个电话，说：“你和Bob说一下，我今天去不了了，Calvin已经出生了，我现在在医院”。Bob过了很多年，还常和别人说起这段故事。

　　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上午10点多钟，一个非常漂亮的大花篮就被送到了我的病房。那是我们实验室的同事们送过来的。他们对我一直都非常支持。在孩子就要出生之前，他们为我举行了baby shower（为即将出生的婴儿举行的送礼聚会）。我那个时候也不太懂baby shower。我们实验室的人背着我筹集一些钱，送了我很多很多礼物，让我特别感动。Calvin满月的时候，我开了两个聚会。第一天请中国朋友，我当时那个两居室的公寓里来了四五十个人。第二天请来了我们实验室的人。那些食物也着实让我忙活了一阵。

　　初为人母，感受非常强烈。以前看到小孩子，是一种礼貌性的喜欢。总是觉得自己的学习和事业是最重要的。等到Calvin出生之后，我就知道了自己非常喜欢小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每个母亲都偏爱自己的孩子。Calvin非常懂事，我想每个见过他的大人都会有同感；他同时也会体贴人。我觉得欣慰的是：他越来越珍惜这个事实——他的母亲是一位物理学家，一位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以前他小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妈妈是个科学家”这句话听起来不错。等他上中学之后，科学方面的东西接触得越来越多，数学上的计算也越来越难。他遇到难题，会和我交流。如果我不出差，他很放心，因为我可以和他一起讨论问题。我平时也尽可能地把东西方的文化结合起来，与他进行平等的交流。所以我既是他的妈妈，同时也是他的朋友。对于孩子将来希望做什么，我努力不干涉孩子的决定。我让他尝试不同的东西，如果是他喜欢的，我就鼓励他坚持下去。他各方面做的不错。

　　我和他有一些很愉快的经历。说出来可能都有点让人难以置信。我在MIT第二年，有个本科生和我做了一个学期的研究，可是什么也没有做出来。我觉得我应该和这个学生讲一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思来想去，我觉得还是要和这个人说出来。我和她说完之后，她果然很不高兴，学生当然都希望老师说一些好听的话。这个事情过了，我也挺压抑，就和儿子说：“这个事情妈妈肯定要和她说，但是为什么真的讲过了，我却仍然高兴不起来？”当时Calvin 6岁，才上一年级。他说：“妈妈你看，这件事情有两方面：好的一方面是学生可以改进；不好的一方面呢，她有自己的感受，你不管用什么方式说都会伤害她的感受。”我当时很佩服，6岁的小孩能懂这样的道理，真不简单。Calvin喜欢看电影，我就尽量抽时间陪他去看电影。他小的时候，喜欢看卡通，而我不是特别喜欢。他现在大了，我们可以找到两个人都喜欢的电影。即使找不到，也可以他去看他喜欢的电影，我看我喜欢的。

　　我和Calvin关系非常融洽。有的时候我会这样想，过若干年之后，我回过头来看，不会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多发表五篇文章？但若是Calvin成长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麻烦，我就会想：我当时为什么要发表那五篇文章而不多花一点时间在Calvin身上？所以说，儿子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如果他有什么重要事情的话，我肯定是尽量满足他。前段时间我要参加一个重要的学术会议，可是他当时学校里面有个演讲。他问我：“妈妈，你那个时候会不会出差？”我说刚好不在，然后他就很沮丧。说：“这是我非常重要的一次讲演”。我就感到特别内疚，和大会的主席联系了之后，把自己的行程作了修改。我的学术演讲之后，立刻就飞回来了。那天晚上Calvin的表现特别棒，25分钟的演讲之后，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也是镇定自若，让我感到由衷的自豪。

　　九、尾声

　　最后结尾的时候，再提提季向东教授。大家都应该有他这样的好朋友。89年他从美国打电话告诉我被加州理工学院录取的好消息，06年他介绍我认识了我的“准先生”美国马里兰大学数学系的刘建国教授。我们准备在今年8月共结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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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五、导师与同学

　　再来谈谈我在加州理工的导师Bob。Bob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当初选择他作为导师也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经历。当时我被加州理工录取，有好几个教授都比较希望我能够加入他们的研究小组。有个教授还特别找了个中国博士后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这个博士后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理论物理学家季向东教授，他当时在加州理工作博士后研究。后来那个教授还专门给我写信，希望我能够对他的研究感兴趣。还有一个老教授也给我写信，希望我能够跟着他做。我当时看了加州理工的物理系教授花名册，Bob的相片是他刚到Caltech时照的，他头发留得很长，妈妈到现在还对长发没有好感。我妈说，你应该跟这个老教授。

