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宪铎
大家好，很高兴到武大谈谈我的40多年的教育经验。香港科技大学14岁了，她是中国教育史上唯一全由中国留学生创办，唯一一家留学生携手把世界一流大学文化带到一个校园，唯一把中西差距放在一个校园，中国教育史上唯一一个政府拿20亿美金创办而不干涉一次的大学。她很有自由的风格. 我觉得大学需要做三件事：第一，要面对世界、面对国家；第二，要具有这样学生。好的教授就如同一流的队员才有一流的球队。同时，大学存在的根本在于学生，而国内有些大学缺少为学生考虑的观念，建了很多房子、实验室，但居然没有学生浴室！ 所以，高等教育的改革，首先要从观念开始。我在山东住了10年，在美国住了30年，还在其他国家住过，我没读过小学，中学，我做过学徒，做过斗争学生，做过乞丐，我睡过马路，也睡过总统套房.我的经历很复杂，我对很多事的感受也不一样。大禹治水功不可没，但他三不回家，一定是家里有他不想见的人。我到中国某饭店吃饭，要毛巾，服务员要我等一下，而在美国，服务员会说我马上来。他们以客为主，这就是观念的不同，观念的改革非常重要。1987年我做系主任时的两个基本观念是：一，让别人觉得你看得起他，二，让你找的人知道你爱他。 改革就要确立面向世界的观念。香港科技大学排在清华之后，北大之前某些班排世界第九。这是因为我们有高水准的教授。我请第一批人时，都为美国中上等大学的教授。他们有共同的概念，这定位了科大的水准-----美国中上等大学。 其次就是要以人为本, 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聘请一流人才，并且让他们快乐），我对科大最大的贡献，就是请了四个院长都比我强。请人要像诸葛亮三顾茅庐，要站在教授的立场讲价。一个刚请来的教授，我每星期带他去吃一次红烧牛肉面，这是他最爱吃的，每星期带他去理一次发，因为他是那种书呆子型的人。后来他很感激我，因为我给了他精神上的帮助。很多很感人的事都是一些小事。一个大学要干好，就要找好人，请他追求他。要改革提高水准就要请人更要改变请人的观念。 人文学院院长丁邦新的聘请就费了很多的周折。丁邦新当时已经功成名就，我几次三番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身为中国人，假使要为生你的这块土地 做贡献，科大是你最好的也是最终的选择”这段话深深地打动了他。但丁教授还有“三不”原则：不申请，不请人写推荐信、不面试，前两条还好说，但不面试的确费周折，不过这也难不倒我，我就请出全部遴选委员会委员和另外几个候选者，相见寒暄之后，便共进晚餐，终于聘请来了丁教授。从此科大的文学院跨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可以说和中文大学比起来是最好的。 请来了更要留住人才。我听过一个故事，某个部门负责人每天上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到每个实验室去，对每个人说一声：“I LOVE YOU！”（笑声）听起来也许好笑，但你不得不承认，人可以拒绝金钱和权势，然而没有人可以拒绝爱！ 以人为本，又怎样体现公平呢？这就需要游戏规则。科大有今天靠的是人，0没有别的技巧。我们的教授都是合同制，三年合同，没有铁饭碗。这样请错了人至少三年后可以让他走。好的可以续约。我们第一次把竞争的机制带到了香港。因为没有压力时，橘子永远不会变为橘子树。我们还要组织一个竞选委员会，目标是保持水准，严格要求。我们“不开后门，前门也只开一点点”。没有任何一个人找我说情，因为我自己也不靠任何人，廉政公署也说我们最严格。也有人说我们冷血，其实我很善良，我只是希望我作的每一件是让人觉得我是站在学校的立场. 在1989年香港要创办科技大学时，我担任了美国马里兰大学农业生物工程中心主任，这是一个专门为我而设的职务，自主而且高薪。因此当我要回香港时，家里人都投了反对票。当初我应征科大的副校长时，最后还有三个强劲的竞争对手。面对遴选委员的提问，我说：“假如你们找的是一位鼎鼎大名的科学家，我不是；假如你们找的是一位既有行政经验又有学术信誉的人，我相信能胜过80%的应征者；假如你们找的是既有学术行政经验，又有学术成就，还懂得为人处事的人，我相信能胜过95%的应征者。”有些中文的教授指责我们搞行政工作的人铁石心肠，面对一个人的痛哭流涕也不心软，但如果解决这个人的问题而不会带来一百个人的问题，那我绝对可以做。在行政岗位上，需要有一个“游戏规则”，我的心地也是善良的，但当我必须做出决定时，我就得有个立场，站在学校的立场。 孔宪铎简历：
1935年生于山东，孔子第73代后裔。获中国台湾中兴大学农学士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兴大学助教，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员，马里兰大学教授、代理系主任、副院长、代理副校长，香港科技大学理学院院长及学术副校长等职。主要研究领域为植物生物枝术，著有英文论文120多篇，编著英文专业书籍14册，中文著作有《背水一战》、《谁来养活中国》、《真人直话》、《快人快语》、《我的科大十年》、《走向成功之路》等。 | 