　　到了加州理工之后，我和Bob第一次聊，他说到了自己的研究课题——用极化氦三气体靶来研究中子的结构，神采飞扬。我对极化物理不是特别懂，只是说了自己将来要做极化方面的研究，Bob说了极化氦三靶，是中子的近似靶。我听了以后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入境。Bob的聪明不光体现在物理上，他还很会察言观色。他看到我如此入神，立刻就说：“海燕，看起来你非常感兴趣，让我们就去和秘书谈谈吧！”他马上就带着我去找秘书，意思就是我马上就要跟他做学生了。我当时愿意和他做，但是我也很担心，我是从中国来的，中国特别讲究先和后的关系。比如说有两个教授先和你联系，那么你就应该先给他们一个答复。至少我觉得我当时应该和所有的教授都聊上一遍，再决定我究竟应该跟哪个教授。Bob当时就和我定了，我和后面的教授还怎么有一个谈法呢？

　　偏偏凑巧的是，Bob和那个极力希望我加盟的教授在一个大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觉得对不起那个教授。这种心态一直存在，我离开加州理工后，这种内疚的心态才逐渐消失。当然，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的选择。

　　Bob对我的影响主要有三点。第一是他对我做的研究，一直给予很大的自主权和发挥的空间。他放心大胆地让我去做。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对待自己的学生一直采用的方法。当然对于个别遇到困难的学生，我会更多的关注。一般情况下，我还是很放心大胆的让学生去做。第二点，我的导师，他的大门总是向我敞开。你遇到任何问题和他讨论，只要他不出差，不教课，随时随地我可以和他交流。把我的想法和他讨论。

　　第三点是Bob的物理直觉让我特别佩服。当时就觉得，哇！他为什么这么厉害？！现在想起来，直觉和经验有很大的关系。准确地说，所谓直觉更多是长期从事某项工作的研究，带来的经验的积累。因为你谙熟这项游戏的规则，并且知道哪些问题是最重要的。比如说一次，他让我去做一个模拟，当我把模拟的结果拿给他看的时候，他略加思索，告诉我这个结果可能是有一个2倍的误差。我将信将疑，他就拿出一张纸，来给我估算了一下。我回去后仔细一检查，果然犯了一个错误，漏掉了一个系数。把这个条件修正之后，就和他的估测很接近了。时间久了，我就明白。当然我的导师是公认的核物理界的权威。

　　Bob对我一直非常支持。我在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做实验时，孩子生病了，我想飞回加州照看他。Bob二话没说，就打电话让秘书给我买机票。我当时非常感激他的支持和体贴。当自己做了教授，开始管理研究经费时，这种感激是更加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遇到自己的经费不足的时候，我就会时常想起当年孩子生病，导师买机票的事，看起来很小，其实不是特别容易做到。另外Bob的性格也很风趣，非常开朗。

　　我在研究生院的时候，还有两个人对我影响特别大。一个是Cathleen Jones，是我师姐。她是个非常要强、独立的女性。遇到困难不灰心，仔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案。同时她又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她喜欢跳舞，喜欢烹饪。另外一个是Besty Beise。她对我的影响更多的是怎么做人方面。比如说一个大型实验里面，有来自不同学校，各种各样的人。那么你如何与别人和睦相处，共同达到这个目标。我还和两个博士后合作的非常愉快。一个是Wolfgang Lorenzon。如果他的肚子饿了，他会发火；如果我的肚子饿了，我也会发火。另一个是Tom Gentile，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实验物理学家。当然我从其他人身上也学到很多东西，但是这四位应该说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我在加州理工的这四年半算是和他们都有重叠。

　　我在研究生院四年级的时候，得过一个奖。那是西南四省的Ou You-Yi奖学金。这个奖每年发给一位访问学者，一位研究生。当时导师和Betsy给写了推荐信。拿到奖学金之后，我买了自己的第一台电脑。毕业答辩进行得很顺利。原定2个小时左右的过程，到了50分钟就结束了。我记得一个现在已经过世了的做中微子的老教授，问了我一句话，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意思就是说，我接下来会怎么做。其他教授也问了一些问题。

　　加州理工学院毕业之后，我就去了伊利诺伊大学香滨学校(UIUC)。导师是Roy Holt，他得到了05年美国物理学会核物理的Bonner Prize，吴健雄女士也是此奖的得主。从他那里，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如何去选择好的题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Roy特别会用人，这也是我在不断学习的。Roy常说的一句话是：在一个大的公司或是机构里面，如果一个人在A这个位置上做不好，你不妨让他去尝试B位置，而不要立刻就把他炒鱿鱼。他的意思是，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知人善任，根据下属各自的才能安排不同的位置。而不说做不好我就开除你。另外他自己特别喜欢看一些讨论领导才能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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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麻省理工学院和杜克大学执掌教鞭

　　两年博士后的日子转瞬即逝，我受聘来到了阿贡国家实验室。当时还拿到了一个学校的教职，我选择阿贡是因为它核物理研究的水平是第一流的，核物理方面的知名教授大部分与阿贡都有一些联系。比如Bob就在阿贡做过博士后研究。从我导师的小组里面前前后后毕业的学生在阿贡的有很多。96年8月1日我开始上班。到了秋季麻省理工学院(MIT)就开始有教授的空缺位置。我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开始申请。

　　当时竞争这个教授职位还是很激烈的。最后范围主要集中在三个候选人：一个是我，一个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助理教授，一个是欧洲CERN过来的女科学家。在 MIT的时候，我给了一个演讲。当时心态比较放松，不是特别有压力。主要还是因为我在阿贡已经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所以对这次面试看得不是特别重。而且在 MIT的那些教授，通过种种途径，我都已经或多或少的认识了。比如说有个教授是Beise的导师，通过Beise，我就已经听到过他的很多故事了，我的大师兄Richard Milner已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还有教授在不同的会议上也都见过。这些相互的联系使得我获益匪浅。

　　差不多到了97年3月份，我知道自己拿到了这份工作。97年秋季就来到了波士顿。在MIT，最大的一个转变是开始要教书。我觉得刚开始压力比较大主要和教学有关系。因为自己知道和去讲给别人听是两回事。只有当你去讲给别人听的时候，才意识自己原来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比较肤浅的。这些年我一直觉得教课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事情。自己看得很重，也投入了很多时间。

　　研究方面也是个不小的转变。以前在阿贡，我是一个小组的项目负责人，这个小组已经有两三个博士后，所以在人员配置方面不用我操心。到了MIT之后，我要白手起家。招学生是个很大的挑战。尤其对于一个刚开始学术生涯的年轻教授来说，如何吸引学生到你的组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中国学生选择导师时往往有这样的想法：我要找一个有名的，事业比较成功的教授。我那么年轻，没有什么经验，所以挺担心的。MIT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她的体制是鼓励学生去找研究工作更加活跃的教授。年轻教授往往就比较活跃。所以我很快发现自己做得不错。我在MIT一共五年时间，在第四年的时候，就已经带了7个博士生了。用任何一种标准来衡量，都算是很出色的。

　　这里面老教授对我的支持不可或缺。你想，光是招来了7个学生，在经济方面如何支持他们？当时我们组里面，有5位资深教授，我的资格最浅。而整个大组里面，从整个国家能源部给的资金来说，我使用最多。

　　我觉得在大学里面做教授和在国家实验室作研究人员还是很不一样的，在大学里面，你既是研究人员，还是老师，同时还是一个管理者。管理自己的人员，管理经费——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个会计师。在MIT这点感觉不是特别深，到了Duke以后，自己理财更多了。可能也是我是独立的实验室管理人员了，人员也不少。所以你还需要有经济方面的头脑来管理好整个研究基金。

　　我一直比较佩服的人是学术上作的很好，同时为人也很谦虚的人。这是我很看重的。在MIT物理系，一个教授是我去之前得了诺贝尔奖，一个教授是我在的时候拿了诺贝尔奖，后来我走了之后，还有一位教授拿了诺贝尔奖。他们都非常平易近人。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些同事们有怎样的自大的心态。他们总是用很平和的心态与别人相处，所以也就赢得了别人的尊重。你和他们相处时，你想的更多的是，他们是我的同事，而不去想他们获了诺贝尔奖。起码我自己没有这样的心态。亚洲的文化在很多时候喜欢把人给神话。我觉得对于诺贝尔奖获得者，“佩服”是一个比较准确的词，但是没有必要去盲目崇拜。当然也可能是因为美国的诺贝尔奖很多吧。

　　来详细谈谈在MIT教书，和学生打交道的经历吧。在MIT，我没有遇到什么学生让我特别惊讶。或许可能也是我教的时间不够长。不仅没有发现，我发现学生在数学和物理方面的基础层次不齐。有很好的学生，但是总的来说，我很惊讶他们普遍的基础很薄弱。我教过大一的物理，我当时都不能想象，为什么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数学底子这个样子。

　　我觉得要是说基本功的训练。国内名牌大学的训练绝对远超过美国名牌大学学生的底子。总的来说，美国高中的教育是有很多问题的，但是四年的大学，能够在水平层次不齐的人中，培养出那么多优秀人才，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美国的高等教育毫无质疑在全球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我觉得这种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给学生充分的自由度来发挥的做法尤其值得我们学习。也许用传统的观念来看，有的学生不是一个好学生，他总是有很多题目做不出来，他考试的成绩总是平平，但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他有没有自己的想法？他能不能根据自己的想法，结合自己的长处，去脚踏实地地做一些事情？

　　我来杜克的第一年，教物理181课程——理论力学。感觉简直就是棒极了！这个班的学生非常与众不同。第一，当时一般是大二的学生来上这门课，结果很多学生一年级就来上了。第二，好几个学生都是双专业或是三专业的。既修数学，又修物理、化学、计算机等等。这些学生不仅成绩好，而且还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 Billy Hwang就是最优秀的人（注：2005年罗兹奖学金得主，现就读于牛津大学）。这门课算是物理系的专业课，就是说选这门课的学生基本上都会成为物理专业的学生，我总的感觉这些学生比我在MIT看到的学生要好很多，这让我特别惊讶。我和他们相处得也非常愉快。后来我发现，那一年比较反常，因为好学生特别集中。这门课第二年、第三年我又教了两次，发现水平就没有第一年那么好了。总的来说，我觉得杜克的物理系本科生水平不比MIT的差。

　　再来说说招学生吧。我觉得学生的兴趣和基础要并重。如果一个学生说，我非常喜欢物理，但是我从来没有上过物理系的课，如果让我招这个学生，这就比较冒险。有了兴趣和基础之后，我就要看这个学生是不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要看他（她）有没有做过一些研究。做过研究的话，就要看他的老师对他的评价。所以推荐信在过了基本线之后就看得很重。对我个人来说，我比较看重这个学生是不是喜欢物理，是不是执著，同时是不是愿意坚持不懈、脚踏实地的做事。我觉得到了杜克也好，到了MIT也好，学生的智商不会差很多。接下来为什么有的学生做的很好？我觉得很大程度上就在于这个学生是不是喜欢他（她）做的事情。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如果不喜欢你做的事情，加之这个事情又不是那么容易做，花的时间也长——通常是五六年，那是很苦的一件事，你不喜欢肯定也做不好。所以我比较注意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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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奋斗在美国

　　我觉得种族不是一个问题，人的性格和心态最为重要。人们常说，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你不能否认，在人生一定的时间，会有好的机遇出现，碰到很好的人，正好在那个时候，这个事情非常重要，你也介入进去了。我觉得从我自己个人来说，一方面，我的性格比较随和，我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不会带着一个框框去想，我是亚裔。就像林黛玉进了贾府，“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多走一步路”。自己就带着框框去做事，我觉得这种态度是消极的。再仔细想一想，在中国，你难道就不会遇到这些问题吗？当然我自己很努力，很喜欢自己做的事情。我跟着的导师都是在领域中顶尖的教授。我算是比较顺利，比较幸运。

　　中国的教育中值得改进的一些地方。第一，你要和别人进行平等的交流。中国学生很多时候会说，导师列出了12345共五点，我明明知道第二点是不对的，但就是不说。而在美国你如果和导师讨论，导师会问，你觉得这个想法怎么样？你如果指出了不足，导师不但不会生气，相反会对你刮目相看。第二，语言表达能力非常重要。即使你做了再多的事情，如果不会表达，那么别人还是不知道你做了什么。很多人在事业上受到挫折的话，我想与这不无关系。有的人很谦虚，说我做了十分的工作，讲个七、八分的话，别人会不会认为我不谦虚了？如果讲了十分，更是觉得我怎么可以这样？我中学、大学的老师都不是这么教育我的。可美国人不是这样，他（她）做了什么，他（她）会讲的很清楚，这样别人就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只要你讲的都是实话，你为什么不讲？为什么不呢？

　　在美国奋斗，说白了，我觉得还是归结到一个字“闯”。人如果有敢闯的劲头，加上喜欢你自己做的东西，就一定可以很出色。碰到挫折的时候，要有比较乐观的心态。不要遇到困难，就想到我是中国来的。大部分情况下与你是中国人，是亚裔没有关系。

　　再说一点作为一个女性的想法。我在中国长大。以前就听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我的理解一直是：把天平分两半，男人顶一半，女人顶一半。大家一样重要。所以我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在清华上课的时候，女老师不比男老师少。虽然女学生少了点――我们这届100个学生，只有13个女生。但是有个有趣的现象。那个时候，80年进校是0字班，然后是1字班，到我是4字班，每一年全系学习最好的都是女生。所以我没有专门的一个“女性”概念。

　　到了美国之后，别人开始给我灌输这个概念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物理学家，我从来没有专门去想自己是个女性物理学家。通过交流，我能够从别人的经历中，得知这可能是个问题。当然我觉得美国这个社会很有趣。你去看任何一个文件，都说男女要平等。但是真正到了具体的事情上来说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一个女性如果要工作的话，有没有很好的托儿所，有没有好的产假，这是起码的衡量标准。就是全球顶尖的MIT，它这种托儿所也是近几年才开始有的。你知道中国任何一个大型的国有企业，都是有托儿所的。

　　现在很多中国家庭开始雇佣各种钟点工。而在美国，一般的中产阶级都承受不起。所以很多家庭算来算去，觉得一个人不去上班比较好。我觉得，作为女人来讲，我虽然从来没有专门去想我是一个女性，但遇到的困难也是很多的。经常要出差，孩子怎么办？平心而论，做个单身妈妈，还是比较不容易的。我比较幸运是因为父母对我有120%的支持。父母的大力支持和儿子的善解人意，是我坚实的后方。

　　从中国到美国，经历了不少顶尖大学。站在不同的位置来看别有一番感受。总的来说，美国的大学对本科生非常好。因为本科生是从18到22岁，还没有成年，所以需要的关怀更多一点。从东方的文化来说，如果家里面有几个孩子，你总是对小的更关心一点。关于学校的设施，我有一段有趣的经历。我在MIT开始做老师的时候，那时候已经是97年了。第一年期末大考，考场被设在体育馆。三个不同科目的考试同时进行。有十多个教授在监考。开始暖气开的非常足，大家热得受不了，拼命脱衣服；然后温度往下调，大家又冷得受不了，把脱下的衣服一件一件穿起来。我当时就想：学生来这么好的学校读书，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在考试的时候，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在中国，我84年上清华，那时候就有第三教学楼，简称三教。我觉得各种设施非常先进。到了十几年之后，在麻省理工学院却没有非常好的教学楼，这是让我比较惊讶的。

　　比起清华和MIT来，加州理工学院特别小，但是非常美丽。本科生和研究生各八百人左右。每座大楼之间都非常近，上课很方便，我也没有意识到课堂会是一个问题。在加州理工的时候，我感觉比较忙，但是忙中还有一份悠闲，保持一份从容的心态。到了MIT之后，可能是北方，冬天特别冷，而且也长，从家里到学校，花在交通上的时间也相对多一点。所以一直感觉时间紧张。学校的环境也给我一种工厂的感觉。

　　我担任教职就在MIT和杜克。杜克的物理系相对比较小，教授们相互之间更加熟悉。我来了杜克不久，就和系里面所有教授都见过面了。而在MIT，它的物理系规模是杜克的两到三倍。MIT物理系在整个学校是分散开的，所以有的教授在别的楼里，加之开会时，也不是每个人都会来，所以我在那里呆了五年，还有不少教授从来没有见过。

　　来谈谈国内现在物理学的发展。总的来说，国内现在的物理学的研究发展很快。一方面一些当年就在国内读的博士现在已经逐渐成长起来，成为了国内各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或是大学的教授。还有一批优秀的在海外拿的博士，回国之后进入国内各研究机构。有这样两批人相互协作，就大大促进了国内研究水平的进展。再加上一批老教授，所以整个规模是比较好的。但是有个现象我也注意到了，由于以前失去了一些时间，大家比较迫切的希望早点出成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光有心气是好的，还需要有耐心。每次回国我都能看到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但还是有一些比较浮躁的情绪。一方面是由于竞争的压力，另一方面或多或少也有一些走捷径的想法。

　　国内的物理系一般规模比国外要大很多。就算规模最大的马里兰大学也没有这么大。清华现在也在尝试终身教授制。这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终身教授当然只能对刚招的年轻教授，不可能适用于老教授。清华这几年从国外招了一批高质量的人才。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从国外回清华任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还要说一说如何培养青少年对科学的热爱。我觉得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大环境，二是家庭的小环境。在中国，父母一般被称为家长。每个家长都爱自己的孩子，但是对于孩子自己喜欢的东西究竟关心多少就是一个问题了。很多家长希望孩子学习什么，而不是从孩子内心真正喜欢的东西着手。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为什么学法律的人远多于学物理的人？我觉得还是看社会的寻求与经济基础决定的。等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大学生选专业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兴趣。美国学生选择物理为专业，就是因为喜欢物理。他不会考虑究竟钱赚的多还是赚的少。中国发展到一定时候，整个社会就会更加注重精神方面的东西。我觉得那一天不会很久。

丁香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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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eZero

好东西，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